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了望的书学思想与独特书法风格探析
□金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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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莫建成为王了望造像
王了望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大家，可因为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作品散佚严重及艺术影响力等原因，在中国书法史上籍籍无名。近年随着书法研究的深入，经过著名书画家莫建成等一批甘肃文人的重新发掘、整理和推介，其独有的书法价值重新获得书坛认可，回归到应有的书法史行列。目前书法理论界对王了望的书法作品解析较多，但对他的书学思想尚属研究空白，本文从王了望的诗文、性格、地域文化、社交圈及书法作品多个维度，对其书学思想的成因、背景及表现方式进行一次完整的总结与探析。
一从王了望诗文中触摸其书学思想
王了望（1605-1686年），甘肃陇西人，原名家柱，字胜用，后名予望（字荷泽）、了望，晚年自号绣佛头陀。由于王了望没有专门的书学著作或论述存世，我们今天只能从其诗文中攫取思想的碎片和精华。王了望出身寒微，年少失去双亲，一生坎壈，因在时境中未享盛名，其诗文也未曾结集刊行，佚失甚多，现能搜集到的仅有诗30余首，文约20余篇，均见于莫建成先生编著《王了望遗墨选辑》。
王了望虽家境贫寒，但自幼聪颖，才情出众，18岁考上秀才，诗文书法闻名乡里，显示出超人的艺术才华。清代吴之珽《襄武人物志》评其曰：“天分特高，每成一篇，独有生气。”“思风言泉，飙发湍流，虽不必上拟陈思《豆萁》、正平《鹦鹉》，要亦自能倚马可待，成不加点，使观者色飞绝倒。”[1]吴之珽称赞王了望才思敏捷、秉性独异的同时，借以三国时期的曹植和弥衡，暗示王了望壮志难酬却无法抒怀的悲苦心理。
王了望存世诗文极其有限，但其为数不多的诗文却成为我们研究王了望书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他在《菏泽自序》中自我感慨：“人生终不可无文，……故文亦不问人间喜与不喜，而自为存之。……但不为当门之锄幸矣，故手抄以存之。”[2]明后期王阳明心学大兴，艺术思想蝶变迅速，程朱理学遭到批评并被摒弃，士人厌常喜新，风气日变。文学思潮上出现了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文学，这也催生王了望的文学观。王了望晚年返回陇西曾筑室“风雅堂”，并作《风雅堂漫画》，寄寓作品以“风雅”精神的期望。自谓曰：“使千万世有情者，读之而亦唏嘘，不禁为之流连感慨焉。故龙子猷谓宋人谈多少'理’字，不如唐人说一'情’字。”[3]王了望认为“理”是“情”的基座，空洞的说理或抒情都是一种枉然，他为天下之有情者不多而发出浩叹：“性情之唱和殊少，笔墨之缠绕无已”。从以上两段王了望本人的艺术观点，可以看到王了望在作品中追求理与情的统一，情理彼此拥抱，相互缠绕，由此我们理解到王了望草书的笔墨“缠绕原理”。
走进王了望的诗与文，知其是位高傲的性情文人，他强调任何作品里，情要“体贴到十二分至处”乃佳，文学作品如此，书法作品亦如此。那些感动人、打动人的书法作品，都是从胸臆间流出，都具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人格魅力。王了望这种缘情而发的文学观，在文学领域当属常见，但移植、嫁接到书法作品身上，是有点新鲜的书学理论。清人陈时夏对王了望的诗与文，做过客观评价：“菏泽之诗，用得其正。置身题外，识距题颠，风骚温雅，气味在汉魏六朝之间。”又曰：“荷泽之文，纯乎史鉴，以熔古之识，运独断之笔，汪经瀚海，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之概”。[4]这里陈时夏已不是在评价王了望的诗文，而是在评价他的书法。仅从《王了望遗墨选辑》收录的诗文来看，构思玄妙，想象力丰富，不入流俗，是王了望诗文的共同特点。他的诗文拓展了《诗经》以来的“风雅”内涵，融入了明代“性灵派”文学情志，诚然是“文心高于陵谷，风雅深于循良”。王了望的文学主张践行于书法作品，使书法作品并不过分追求高古、风雅，而是将古雅作为一种潜含的精神气息，以独特的抒情方式，甚至带有文风反思的性质，对书法自唐宋以来的现实形势进行深层反思和改进。因此可以说，王了望的书学思想与其文学主张相一致。王了望的诗《仁寿山》：“红瘦花间类我心，绿虽肥处总伤身”，似乎从另一角度也表达了他“文追风雅，书以达情”的艺术追求理念。
