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之“盘园”“芗林”

武汉大学文学院 谷维佳

水龙吟·断崖千丈孤松

宋代：辛弃疾

盘园任帅子严挂冠得请，取执政书中语，以高风名其堂，来索词，为赋水龙吟。芗林，侍郎向公告老所居，高宗皇帝御书所赐名也，与盘园相并云盘园任帅子严挂冠得请，取执政书中语，以高风名其堂，来索词，为赋水龙吟。芗林，侍郎向公告老所居，高宗皇帝御书所赐名也，与盘园相并云。

断崖千丈孤松，挂冠更在松高处。平生袖手，故应休矣，功名良苦。笑指儿曹，人间醉梦，莫嗔惊妆。问黄金余几，旁人欲说，田园计、君推去。
叹息芗林旧隐，对先生、竹窗松户。一花一草，一觞一咏，风流杖屦。野马尘埃，扶摇下视，苍然如许。恨当年、九老图中，忘却画、盘园路。

《水龙吟·断崖千丈孤松》是辛弃疾寓居带湖时的一首词作，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其创作时间大约在淳熙十三四年左右，前有小序云：“盘园任帅子严，挂冠得请，取执政书中语，以'高风’名其堂，来索词，为赋《水龙吟》。芗林，侍郎向公告老所居，高宗皇帝御书所赐名也，与盘园相并云。”①其全词如下：“断崖千丈孤松，挂冠更在松高处。平生袖手，故应休矣，功名良苦。笑指儿曹：'人间醉梦，莫嗔惊汝。’问黄金余几，旁人欲说，田园计，君推去。叹息芗林旧隐，对先生竹窗松户。一花一草，一觞一咏，风流杖屨。野马尘埃，扶摇下视，苍然如许。恨当年九老，图中忘却，画盘园路。”［１］

通读这首词，我们不禁会产生诸多疑问，如：盘园初成，其主人任子严来索词庆贺，辛稼轩却缘何在词作中把“芗林”与“盘园”并提，且在题序中作强调说明。“芗林”“盘园”在当时为何擅名如此，《盘园集》和《高风录》的编集，暗示了园林名望与文人声望及文学作品三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对这一“并提”现象之缘由的深入探讨来一一作答。

