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論辯

       在中國藝術歷史長河之中,影響最大的藝術作品莫過於《蘭亭序》,其在書法史上享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美譽。根據序文可知,東晉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人於會稽(今浙江紹興)蘭亭會集修禊,聚人飲酒唱和,得詩三十七首,王羲之爲之冠序(此即《蘭亭序》)。整篇文字,自然流暢,意趣高遠,作品一直爲王氏家族收藏,至唐初終歸太宗李世民所有。李世民一生推崇王羲之書法,視《蘭亭序》爲御寶,值同國璽。太宗不但自己模習,同時還命模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精心勾模填廓數本,分賜給大臣和太子,供他們學習。另外,當時活躍於太宗身邊的擅書文臣如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等人也都臨摹了此書。在複製技術並不發達的初唐,由於太宗推重《蘭亭序》,致使學習王羲之書法者衆,更使《蘭亭序》聲名鵲起,其影響之深遠無可比擬。太宗死後,高宗李治將《蘭亭序》原件置於太宗枕邊,作爲陪葬品殉入昭陵。

      《蘭亭序》傳世品均非真跡,或係摹臨本,或係墨拓本。各種摹本、臨本、拓本雜存於世差别極大。兩宋之時,曾有桑世昌(澤卿)《蘭亭博議》、俞松《蘭亭續考》兩部專論《蘭亭序》的著作問世。《蘭亭博議》一書已佚,無法窺其内容。但從傳世的俞松《蘭亭續考》一書來看,二書應當是收録當時多種蘭亭版本諸家品題的專著。

       兩宋以來直没有人對《蘭亭序》真傌進行過考證。至清代乾嘉時期起,由於樸學帶動書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崇碑之風日熾,“碑學”與“帖學”的交鋒也越來越激烈。雖然《蘭亭序帖》在千百年書法學習中一直居於正統地位,但其必然要遭到“碑學”派的疵議。在這種學術背景之下,清末廣東人李文田在光緒十五年(1889)爲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寫跋時對其真倡發表自己三大觀點:第《世說新語·企羡》篇中劉孝標注引王羲之《臨河序》文爲《蘭亭序》乃唐時出現的名字,《臨河序》與《蘭亭序》不是一篇文章,《蘭亭序》非王羲之所作;第二,依《世說新語》說法,《臨河序》是模仿石季倫《金谷序》的,《金谷序》短,《臨河序》與之相近,而《蘭亭序》長,兩不相稱;第三,《臨河序》與《蘭亭序》前半段完全相同,後半段則不同,且多出一百六十多字,因此認爲《蘭亭序》乃隋唐人據《臨河序》增補而成,文不可靠,書亦當爲侷跡。《蘭亭序》真傌之辯,自此有了開端。       李文田之論抛出七十六年之後,南京郊外發現了王謝家族的墓誌——《王興之夫婦墓誌》(圖419)《謝鯤墓誌》。郭沫若先生以墓誌依據,發表了一篇《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的考證文章。郭老認爲,相傳的《蘭亭序》後半段文字,興感無端,與王羲之思想無相同之處,書體亦和新近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類。經郭老考證,陳隋間最有資格、最有可能、又最值得懷疑依託王書作偽的衹有智永一人,因而得出結論:《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實爲智永所寫。郭老認爲,《蘭亭序》原作者爲智永,且神龍本《蘭亭序》(圖420)就是智永所書原跡進而指出後人所崇拜的王羲之的字跡大都不是王羲之所寫,而是出於智永之手。圍繞藏於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傳爲馮承素摹本的神龍本《蘭亭序》等較早的幾個本子,一些學者紛紛發表意見,贊成李文田之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著名的“蘭亭論辯”由此拉開帷幕

       郭文發表以後,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書法家高二適寫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反對郭老觀點。高先生將文章寄給報刊,以期引起争論,結果未能發表。高二適又將文章寄給章士釗先生,希望得到章氏的支持和幫助。也許因爲關係到郭沫若的緣故,章士釗謹慎地寫信將高文轉呈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見此信後,於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分别致信給章士釗和郭沫若,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在復章的函中說：“……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争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郭老、康生、伯達諸同誌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

       毛澤東在同日另致郭老的信中說:“郭老: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如何?”