王了望的诗文中，独有一种“趣”的审美内涵。清人吴之挺对此现象，早已发现：“其为文往往翻案见意，所著《雪秦》、《千古恨》、《洗玉环》诸篇，为好奇者所流布。”[5]善于“翻案见意”的王了望，就是不想落入传统的果窠，尽力摆脱束缚而自创新。“为好奇者所流布”，是因为王了望的作品充满奇气、奇情、奇韵。仁承允在《直隶秦州新志续编》中评价王了望：“其文刻传十余篇，峭洁爽目，不落恒谷。”[6]王了望文学作品中追求的“趣”是一种奇趣，是从真诚与自然中生成的野趣、逸趣与真趣。只有将这些情趣吸纳到作品中，作品在自然与真我之间才彰显出天然之美。王了望经历过官场的倾轧，感受过宦海浮沉，他只相信艺术与自然才是他最好的归宿，在精神的回望中感受到“独乐乐”，而后“众乐乐”。有此心境，渗透于书法，其书法自然旷远、宁静，怀抱萧散，陶性写情，身心、性情、笔墨融于一体，令人有字外之想。从王了望所著诗文中，我们可以准确地触摸到他的书法思想精华，不迫于事，不拘于时，不屈于势，笔锋里藏着思想，起伏中含有个性的姿势，完全没有装腔作势之态，因而其书写出的作品属于“性灵书法”，始终有一股感人肺腑的力量回荡在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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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了望楷书
二从王了望人生经历与性格上透视其书学思想
王了望自18岁考中秀才，到81岁去世，共有60年左右的创作生涯，这在古代算是创作期较长的书法家。王了望生性耿介，前后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六朝，饱经风霜，作为纯粹文人的心灵遭受到无数次内心击打，依然在了望远方。王了望因为义气、正直，遭缧绁之灾，又因狱中陈情，一篇文章感动了权要而获释，其人生经历就是大写的传奇，其暗含的精彩自然会在书法思想上呈现出来。王了望在《荷泽自叙》中倾吐出心声：“文犹花也。花之开落荣枯因乎时，风雨阴晴任其遭，花固不能自主。且金谷平泉之植，穷岩僻径之生，花又不能自择。杜子美谓：'文章憎命达’，与花之不能自主，不能自择者何异？然世间终不可无花，人生终不可无文。惟世间终不可无花，人生终不可无文，故花不问世之爱与不爱，而自为开之；惟人生终不可无文，故文亦不问人之喜与不喜，而自为存之……”[7]真乃奇文、奇士，竟将入狱险丢性命的一段经历，当做人生不可缺少的文章之章节，犹如花开花落一样来参悟人生。
王了望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是43岁，被岷州州学推举到京师国子监以贡生资格就读，后被任命为文林郎，是个七品散官。这一期间，王了望接触到不少名儒雅士，对其书法风格影响甚大，开阔了眼界，诗文和书法格调得以提升。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了望赴任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市境）知县。在闽政务之余，王了望常与当地书法高手切磋书道，与名儒雅士唱和。后因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反清复明”的复杂时局，王了望辞官北返，游历广泛，包括湖南、湖北、广西、陕西、山西、宁夏等地，常与当地名人韵士相交，极大地开阔了书学视野。