一、《水龙吟》“二园并提”现象之缘由

辛稼轩在该词的题序中清楚地点明了创作缘由，即任子严归隐后建“盘园”，且以“高风”名其堂，“来索词”，故为之赋。按理说，这已经是对创作背景及原因的完整说明，为何在其后又专门介绍了“芗林”及向子諲，且一定要“与盘园相并云”，并在词的下阕首句即云“叹息芗林旧隐”，似有题旨偏颇之嫌。那么，仔细考察“盘园”“芗林”二园的建造背景和构建模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首先，“盘园”和“芗林”均以梅树知名，“赏梅”又是宋代文人生活中极为钟爱的风雅之事，二园以园林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其欣赏乐趣。但二园“梅树”之景观与“赏梅”之方式又略有不同，梅树之态风姿殊异，赏梅之趣各有千秋。芗林的梅树是有意种植而得，主人为了赏梅由下而上搭建了立体式的平台，既可以漫步梅林，徘徊其中，在低处仰视梅花舒展怒放之姿：“丛植大梅，中为小台，四面有涩道，梅皆交枝覆之。”［２］又可以穿梭梅洞，拾级而上，从高处俯瞰梅花繁盛广芜之态：“盖自梅洞中蹑级而登，则又下临花顶，尽赏梅之致矣。”［３］而盘园建造之最初契机则是为了欣赏一株绝世大梅树：“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数间屋，傍枝四垂，周遭可罗坐数十人。任子严运使买得，作凌风阁临之，因遂进筑大圃，谓之盘园。”［４］不同于芗林的全方位、立体式人工搭建平台的赏梅方式，为了欣赏这一株天然而成的大梅树，任子严在建造盘园之时，主要是借大梅树盘旋之势，因利乘便，作凌风阁以观之，既可从台上高处俯瞰：“台之高不知其几仞兮，但见燕雀仰视如冥鸿。风之来不知其几里兮，但见南海北海声逢逢。”［５］又可置身大梅树之下仰观：“其始，酒家之后有古梅，盘结如盖，可覆一亩，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酴醿下。”②上与下，内与外，达到了和谐的统一。清雅的主人、风雅的宾客，时而高谈于凌风阁中，时而共坐于大梅树下，吟咏赋诗，酣畅共饮，真乃人生一大雅事、乐事！且盘园的占地面积更胜芗林，既因梅而建，又广植梅树：“地广过芗林，种植大盛，桂径梅坡，极其繁芜。”［６］把梅的“大”与“多”发挥到了极致。二园先后并立，均以“梅”知名，因而稼轩在词中把二者并提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二园的地理位置相近，构建模式相似，且盘园建造之初衷，就存在着和芗林“竞为双美”的目的。地理位置相近，就有互相对比的可能性，盘园和芗林互为比邻，距离极近，只相去里许：“盘园者，前湖南倅任诏子严所居，去芗林里许。”［７］构建模式相似，就有了互为借鉴的效果，二园均采用“因地乘便”“借势造景”的手法，在原本看似普通的地方选址，因势利导，利用本来就有的景致加以改造、扩建，以主人的才思心智倾力打造，费心琢磨，最大限度地提升其欣赏空间和审美意趣，芗林原址环境本就极为清幽雅致：“本负郭平地，旧亦人家阡陇，故多古木修篁。”［８］向子諲归隐之后，在此因地乘便，造了芗林，其建造之初，极尽巧夺天工之能事，亭台楼榭，皆可赏玩：“厅事及芗林堂皆为樾荫所泊，森然以寒。宅傍入圃中，步步可观，构台最有思致。”［９］除了梅花之外，又广植海棠、木槿等奇葩佳木，与亭台楼阁交相辉映，蔚为大观：“企疏堂之侧，海棠一径，列植如槿篱，位置甚佳。其他处所，自有图本行于世，不暇悉纪。”［10］即便是在阴天雨雪之时，也可尽得游赏玩乐之趣，且别有一番非同寻常的情味：“雨终日廉纤，假篮舆，以板为底，上起四柱，篮缺其前，以垂足于空虚，有雨雪，则以僧笠覆其上，两夫荷之。”［11］而盘园的构建契机则是为欣赏一株“盘结如盖，可覆一亩”“如数间屋，傍枝四垂”的大梅树，园主人作凌风阁储之，以便从高下、内外两个空间维度尽得游赏玩乐之趣。除了在“植梅”“赏梅”方面既存在相似之处，又具有竞争意味外，二园的房屋构建亦是如此，芗林有“企疏堂”，盘园则有“凌风阁”和“高风堂”。周必大在《跋临江军任诏盘园高风堂记》中，明确点出了二者间的竞争意图：“（任诏）屡起屡仆，在官之日少，闲居之日多，敛藏智略，尽力斯园，殆与芗林为鸿雁行。”［12］相近的地理位置，相似的建构模式，再加上二园主人“竞为双美”的文人雅戏式竞争心理，也是稼轩在词中把二者并提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二园齐名并提，是稼轩内心对二园主人人生轨迹认同感的一种外现，寄寓了对他们品格名望的钦敬和对其归隐行为的肯定，同时也与辛弃疾此一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态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芗林主人向子諲和盘园主人任诏，二人皆在中年时期挂冠归隐，故稼轩云“挂冠更在松高处”。向公和任公相与为邻，声名与园名并举，在当世均名重一时。任诏自幼聪敏，且在为官任上颇有政绩：“任诏，字子严，才猷敏劭。自为令，为守，为部使者，所至有政绩。”［13］退隐之后，建“盘园”，筑“高风堂”，以自明志：“后退居清江，筑圃富寿冈之傍，扁曰'盘园’，堂曰'高风’。”［14］而在宋室大乱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皇室宗亲的向子諲更是砥砺勉行，洁身自好，德才兼备，守正自持，以其才情和德行绵延家族荣耀，成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和人生榜样：“及中原衰乱，天下汙诞，襃然成俗，芗林公有高才远识，以忠勤厉行，端洁其身，特立一时之表。故向氏世益光大者，不独以相家后族，盖以其德厚流长，而本支有才子也。”［15］向子諲因忤逆秦桧而罢官：“子諲不肯拜金诏，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宜却勿受。’忤秦桧意，乃致仕。”［16］并因此获得皇帝夸赞：“言和议之非，忤秦桧，再乞休，致高宗嘉叹赠诗，有'孤风历俗’之褒，自是隐居十五年。”［１７］更显示出了其直言极谏、急流勇退、不与流俗为伍的高洁品性。二人前半生皆出仕为官，在任均有政绩，赢得了良好的官声和名望，却在晚年的时候，罢官归隐，以出世之心潜心私家园林的修建，过着怡然自得的乡野生活。纵观二者的人生轨迹，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最理想的人生模式，青壮年时出仕为官，在上为君主之股肱臂膀，在下惠及一方水土百姓，晚年之时归隐田园，悠然自乐地享受生活。

