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是从贫穷的老家来到了大兴安岭,那会老家人都说大兴安岭的黑土地抓一把都出油,山上飞禽走兽,棒打袍子,瓢舀鱼,而野鸡自己飞到锅里来,这番传言,使的父母背井离乡像插翅似的奔了过来,在这里落户安家。 那年月的大兴安岭山连着山,树挨着树密不透风。父亲的工作就是跟着一群来自山南海北的淘金工人们,把一棵棵树放倒,打掉枝桠绑在拖拉机上运下山。然后装上汽车,最后装上火车运到全国各地。 那会没有手套戴,在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父亲他们拖下来一趟木头两只手都冻白了,只好抓起雪用力搓,搓到发烫,这样可以减少更严重的冻伤,这样的生活里父亲和许多伐木工人一样爱上了喝酒,父亲酒量不好,每喝必醉,酒这个液体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我不知道有文化的人喝醉了是什么状态,但我知道我父亲是纯粹的武醉,他的攻击对象永远是母亲,那时候一切生活所需几乎都凭票供应,现在的白面,那时也叫细粮,很紧缺,一口人二斤,那时工人阶级也比较吃香,因为父亲是体力劳动者,林场特批每口人每月可到粮食局领五斤白面。 母亲是个普通善良的家庭妇女,尽管包办婚姻没有感情,那会她也是把那仅有的细粮留给父亲,每天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母亲都会把酒烫好,炒个小菜,端上桌的饭永远是一成不变的;苞米面粥,五六个玉米面窝窝头和两个白面馒头。 而父亲总是对面前的那壶酒表现出特别的钟爱,慢慢喝,慢慢吃菜,还不忘一边把那两个馒头,一块一块的掰开分给我们,妈妈拦着他说;你出那么大力,干了一天活,别管他们了,你吃你的吧,他们在家饿不着就行了,父亲笑着说,没事,总不能我吃着让孩子们看着吧,他自己拿起窝头边吃边看着我们笑。现在回忆起来,这就是没有文化的父亲给我们的不识字的爱吧。 我们三口两口的吃完了饭,就一哄而散了,因为我们怕父亲,怕他喝完酒的样子,这时候,他就开始骂人了,开始是小声的唠叨,渐渐的大声骂,喊着母亲的名字骂,母亲从不还嘴,任由他骂,有时候他骂累了就会睡着了,而大多数不会这么安静,多数时候他都把不还嘴的母亲痛打一顿,然后自己嚎啕大哭,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带着昨日的伤把做好的早饭给他端上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给母亲道歉或赔礼。他心安理得的吃完,抬腿就走,根本就没有半点为昨天的行为举止而悔过或者愧疚的心里。 最严重的一次是父亲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把母亲打的离家出走,我光着脚哭着追出去,母亲站在雨地里挥着手对我说,回去,快回去,妈一会就回来,我哭的说不出话,我就站在那里哭着喊妈妈,母亲心疼我,跑过来抱着我回了家,刚一进家门就被父亲劈手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接着就拿起一个土制花盆砸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倒下后,我们姐弟都哭着抱父亲的腿,母亲慢慢的醒了过来,然后冲除了家,之后三天,我没有看到母亲。 第四天在一个老家的远亲我叫她姑姥姥的家里我看到了母亲,母亲似乎病了,说话都无力,我哭着抱着母亲,生怕一松手她就不见了,母亲问我,悠悠,如果妈跟你爸离婚,你跟谁啊,我吓得哇哇大哭,那会我不懂离婚是什么,但母亲的表情告诉我,那肯定不是好事,也肯定是一件关乎我们全家命运的大事,我边哭边抽抽噎噎的说;我要妈妈,也想要爸爸,我还要弟弟妹妹。母亲也哭了,她抱着我说;妈逗你的,没事。现在想起来,母亲的命运那会如果不是因我的那句话操控,或许就会改写。 而母亲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里将就着下来。确切的说是为了我们将就着。是我误了母亲,但是也没有成全了父亲,母亲在我16岁那年终因抑郁成疾,呆着那多病的身体和满心的遗憾离开了,她是死在外出治病的时候,死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冰冷的太平间里,身边只有父亲,我不清楚那时父亲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有悔恨吗?有遗憾吗?一直很想很想问问父亲,可直到父亲去世,这句话也没问出口,我一生都很想知道的答案,却一直不敢问的问题,前些年伴随着父亲的突然离世,在我心底成了永远的问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