清康熙十年（1671年），王了望年近古稀，返回陇西这片他最初出发的地方。可就是人生暮年，又免不了一场人生劫难，因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案受到牵连。从身心到理想情怀，王了望再一次与现实碰壁，疲累困乏之中，他对书法的追求更加愈老弥坚，真正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书法成为晚年王了望唯一的信念所在，是他生命的全部。晚年的王了望，潜志于礼佛释经，隐居秦州，往来于弥陀寺、圆通寺、瑞莲寺、净土寺、南郭寺、天竺寺，在麦积山、仙人崖、漳县贵清山、岷州二郎山之间流连，足迹遍布陇西及兰州名胜古迹。75岁高龄时，还专赴永靖炳灵寺，撰写石窟考证并作游记。最后的垂暮之年，依然涉足成县、徽县、清水、静宁、陇东和固原、太原、石岭关（今山西）等地。每游一地，或碑刻、或赋诗、或撰匾，在陇山陇水之间他能享受的唯一乐趣，就是用笔墨与自然对话，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与晋唐时代的书法圣贤对话。名山寺院里，此地清凉，心灵干净，正好是挥写书法的天然佳所，至今也是这类地方保存王了望书迹最多。
王了望学识渊博，诗、文、书法多样艺术门类俱精。高古的“风雅”之骚气，自然的“奇野”之风气、心灵的“逸静”之文气，汇聚于一身，因此在三者之间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清诗人陈时夏赞曰：“以熔古之识，运独断之笔，汪经瀚海，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之概。”[8]这是称赞王了望将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思考融入了书法作品，使书法具有恬淡雍容、折挫飘逸的独特风格，在情志、思想、趣味、审美等多重维度上达到了书法与人的谐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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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了望草书
三从王了望的社交圈感知其书学思想
古人云：“书是君子之艺”。从当代社会学角度而言，一个人的艺术风格与身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明代后期，由于人文环境、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尤其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如李贽、袁宏道、杨士奇、李维桢、袁枚、胡应麟等人的出现，书坛风气也发生分化和对立。一派由董其昌统领，典雅秀润的书风，将传统书法艺术推向新高度；另一派是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兴起的写意书风，彰显浪漫主义色彩。王了望在京师十年，自然而然也受到了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影响。
王了望的社交圈中，有王铎、陈名夏、熊师旦、傅山、张瑞图等一众师友。王了望与王铎、傅山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王铎年长王了望13岁，王了望年长傅山2岁。明崇祯十七年授王铎礼部尚书。清朝建立后，未就职。顺治三年，被授《明史》副编修，后官至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王了望在京十年，少不了请益王铎，切磋书艺，因而王铎对王了望的影响是穿透性的。有论者认为：“顺治五年起就读于国子监，与王铎有师生之谊，得陈名夏赏识。”王了望与王铎究竟有没有“师生之谊”，尚无文献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二人有着相似的学书之路，却是不争的事实。都是早年崇尚晋唐法帖，陶醉于王氏书风，中年时期沉潜于颜真卿、怀素、米芾书法，晚年又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最后融汇诸家之长，自成一家。范振绪《读王荷泽先生遗著原稿后》也说出原委：“王荷泽为陇上闻人，予尝见其遗墨，多是草书条幅，所书纯录其旧作之诗，落款必书年月。其书法羲、献，兼有出师颂、书谱、三稿意味。其诗则胎息义山者为多。以书法诗才论，已久为陇上生光矣！”[9]这是对王了望与王铎相似的书学历程做了一次总结。不论二人有没有现实中的交游，基于王铎在当时书坛上的领袖身份及影响力，王了望受到王铎书风的影响理所当然。对现存世为数不多的行草书立轴作品进行察研，王了望在艺术风格、美学意蕴和价值取向上，都和他同时代的王铎有着较多相似之处，甚至完全暗合。