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人士大夫审美格调颇为精细雅致，生活上更重视舒适安逸的自我享受，故大多数人均有倾力打造私人生活空间的意愿，尤其是园林、书斋等雅致的场所。退隐闲居之后，稍有财力者便会花费大把时间、精力去打造属于自己的物质层面的“家园”，来作为精神栖息的所在。辛弃疾自然也不例外，据《辛稼轩年谱》可知，自淳熙八年其带湖新居落成后，至此词创作的淳熙十三四年，这五六年间辛弃疾一直寓居上饶家中，过着半归隐的闲居生活，五六年悠然安适的田园生活，逐渐磨灭了辛弃疾之前强烈的入世之心，由“功名良苦”“田园计”等句，亦可知辛稼轩此时已经对前半生金戈铁马的生活中所执著追求的“功名富贵”之心逐渐淡漠，有了仿效向、任二公，终老田园的打算。且淳熙十四年的时候，好友韩无咎、汤朝美、钱仲耕相继去世，更使辛稼轩在词中生发出了“人间醉梦”的感伤叹息之音。向子諲和任子严的人生轨迹，其实是辛弃疾一生所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路线，故而稼轩在词中把二者并提，其实是对二人人生轨迹的内心认同感的一种形式外现，亦和辛弃疾此时所处的人生闲居阶段产生的“归隐之念”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四，辛稼轩在题序中“二园并提”，且在下片以“叹息芗林旧隐”开头，“叹息”二字总领下阕，奠定了回忆感伤的基调，当有缅怀逝者向子諲之意。“盘园”的建造是由“芗林”主人向子諲一力促成的，离芗林不远处有一株参天古梅：“子严以为天下尤物，求买得之。时芗林尚无恙，亦极叹赏，劝子严作凌云阁以瞰之，迄今方能鸠工。”③园主人曾为至交好友，且任子严“买梅”“建园”乃是在向子諲的“劝说”下开始的。盘园约讫工于淳熙十三四年（1186年 ～1187年）左右，而芗林主人向子諲约卒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盘园讫工的时候芗林主人向子諲已经故去三十余年。盘园由向子諲积极倡导、一力促成，而园成之日，斯人已逝，不得欣赏其中美景，故辛稼轩把二园并提，当有缅怀逝者之意。

最后，据题序可知，“芗林”乃高宗皇帝御笔赐名，且“芗林”主人向子諲为钦圣献肃皇后的再从侄：“字伯恭，文简公之五世孙，钦圣皇后之再从侄。”［18］借其皇室宗亲的贵重身份，把“芗林”与“盘园”并提，既有助于提高“盘园”的知名度，也是辛稼轩在词作中对盘园主人任子严暗加褒扬的一种方式。

二、二园名望与主人声望之关系

考察了《水龙吟》中“盘园”“芗林”并提现象的原因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探索“二园”名望和“主人”声望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宋人生活之雅致、精致的程度远超唐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反映在他们醉心私家园林的营造上。主人在园林的构建上用尽心力，常常不惜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倾力打造，以取得臻于极致、尽得其趣的玩赏效果。盘园前后约建造了34年之久，且占地面积甚大：“赴任盐运使，会盘园，广袤数里，高下因山川，甚有野兴。”［19］且盘园、芗林均以梅负盛名，主人在建园时全面周到地考虑了诸如天气变化、四季节候、观赏视角、空间容纳等各种因素，园成之后使游赏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极尽赏梅之趣。这样不惜耗时耗力而尽心营造的园林，其景致自有颇为可观的奇异要妙之处，这也是二园赢得巨大名望的关键所在。再加上宋人对颇具清峻傲骨气节的梅花的喜爱，更加速了二园名望鹊起之步伐，吸引了大量至交好友慕名前来拜访参观，人人口碑相传，也更加使得二园名望远播士林。

