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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观点|谢宇:中国研究不能过于强调特殊性,社科研究方法依然具有共性

编saying:

中国社会有哪些问题值得探究?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如何影响世界?日前,《心理新青年》专访了社会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文汇讲堂第97期嘉宾)。他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相比自然科学的研究更加迫切。做中国研究一方面和西方社科研究有共性,一方面又有其特殊性,但不能过于强调特殊性。此外,在社会学家的长期关注和探究外,心理学家应当与之互补,进一步丰富充实对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探索。讲堂今作分享。


社会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做客第97期文汇讲堂,主讲《中国社会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容纳更多不同背景的科学家能促进学术良性发展


您一直关注女性群体和性别问题。对于中国女性群体,工作家庭平衡以及女性地位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尤为突出。基于您的研究和思考,您想对我们国内的同胞们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女性群体说些什么?


谢宇:社会需要分工,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但反过来讲,学术要健康发展,也需要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参与,尤其对社会科学而言。来自不同背景的科学家,能够带来新的看问题的角度。比如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小时候家庭环境是贫困还是富裕。这些不同的身份和经历赋予了科学家不同的训练背景,而来自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则会有不一样的特长和合作风格,从而给研究团队带来不一样的发现。


美国学者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认为,美国IT公司之所以发展迅猛,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移民的群体结构。不同的人在一起,能够产生不一样的思维碰撞,带来了更多新的可能性。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更是这样,因为社会科学的多样性更强。比如和中国相关的命题,常常是国内的人有一套看法,国外的人有另一套看法;研究女性问题,男性和女性的看法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容纳更多不同背景的科学家能促进学术良性发展,一方面因为吸引了更多人才到学术界,另一方面因为不同背景的学者可以增加观点的多样性。所以从学术角度来讲,需要更多女性参与科学事业。


从女性的地位角度来讲,传统的性别不平等体现在职业上的隔离,比如女性从事的工作相对低等,男性从事的工作相对高等。所以女性要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平等,就应该在社会地位较高的、有创造性的领域有所成就。因此,为了降低性别不平等,女性不仅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应当有更加多元的职业选择,例如进入科研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总结一下,科学事业需要女性加入,女性也应该具有从事科学事业的选择权。


从学术角度来讲,需要更多女性参与科学事业


关于男女的事业不平等,已有文献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反馈机制。成功女性对下一代的女性有示范作用,因此下一代中可能出现更多成功女性,这是个良性循环。


现在女性在社会科学里的成就总体而言不如男性,但相比五十年前、一百年前女性在科学研究里的地位已经上升了很多,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并且,现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里也有不少表现优异的女性,所以趋势已经在改变。当然男女平等问题不只涉及女性,更多问题其实在于社会大众的理解和认识。不少研究表明,推动男女平等需要男性和女性精诚合作而不是对立对抗。


讲逻辑、讲证据、理论化,这一套研究规范都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社会


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应当如何真正做到立足中国,影响世界?


谢宇: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不同国家的人之间的相同之处,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的不同之处。


首先,一名学者应当对于一个学科的主流领域要有贡献,而不只是对中国做出贡献。中国研究可以提供一个情境、一个场所、一个案例。我们应该意识到,读者感兴趣的是整个学科,他们会关注研究对学科本身是否有所推进。西方对中国了解甚少,因此有关中国的研究可以消除很多先入为主的学科成见。所以基于整体学科视角,中国研究是有价值的。


其次,任何学术研究都要基于证据。不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便认为我们必然比外国人更加理解中国,不需要证据支持就可以做中国研究,这种态度是不负责任的。不同的中国人看法可能不尽相同,所以基于实证依据的科学态度十分重要。而且证据应该是严谨的,由适当的方法获得,这些科学标准是普适的,没有文化之分。


同时,理论的适用情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理论的运用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逻辑性。假如逻辑成立,那么换一个场合应当还是适用的。


所以,讲逻辑、讲证据、理论化,这一套研究规范都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社会。



再次,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确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第一,中国的研究题材不一样。比如中国有户口制度,这便导致了一系列的城乡差别,而西方没有户口制度,因而城乡差异没有那么明显。再如中国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和单位意识,美国同样没有那么明显。第二,可能跟你们心理学相关的是,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会带来不一样的决策模式和关系类型。在个体的决策过程中,除了信息和内容不同,还有加工过程的差异,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特有的文化孕育了我们独特的价值观。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家庭伦理,做事讲究情理,讲话追求婉转等等,这些都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以至于形成某些社会现象。比如人们选择什么学校、什么配偶、住什么房、开什么车等,都会受到社会心态、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相对而言,美国更崇尚个体主义文化,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效率最大化。尽管西方也有关于社会网络、价值观和关系的理论,但中国的社会现实不一样,应用理论时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和发现。


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家庭伦理等等,这些都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重视个体,而社会学则更侧重社会和群体的模式。有趣的是,在阅读社会心理学历史时,我们发现心理学与社会学原本联系紧密、深度交叉,而今各司其职、渐行渐远。您认为这两个学科可以互补吗?