王了望与同时期的陈名夏、熊师旦、傅山、张瑞图亦曾知遇，尤其得到吏部尚书陈名夏的赏识，陈名夏誉其“陇西才子”。另一同时期隐居不仕的大书法家傅山，对王了望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傅山在书法实践中提出的“四宁四毋”一说，王了望受其启发较大，“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学思想，就是拒绝书法中的轻浮和油滑，这在王了望的行草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傅山“四宁四毋”对他清晰的影响，其作品贵淡不贵艳，贵畅不贵紧，贵涵泳不贵显露，贵自然不贵作意。
中晚年的王了望，一直处在入世与遁世的踯躅之中，其风格呈现多样变化，并不确定为一个风格、一种单调的书写形式。王了望对社会、人生、生存等多方面的怀疑、失落与起伏，使其性格中生成一种叛逆精神，从而大胆追求个性解放，在书法中尽情宣泄着个性情感。反过来，也正是因为个性十足的书法风格，不为时风所拘的别异情调，突出地体现出他与清初书法家的区别，使得今天能够重现书法价值，进行书法史身份的重置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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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了望草书
四从关陇书法文化生态中窥察其书学思想
王了望出生、生长地陇西，是历史上的书法重镇。“关中”与“陇右”文化和习俗相同，同为秦人故地，《史记·货殖列传》载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因此，从文化生态环境角度，经常将“关陇”合称。关陇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尤其陇右地处丝绸之路的主干道，汇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是中西文化交融互鉴的纽带。沉厚的汉唐文化底蕴，延泽后代不止。这片黄土地上，走出了张芝、张昶、梁鹄、索靖等书法大家，书法文化一直有着强韧的传承基因。雄劲、苍凉、昂奋的人文环境，使得书法审美一直偏于宽博、质实、内敛，富于力量感的表现，追求审美内蓄力。尤其“关陇理学”从文学到书法，影响到一大批文人。“关陇理学”的书法理念就是“书崇鲁公”，李梦阳将这一风格推向了顶峰，胡缵宗则是关陇帖学的集大成者，溯晋循唐，取法王羲之，颜真卿，将王、颜二人的书风融为一体，卓有建树。可以说，从唐代到明中期，鲁公的颜学风格在陇右地区占据着主流地位。明后期由于大量摩崖碑刻、青铜钟鼎、汉晋简牍、纸绢瓶砖的发现，以及敦煌学、简牍学的兴起，陇右的书法文化环境随之而变，正如丹纳所说:“艺术环境是一种物理结构，人的文化审美精神是一种心理结构，二者沟通，属于'异质同构’原理”，[10]因此将关陇地区纳入王了望的书学研究视野，具有艺术思想的逻辑性。
“关陇理学”对于文学与书法，均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涌现了一批名家。文学领域如李梦阳、胡缵宗、吴镇、金蛮、张晋、邢澍、张澍等，书法领域如米万钟、米汉雯、王了望、朱克敏、唐琏、王式钰、范振绪、冯国瑞、邓宝珊、张维垣等。在陇右文人书家中，其中又以胡缵宗、巩建丰、李南晖、牛树梅、安维峻、刘尔忻为代表，他们耕读传家，行为规范，构建为陇右地区的文人书法群像。到了明末清初，陇右地区仍是理学道统一统天下，王了望则是自我意识觉醒较早的先行者，其酣畅恣意的浪漫书风，体现出更强的创造性，促使陇右地区的书法艺术审美走向多样性。因为明清两代的书法文化环境，在“关陇”这个特定的范畴，我们可以从地域创作主体风格、集体性的心理结构和书法文化生态上，窥察到王了望的书学构成。另外，关陇地区也有较好的书法理论基础，如郭宗昌著《金石史》，赵崡著《石墨镌华》，唐琏著《学书七要》、《三十二书品》，侯仁朔著《侯氏书品》等，这些书法理论著作从侧面滋养了王了望的书学思想。