“芗林”“盘园”在当时极负盛望，是士大夫念念不忘、心向往之的所在。周必大在《跋临江军任诏盘园高风堂记》中描述了其繁盛一时、远近知名的情状：“清江，江西一支郡耳，而士大夫未至者必问向氏芗林如何？任氏盘园如何？其至则未有不朝芗林而夕盘园也。”［20］并继而分析其原因曰：“夫园林胜，所在不乏，何独二氏擅名如此？非以其人之可贵与？惟向公伯共早从前辈游，旋受知高庙，周旋中外事业，显著芗林，泛宅又形宸翰。盛年挂冠而归，迄备《洪范》之五福，其可贵固宜。任侯子严出于名家，自少年已负隽声，下笔辄数百言，位官所至辨治，盖尝亲炙向公，不但慕蔺相如于后世也，惟其才高志大，不肯下人，以是屡起屡仆……”［21］虽然周必大的论述不免有因私交甚好而过于夸誉之嫌，但其关于“园林名望”与“主人声望”之关系的剖析仍算比较中肯。园林的名望因主人的声望而鹊起，任氏和向氏皆人品可贵，声望播于士林。向公出身名门，在庙堂之上受君主重用，盛年之时挂冠归隐，五福具备，令人钦羡；而任公亦师出名家，少年之时已声名在外，颇有才干，为士人之楷模。二人的声望加速了二园名望之鹊起，而二园在口碑相传间无疑也印证了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人品格调的不俗，更进一步增强了园林主人在士大夫中的声望，这是一种双向循环的“互证”“互扬”关系。

除了来游赏的至交好友对园林美景的交口称赏之外，主人自身对花费数十年光阴倾心打造的园林也是陶醉欣喜，颇引以为傲的。向子諲以“芗林居士”自号，园名和人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园林外显为主人名号的一种物质化形式。而盘园主人任诏以“高风”名其堂，则又昭示了其高风亮节之情操，园林在这里又内化为主人品性的一种精神符号。向子諲在《鹧鸪天》小序中自叙：“旧史载，白乐天归洛阳，得杨常侍旧第，有林泉之致，占一都之胜。芗林居士卜筑清江，乃杨遵道光禄故居也。昔文安先生之所可，而竹木池馆亦甚似之。其子孙与两苏、山谷从游，所谓百花洲者，因东坡而得名。尝为绝以纪其事，复戏广其声为是词……”［22］向氏拿自己所建造的芗林和白居易洛阳的园林相比，且详述了芗林地理位置之优越、旧日主人之清雅、自然环境之清幽、园林景致之知名，意在表明与白乐天之园林相比亦毫不逊色，其欣然自得之情显露无疑。而盘园主人任诏在园成之日，广邀至交好友前来游赏，并诚请当世诸名贤大家作记、跋、诗、词等以记盛事，亦可想见对躬亲打造的园林重视自豪之情状。

这样的一种“园”之名望与“人”之声望间“互证”“互扬”的关系，甚至引起了宋人极大的欣羡之情，产生了欲仿效之心。范成大即为典型之一例：“始，余得吴中石湖，遂习隐焉，未能经营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达子上过之，题其壁曰：'登临之胜，甲于东南。’余愧骇，曰：'公言重，何乃轻许与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见园池多矣，如芗林、盘园，尚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从旁赞之。余非敢以石湖夸，忆子充之言，并记于此。噫！使予有伯恭之力，子严之才，又得闲数年，则石湖真当不在芗林、盘园下耶！”［23］盘园、芗林均以奇物（梅）取胜，满足了人们猎奇争胜的心理。当范成大得了吴中奇石，遂产生了归隐田园之心，亦想以此为契机建造属于自己的私家园林，尤其是当此石被好友拿来与芗林、盘园作比，并极力称赏说盘园尚乏此奇石之天趣的时候，范成大不无心动地发出了假使自己有向公之物力、任公之才情，再得数年闲暇时间去尽心营造的话，所造之园当不在二园之下的唏嘘感慨之情。这样由欣羡发展为欲仿效之的心理，更从侧面印证了芗林和盘园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范成大本人这种想借园林之名望来彰显自身声望的心理，也充分表明了芗林、盘园二园名望与向公、任公二人声望之间互为证明发扬的作用。

