作者：王祥伍 华夏基石集团首席企业文化专家
来源：《洞察-华夏基石管理评论》
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那些不确定因素，而是过分夸大不确定性，否定经验，提倡不断变革，患了“焦虑症”和“变革多动症”。
“不确定”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词，只不过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不确定性开始增加。
欧洲的查尔斯·汉迪就是是专门讲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末他出了《非理性的年代》、《变动的年代》一系列讲时代不确性的书。近几年，“不确定性”再次成为热词，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互联网技术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讲的“不确定性”，我的理解是从人类的需求角度来讲的，是指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大工业化产品、同质化的需求为主，之后需求就开始向个性化、时尚化转变，相较于大工业时期的同质化大规模需求，市场环境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多变。
所以最早的不确定性是指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近几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冲击和影响原有的技术秩序，带来的新的一些不确定性。这是我对“不确定”这个名词的理解。
回到今天的论题：“不确定的时代，是否意味着经验的终结？”如果我们要判断经验是否已经终结，首先要判断不确定时代究竟有多少不确定的。
很多人把“不确定时代”看作是一切皆变，所有东西都在变，没有什么可以确定的。但实际上这个时代跟以往时代相比，我认为大部分还是确定的。
这个时代跟以前相比大部分东西还是没变的，但有一些东西确实变了。
第一，市场变了。与二、三十年前市场相比较，今天中国的市场确实变得更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以前是大规模的同质化需求，现在产能过剩；中国进入中产时代，需求开始个性化、时尚化，对品质的要求更高，这是一个明显的特点。
第二，互联网技术因素。互联网技术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方式，人类学习和接受信息的方式确确实实在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的人变了。企业的主流人群从原来的“50后”、“60后”、“70后”逐渐地变为“80后”、“90后”、“00后”。
这三个因素对企业管理来讲是影响比较大的因素。除了这三个因素还有什么更大的变化吗？真正值得讨论的大的变化似乎并不是太多。这说明一点：实际上“不确定性”是可以界定的，并不是漫无边界、深不可测的。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那些不确定因素，而是过分夸大不确定性，否定经验，提倡不断变革，患了“焦虑症”和“变革多动症”。
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曾讲到变革创新与秩序的关系，他提出“不盲目创新”，“对变革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等观点。文中写到，“我们有些员工，交给他一件事，他能干出十件事来，这种创新就不需要，是无能的表现。这是制造垃圾，这类员工要降低使用。
所以今年有很多变革项目，但每个变革项目都要以贡献率来考核。既要实现高速增长，又要同时展开各项管理变革”，“各级干部要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要热烈而镇定，紧张而有秩序。”“‘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做任何小事情都要小心谨慎，不要随意把流程破坏了，发生连锁错误。”
我理解任正非讲的就是如何处理企业稳定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关系。没有稳定就没有效率。几万人、几十万人的企业如果大家都在搞创新，没有稳定流程、组织、分工、考核，这个企业肯定一团糟，没有一点儿效率。但是太稳定、太僵化，没有变革肯定也有问题。所以要把握好稳定和创新之间的度：“要热烈而镇定，紧张而有秩序。”
这个时代确实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如市场因素、互联网因素、员工队伍因素，这些重要因素的不确定性增大，会牵扯到企业的战略、组织相应地要发生变化。如以往企业普遍会进行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追求规模效应，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战略方面要选择归核，聚焦主业务，非核心的业务通过外部合作等方式开展等。企业的组织也会因为上述三个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而进行相应地变革，比如从过去的集中式权威到分布式权威，组织架构从金字塔式的科层制向扁平化、集约化变革等。
越是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要能够清晰地判断确定的因素。不能说这个世界全变了，全乱套了，只有不断地变革才会有前途，你得看清楚，谋定而后动。
其实这个世界大部分还是有秩序的，相对来讲，我们大部分的经验，特别是很多管理理念层面的经验还是管用的。像我们所学习的华为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这些理念我仍然在互联网时代、在未来仍然是管用的。在实践中探索提炼出来的这些管理理念永远不会变，只是在策略层面、组织方式、人力资源机制等方面，随着时代变化会有一些改变。
最后强调一下，在不确定的时代要能够确定性的判断不确定因素，再寻找应对的策略，不能把变化绝对化、泛化、夸大化，避免“多动症”；找到变化当中不变的、相对稳定的规律，就在相对不确定的时代中找到了制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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