陇右的地理环境与书法生态，呈现集体性的取法来源与审美倾向，不能不说与关中地区没有关联。关中的金石碑刻数量尤丰，郭宗昌、赵涵等一批金石收藏家，从金石碑刻中获得创作启发，篆隶风格发生了质变，关中的金石书法资源有效拓宽了陇右书家的视野，为陇右较为单调的地域书法风格，注入了新的创作活力。这对王了望肯定也会产生影响。王了望出生于兹，成长于兹，吸纳了地域文化中应有的坚韧、弘实、质朴、深沉、苍劲的品格之后，到京城国子监学习，游宦十年，并有机会接触当时京城一批书法大家，在与他们的切磋交流中，斩获更多新鲜的思想。顺治年间，又任福建泉州同安知县，再次接触到闽南书法名家。最后弃官还乡途中，漫游全国多地，使其书法在陇右原初风格基础上，吸纳了南北书派的广域书法质素，其丰富的书学经历已非单纯的陇右书法家所能比。晚明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已生成为王了望书学思想的主流，他一生不但身处复杂多变的时局，而且身处传统书风与新兴流派的激烈碰撞交融之中，其书学思想与黄道周、王铎、傅山、王时敏等人一起获得了进步，充当了时代书风的领头人。由此可见，关陇地区这种端庄、敦严、雄厚的审美特质，崇儒尚德的正统书法观，构成了王了望书学思想的结构性底座，但他不为传统所拘，积极吸纳书坛潮流新风，摆脱了陇右文人书法的单调与呆板，融入自己的灵魂、识见、审美和哲思，丰富了独具一格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哲学家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11]故而，我们从王了望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艺术生态环境等客观因素，来探析王了望的书学思想，是一条不可回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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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了望草书
五从王了望书法作品中体悟其书学思想
康熙五十四年（1715），吴之珽撰写的《襄武人物志·王荷泽先生传》记述有王了望的片段：“善书法，楷师钟太傅，兼仿王廙，行草规抚颜鲁公《争座位》，而变本加厉，纵横蹀躞，识者以为散僧入圣云。夫和鸾鸣驺，非不中规，而追风蹑电，或以跅驰而致千里也。”[12]从这儿看出，王了望书法取法于魏晋与唐宋；从王了望所书《得怀素自叙帖》跋文上亦可看到，《怀素自叙帖》对其影响甚巨。这部千年名帖是王了望弟弟王家楹从军南下，在河南灵宝对李自成农民义军作战后，清扫战场时偶然得之，便带回两千里之外的老家，送给了兄长。王了望兴奋不已，如获至宝，当晚即挥毫写下《得怀素自叙帖》跋文，此后常携于身旁，摹临不辍。但王了望与今天许多书法家所不同的是，不是摹临范帖中先贤的点画形态，而是体味出神入化的草意与神韵，对怀素书法的精神实质进行心灵与心灵的对话，这也是王了望行草书笔法轻松、笔势自生，恣意挥运，自然成趣的原因所在。
（一）王了望楷书的书学思想
王了望的楷书作品极少，但从仅存于世的几件作品，我们依然可以探触其书学思想。《得怀素自叙帖跋文》篇幅较大，书写的点画柔中含刚，提按转折清爽明快，笔笔着力，字字异形，行行殊致，遏其意趣。由此可见王了望的楷书思想，是在谨严中释放“字外之想”，体现有行无列的特征，尤其楷书中融合草意，不拘成法，自然妙生，跃动着一种生命力。从这件楷书作品身上，可以印证吴之珽的说法“楷师锺太傅”，王了望在以楷书鼻祖钟繇为标杆的同时，敢于注入自己的笔法特点，形成疏朗爽利的个性风格。莫建成先生编著的《王了望墨迹选辑》，收录有楷书多幅：《山岩峒避暑》（二）《普天乐·游化羊谷赠樵人》《花月吟》《韵符联·平声一东》《十九·效》《二十·号》《二十一·个》《二十二·禡》《二十三·漾》《二十四·敬》。《加我数年·章·乙卯陇干间叙》是另一篇幅较大的楷书作品，风格与《得怀素自叙帖跋文》有些微区别，骨涵于中，筋不外露，大小、长短、广狭上，比之《得怀素自叙帖跋文》稍欠灵动之感，行草之意贯穿其中，具有亦楷亦草的味道，离方循圆，算是楷书与行草书的破体书法。《杂华林》（一）（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亦是楷书中的破体，《杂华林》（二）（三）则是较为标准的楷书作品，《杂华林》（八）（十三）两幅有些别致，枯笔较多，文字个个如立，不拘拘于笔画之间，结字小疏，映带安雅。比之钟繇楷书，其突破在于楷字之间的微弱映带，外若优游，中实刚劲，真骨凌厉，多有异趣。《花月吟》、《韵符联·平声一东》相对中规中矩一点，《塞鸿秋·田家》则是亦楷亦草，很随性的书写，轻松自如，出神入化，达到了楷书的一种自觉状态。