三、士大夫园林构建与文学作品之关系

园林的建筑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在建造的过程中极其考验建园者的心思才智及审美格调，是个人物力和才力的一种形式外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园主人亲自参与设计、营造的园林，更是凝聚了主人大量心血的空间化艺术品，是作者自身生活品质、心胸气韵和性情才思的一种反映。故而在园成之日主人往往会遍邀亲朋好友前来欢聚庆贺，并诚邀当世贤哲题词作记，以示隆重喜庆之意，在分享园林之美、之趣的同时，也期望获得赏玩者对自身悉心营造的“作品”的肯定和赞扬。

园林的讫工，会在短时间内刺激大量文学作品迅速产生，这是园林建构与文学作品之第一层关系。我国自古就有建筑物在开工奠基、上梁封土或建成讫工之日邀当世文坛大家作文以记之的传统，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即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壮举所作，一记，一楼，互为彰显揄扬，名传千古不衰。盘园建成之日，即以主人之声望聚集了周边慕名而来的大量文人雅士，引发了与之相关的第一个文学创作高潮。主人任诏托周必大作《跋临江军任盘园高风堂记》，并于同一时期邀章颖作《高风堂记》（已佚），同时请辛弃疾作《水龙吟·断崖千丈孤松》词，三者并称，前后相续，各体兼备，享誉一时：“南安太守科甲高，袖有桂馆之香风（章茂献作记）；庐陵相公名位高，笔有造化之春风（周丞相作跋）；雨岩居士卧榻高，句有湖海之英风（辛幼安作词）。”［24］除此之外，当世文人欢聚于此，纷纷进行文学创作以示庆贺，并结集成册：“有《盘园集》《高风录》，皆郡贤所赋咏云。”［25］且周必大、章颖与辛弃疾三者之作尤为知名：“纷纷俗论安足穷，二三君子人中龙。”［26］诸如任诏这样以数十年光阴尽力一园，园成之日即为一大盛事，吸引如此多的文人相聚一处并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壮举，对文学作品的发生层面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的。

作为主人花费了大量心血打造的私人独享式空间艺术，其恒久的魅力更体现在园成之后漫长岁月的流逝中，持久不断地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与园林名声之间互为“彰显揄扬”的作用。此为园林建构与文学作品之第二层关系。对名胜古迹的歌咏，在历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宋人对园林尤其钟爱，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享誉一时，陆游更是用《沈园二首》叙写了一段流传千古的悲伤爱情，同时也让“沈园”鲜活地存留于千年的时光里永不褪色，自此之后，歌颂沈园及二人爱情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盘园、芗林和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之间，也存在着这样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起到了互为彰显揄扬的作用。周必大有《舣舟清江镇从任子严（诏）运使求菊》曰：“陶令思归未得归，黄花想见绕东篱。满头须插何容易，且向盘园乞一枝。”［27］周必大乃任诏的至交好友，在盘园建成之日即被委托作《高风堂记》以记其事，作为该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周必大诗中充溢着对当日盛事的追忆缅怀之情。他对盘园的建造过程及园中景致都颇为熟悉，这首七绝更是拿陶渊明与菊花作比来衬托盘园主人性情之高洁傲岸，景致之幽静清雅，“乞菊”之句不仅暗扬了盘园主人的品性，更极大地提高了盘园的声誉；盘园声名远播，又使得描写它的诗作成为文人争相传颂的名篇佳句。而作为未游赏者，赵蕃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因接触到诸多描写盘园景致的诗歌，通过诗歌的描绘而想象园中的奇景奇趣，却于盘园建成十年后仍因不得游赏而念念不忘、心向往之的执着心绪则更值得我们注意，其《呈任邕州诏子言》曰：“清江江上贤大夫，我所识者向杨胡。盘园近说在城郭，使君政剖邕州符。笑谈虽阻亲颜色，新诗往往流传得。岂知舟楫复江湖，飘飘又堕清江侧。向来一识苦无因，兹日何缘得造门。要题诗句道所以，行色苍茫难具陈。盘园已成十年阴，使君二毛殊未侵。平生慷慨功名事，切勿恋此成遐心。”④