       由於毛澤東表態,高二適的文章於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報》予以發表。《文物》在一九六五年七期還發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

        高二適先生認爲,《蘭亭序》名字不同乃前人各岀己意爲之,不能以名稱作爲推翻《蘭亭序》存在的論據。簡札(圖421、圖422)、碑碣書體運用有别,不可以王、謝墓誌否定《蘭亭序》。唐太宗推崇《蘭亭序》,導出初唐書風的演變,太宗生活年代距王羲之僅二百餘年,所傳羲之書跡尚多,如果說太宗不辨《蘭亭序》真假,那麽歐陽、褚、虞諸人附和稱贊情理不通。如果如郭老所論《蘭亭序》係智永傌造,智永“掠七代祖而代之”的目的性則更難解釋得通。總之高文全面反駁了李文田和郭沫若的論點,維持了《蘭亭序》是王羲之手書之說。

        紧接着,郭沫若又在《文物》月刊一九六五年九月號上發表了《〈駁議〉的商討》《〈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篇文章,從書法風格、哲學思想等方面進一步肯定了自己闡述的觀點,並對高二適學術見解進行了批評。

       繼郭沫若、高二適不同觀點的文章問世之後,一九六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六年半年的《文物》《光明日報》等報刊又先後刊了嚴北溟、唐風、商承祚等支持高二適意見的文章,同時也刊發了龍潜、宗白華、王一羽、徐森玉、啓功、趙萬里李長路等人贊同郭沫若觀點的文章,至此論辯雙方各執所見,態度分明。一九七三年,文物出版社彙編雙方文章出版了《蘭亭論辯》一書,可能因“文革”影響,除了郭沫若的《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誌〉殘卷》和章士釗的《柳子厚之於蘭亭》兩篇文章是論辯後發表的外,其餘所有文章一仍其舊。值得注意的是《蘭亭論辯》的《出版說明》中說:“這種争論反映了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鬥争。”這無異於表明了官方對論辯的立場,也宣告了這場學術争論至此結束。

       今天重新審讀《蘭亭論辯》中所有文章,論辯雙方的論點是否謹嚴,引證是否充分,論辯的方式是否符合學術規範,顯然其複雜性難以一語述說。但是,“蘭亭論辯”畢竟可以算作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文化大革命”之前這段歷史時期難得一見的具有較爲切實内涵的論争。這次論争雖然没有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但不可否認的是整個論辯過程均未能脱離政治影響,這一點僅僅從論辯雙方的“實力”對比就可一目瞭然。論辯中的郭派文章固多,但純屬附會之作也多,如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龍潜《揭開“蘭亭序”帖迷信的外衣》一文,與其說是學術論文,莫不如說是一篇政治批判稿更爲合適。如果這場辯論最終不是被定性爲“兩種史觀”的對立和鬥争，也許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進而推動學術研究健康發展。這是歷史的遺憾。

         綜觀整個論争過程,郭、高二老既是事端的發起者,也是交鋒中的絕對主角。但二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缺憾之處,即都側重於文獻資料的考證,而忽視對中國書法演變的縱横比較研究。一九六六年一月號《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刊發了商承祚《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一文,文章從“隸書筆意”的界限切入,上溯東漢至魏的各種書體遞變軌跡,以探索行、草、楷的產生、發展和成熟過程兼及王羲之、智永普風,藉助懷仁集王書等諸般論據否定郭沫若的觀點。此文雖不十分嚴謹,但在“蘭亭論辯”所發的文章中極具引導價值,時至今日,仍可參考。

         粉碎“四人幫”以後,學術界廣開言路,關於《蘭亭序》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一九七八年以來發表的關於《蘭亭序》的論文數量頗豐,學者們的文章没有了火藥味基本上屬於在規範的學術範圍内百家争鳴。據李廷華寫的回憶高二適一文得知,高先生還曾寫過《〈蘭亭序〉〉真傌之再駁議》一文,可惜一直未見刊發,不知内容爲何。所見文章有周傳儒《論〈蘭亭序〉的真實性兼及書法發展方向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啓功《〈蘭亭帖)考》(載《啓功叢稿》)、修曉波《從〈王聖教序〉〉看〈蘭亭序的真傌》(載《長春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王琰《蘭亭雙璧辯》(載《内蒙古社會科學》(文史版)1987年第2期)、許莊叔《蘭亭鈞沉還真帖考說》(載《貴州省博物館館刊》)馮光儀《我對〈蘭亭序〉真傌的看法》(載《河南財經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毛萬寶《一九六五年以來蘭亭論辯之透視》(載《美術史論》1991年第1期)、沙孟海《兩晉南北朝書跡的寫本典刻本—〈蘭亭帖〉争論的關鍵問題》(載《新美術》1990年第3期)、徐復觀《蘭亭争論的檢討》(載《中國藝術精神》)等,舉之不盡。綜觀這些文章的觀點,大家基本上都認可《蘭亭序》是王羲之的手筆。

        關於《蘭亭序》之真傌已成定論,本文至此似乎理當結束,但筆者必須再贅筆幾句。聚所周知,《蘭亭序》真跡早已殉入昭陵,原件復現的可能性基本不在,但從書畫鑑定的角度思考，衆多傳世《蘭亭序》墨跡本、拓本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啓功先生在這方面已做了開拓性工作,沈培方先生有《〈褚模羲之蘭亭序〉係米芾臨本考辯》一文,對“蘭亭八柱第二”的褚本《蘭亭》進行了考證。由此可見,《蘭亭序》的研究工作還遠未結束,尚待學者們進一步深入探索。

节选自《中国书画鉴定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