（二）王了望草书的书学思想
王了望书法作品激动人心者是草书，尤其是大轴大草，成为王了望心灵自由表达的天地。其行草书接续陇右文人书法的传统，上承草圣，吸纳了广阔地域上的精神元素，又以颜真卿的雄厚风格为基座，融进了人格力量，纵心奔放，奇崛恣肆，透射出高古豪迈的金石气韵，散发着爽捷雅逸的篆籀味道，实有抱骨藏筋之美。笔画起伏随势，如千里阵云，用意险而稳，奇而不怪，意生法中。
《王了望墨迹选辑》中富有个性的行草书作品主要有：条幅《读秋风萧瑟》《边城寒作暑》，对联《集滕王阁序》，条幅《雨下浸苔色》，条幅《风动叶声山犬吠》，条幅《湖广京山县遇王鸣楚畣赠诗扇》，条幅欧阳修《醉翁亭记》，条幅《陇干除夕诗》，条幅《天风吹萎花》，条幅《辛亥腊月二十四雪中值汪琴侣言别》等，书写风格体现着豪放与夸张、错乱与灵动的对立与统一，既朴拙凝重，又沉着痛快，个性十分突出。吴之珽评道：“行草规抚颜鲁公《争座位》，而变本加厉，纵横蹀躞。”[13]王了望的行草书饱含颜真卿《争座位》的骨力，尤其侧锋用笔，通过长长的竖笔画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夸张性的长竖，中锋用笔之时，侧锋拖拽，最后反锋收笔，筋骨绵韧。这种夸张性的长竖笔画，并不是一笔到底，在笔的运行中有拖拽，或抖动，或轻微顿笔再行笔，因而使这一笔长竖成为整体字体的架构重心，古人云：“笔之执使在横画，字之立体在竖画”，正是王了望在竖笔画上大做文章的奥妙所在。我们试着想象一下，王了望正在书写的劲利姿势，志专神应，体物流行，运笔至险绝处复归平正，至平正时亦能包险绝之趣，而势与致两得之——王了望的书法理想就是追求这种心性的自由，表达的快意，使观赏者与书写者一同达到忘我的境界。
在王了望书法作品中，还另有一类，值得我们关注。就是一小部分非真非草的书法，个别作品甚至是真、草、行的混合。如《一屋》《二沃》《三觉》《四质》《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叶》等一组草书，王了望书写时已完全进入忘我的境地，真、草、行体混用，秾纤间出，并没有不和谐迹象，反而显得出神入化，妙趣横生。这只有人书俱老，达到“人书合一”的境界，方才写出此等妙品。另有一类草书，如《赠人》《客次》《梧叶儿·退勇》《寄生草·田居》《庄子坐望》等，王了望的用笔以灵转取致，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其最大特色在于横笔画，一些点画带着隶意，用锋向左，必转锋向右，犹低昂回翔之状，如企鸟峙。字体结构上，左为外拓，右为内伏，始终给人以灵动之感。点画极为随字异形，有向有背，要得顾盼精神；字与字之间有起有应，乍疾还徐，忽往复收，笔断神连，笔外有意，颇生天真烂慢之概，其心灵深处的一咏三叹、其诗性的洒脱与透练、其思想的旷达与浩远，都在笔墨中彻底地表现了出来。“百艺率三年可成，独书用毕生之力”，在追求书法事业之路上，王了望用尽毕生的精力，终于实现书法范式创新的壮举。
综上所述，我们从王了望诗文、性格、游历及书法作品身上，已可充分感知到这些内涵深刻的书学思想精华，就是在书法作品中敢于表达思想，将个性、自然、境界与创造力合而为一，进而创作出独具美学意蕴的作品。今天我们探析其书学根源，厘清法理，就是为了在其书法的精神深处开挖出更多宝藏。尽管王了望在明末清初书坛上，为时人所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但是在300年之后，我们重新审视并研究其书法之后，依然会毫不迟疑地发掘他的书学思想，探索其书法密奥，这对于今天的书法家，颇有借鉴吸纳的意义。学习摹临古人，不是需要越写越像古人作品，而是在古代圣贤书法范式的基础上，越写越像自己。王了望正是因为超越了身在其中那个时代的书法审美，被时人所忽略、所淡忘，但在书法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又因独特的个性重新获得认同价值。这种经过了时间的冲击与淘洗，历代评论家的筛选与打磨，而又重新闪亮登场的书法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上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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