从诗句“向来一识苦无因，兹日何缘得造门”可知赵蕃当时还未曾亲历盘园游赏，但因诸多好友口耳相传及“新诗往往流传得”的缘故，对盘园亦是慕名已久，由此产生心向往之的情愫，但因无法结识盘园主人，不能登门拜访亲身游历斯园斯景而颇为苦恼，故而题诗，以陈心曲。此时盘园已成十年，但其对未曾身至亲游者仍具有如斯魅力，园林和文学作品之间互为彰显揄扬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文学作品的流传最大限度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园名得以流传后世，即“文传园名”，成为园林构建与文学作品之第三层关系。历史上的名园，或久经风霜侵蚀，破败不堪；或几经易代动荡，毁于战火；或出于人为破坏，保护不善，经受千百年时光的磨砺，能保留其原有风貌的微乎其微。而文学作品则不同，相比于占据空间范围较大，且修缮维持费用较高，在历史的变迁中保存原貌极为困难的园林来说，文学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流传的成本较小，尤其是当世名重一时的园林，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文学作品去描写它，赞美它，而这些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即便是在园林已经毁坏之后，依然能使其名声流传后世：“予尝惜子长上会稽太白，南寻禹穴，皆无遊记。然名山者，千万年而不改观者也，即何待文。若无亭台桥榭，与时废兴，易代而后，能使其遗踪逸迹，犹想见于空翠湿红间，必託于慧业若康乐、子厚者以传。”［28］作者在叹息司马迁游览名山大川却无游记流传于世之余，深刻地意识到了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记载传播名山大川、亭台桥榭、园林池沼等文化景观中的巨大作用。有的优秀文学作品甚至能使它所描绘的园林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符号，如石崇的金谷园，自杜牧的《金谷园》诗“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29］后，便成了繁华梦断的一个代名词。

园林构建与主人声望、文学作品之关系及作用自不限于以上论析，然稼轩在为庆祝“盘园”建成而作的《水龙吟·断崖千丈孤松》中，把“芗林”与“盘园”并提的现象，却为我们深入探析园林、主人、文学作品三者之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虽然微小但有趣而又独特的视角。对其“并提”原因的细致解读，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园林、园主人、文学作品三者之间互为刺激生发、彰显揄扬、文载园名、流传后世的作用，更有助于我们对辛弃疾这首词作的深入理解和透彻赏析。

 注：

①注：广信书院本《稼轩长短句》卷五作：“盘园任子严安抚挂冠得请，客以'高风’名其堂，书来索词，为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北京图书馆藏元大德三年刊本影印本，1959年，第38页。）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参考四卷本乙集改之，今从邓先生之说。

②注：《范成大笔记六种》作“始坐大荼蘼下”，此“始”字盖“如”字之误，此处依据清知不足斋丛书本改之（［宋］范成大《骖鸾录·范成大笔记六种》，载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0-51页）。

③［宋］范成大《骖鸾录·范成大笔记六种》，载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页。注：范成大《梅谱》记作“凌风阁”，“作凌风阁临之”，而此处又作“凌云阁”，盖因笔误所致。王庭珪有《任子严凌风阁》诗：“朱帘下瞰梅花发，百尺梢头挂玉钩。人在半天攀玉蕊，山如方丈接瀛洲。曾留深夜乘鸾女，相对谁家却月楼。将此层轩拟东阁，正缘诗兴似扬州。”（［宋］王庭珪《卢溪集》卷十八，明嘉靖五年刻本，载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籍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99页。）

④［宋］赵蕃《淳熙稿》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101页。注：题目中“言”字为“严”之误。

参考文献

本文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感谢谷维佳慨允转载。小编读辛词数过，未曾关注到这个小而有趣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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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超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