谢宇:心理学和社会学应该互补。其实两个学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人的行为一定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虽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但是外在环境还是会在集体和群体的层面上施加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了解世界


当下的中国变化日新月异,几乎处于史无前例的时代,特别是社会文化层面。比如改革开放、二孩政策、经济全球化等问题,都非常值得社会科学家观察、记录、思考和研究。那么您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在当下这个庞大的社会试验场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谢宇: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如此难得的场所和现象,如果不去记录和研究,实在可惜。


我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相比自然科学的研究更加迫切,下面介绍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上变化最快的时期,产生了很多社会现象,需要社会科学家记录、解释和研究。而且,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形态迥异,很多特殊的政治、历史和人文方面的因素会影响中国的社会图景。这些因素亟需社会科学家去发现和解读。


第二,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文化和教育大国,大国崛起需要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除了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硬实力之外,人文、思想、制度方面,这些我们经常谈论的国家软实力,也是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这其中更是包括了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综合能力和素养。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亟需一流的社科研究者,做到对中国社会本身有发言权。可惜的是,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力量相对薄弱,尚不具备较强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中西方文化来源和轨迹不同。西方文化以基督教、罗马帝国文化为背景,而中国文化则根植于华夏文明体系和儒释道思想。可以说,美国是欧洲文化的延续,而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延续。这两个国家都很强大,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然而,两国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不一样。这种相对不一样,可能会导致它们之间发生冲突,进而导致世界不安定。冲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社会对中国不了解。


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不仅是政治体系,还有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因此,西方不能完全以他们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中国。而中国社会科学家可以做到的,就是通过对中国的研究,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了解世界。这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和平的维护,是有极大帮助的。虽然学者追求的主体是学术,但我希望能用西方的学术传统,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更好地读懂中国。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理由,我认为研究中国现状至关重要而且迫在眉睫。



中国的确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做中国研究不能过于强调特殊性


近期许多学科,包括社会心理学,都在关注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问题。由于很多经典实验和研究结果不能被其他研究者重复出来,导致一些群体分化现象。比如有些人亲近经济学,而有人捍卫实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谢宇:很多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点我从不怀疑。许多中国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不一定能被复制出来。然而我们要承认,做中国研究一方面和西方社科研究有共性,一方面又有其特殊性。共性的方面主要是逻辑和方法,它们的标准是普适的;并且所有研究都要讲清楚假设。


但是,中国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一样的,一是具体选材不一样。比如中国题材里,家庭、教育、房价和户口等问题比较凸显,而美国题材里,种族问题比较重要。二是结构、文化、价值观等信息不同。虽然行动是个人的,但是家庭结构、价值观、人际关系这些具体情境是因地而异的。


中国题材里,家庭、教育、房价和户口等问题比较凸显


关于中国研究,我反对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只有中国人才能研究中国。而且中国人凭借自己的主观经验就可以研究中国,不需要国外的研究规范。这种想法是不学术、不严谨的,因为它把中国特殊论推向极致。


另一种观点认为,单凭数据就可以研究中国,不需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数据背后的潜在意义。这种观点也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中国有它的特殊性,它的数据和美国的数据不一样。中国每一个现象背后都有看不见但有意义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假如忽略这些隐藏的内容,就很难真正理解数据。


总而言之,做中国研究一方面不能过于强调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晓中国的确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发现与解释,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可以互相借鉴


之前谢老师多次提到中国的特殊性和本土问题。当下中国存在很多宏观的社会现象,社会学家也在长期关注和探究。那么您觉得,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心理学家应当如何进一步丰富充实对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探索?


谢宇:我认为中国当下有很多研究课题值得探究。比如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比美国更多,在某些维度上是否更具有多样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否和西方人不一样?如果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与西方人不一样,那么西方的很多规律可能不适用于中国,这些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机制?


中国当下有很多研究课题值得探究,比如人口问题


再比如,中国不同地区间的价值观是否有差异,是否存在有些地区的人更偏向西方价值观,有些地区的人更偏向传统价值观?我们既可以研究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也可以研究中国内部的差异,在更大的背景下观察群体间的关系和特征。社会学家已经通过观察数据,发现了一些基本的现象和规律,但这些现象是否可以通过实验得到更好的描绘和解释?这些都是心理学家可以做的工作,也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互相借鉴之处。


我们的研究曾经发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很高,但是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也很高。不像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样,多数人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强烈反感。因此,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对于社会稳定性的危害可能并不大。


针对这个发现,我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民众实际上并不满意这种贫富差距,但因为很多人把过去的生活标准作为参照点,认为自己的总体生活水平较之前有所提升,所以感到满足。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民众相信这种贫富差距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富人是因为做出了更大的社会贡献而获得更多财富,所以内心合理化了这种不平等。


基于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尚不能确定哪种解释更为合理,相信心理学家们会有更好的理论和方法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些复杂现象。



谢宇致读者:
“认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衷心的祝愿你们能够通过探索人类心智的奥秘,得以更好的认识自己。但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人生和工作的本质意义,找到真正的自己。


做人其实是很幸福的,最令我满足的是,自己有时间、有条件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享受自由。但我为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感到担心,因为他们不够自由。当下中国的竞争压力很大,父母大多考虑到孩子的前途和幸福,经常干涉子女的生活和选择。我很欣赏一直追求自己梦想的人生状态,所以我想对年轻一代的学生学者说,找到你最想做的事。当你在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时,会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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