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历史研究有下列三类基本目的，或者说基本功能：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智识兴趣"，三是"人类自我认识"。
　　经世致用大概是一般的人们、甚至是许许多多历史学家谈得最多的历史研究目的。然而只需粗略地分辨一下，就可以看出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经世致用。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一种是简单化类比的、机械的、甚而庸俗的，既不真正精当地辨识、探究往昔的事态及其确实的形成原因，更不足够具体地考察、分析现今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趋势，而是很简单地用历史来比拟现今和未来。另一种经世致用则达到、或接近达到兰克当作根本的历史哲理来强调的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1即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探寻历史共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多少是合理的怀疑论立场和开放性思维保留历史"模式"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具体地认识活生生的现实。
　　在前一种经世致用史学当中，除去例如"幕僚史学"、"御用史学"和"道德说教史学"之类可谓最低劣的形态，还有着比较受尊重、甚至在一段或长或短的现代历史时期里被许许多多人衷心推崇和盲目信仰的权威形态，那就是多少随意地调度或拨弄史料和史例，以便发现、论证和例解"科学的铁律"。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影响（甚而声誉）显著超过克劳塞维茨的19世纪军事史家约米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其笔下，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居然失去了同旧制度下七年战争的巨大实质性区别，而对所有这些战争进行研究的动机和结果，是搞出寥寥几条他所称的"不变的战略科学原则"，以便用于无论何种战争。2
在马汉的海权史当中，对史料和史例的拨弄导致了例如极严重地夸大制海权对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的意义，甚至达到了被他本人当作基本的研究方法来向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公开倡导的地步。3
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位相信"科学铁律"的经世致用者要将英国世界优势的历史秘诀，教给他同代和后代的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
　　同这些人相反，修昔底德那样的伟大史家从对于历史严肃认真的探究、思考和总结中，自觉地寻找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通过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博大精深的论述，他体会和提炼国际政治的本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国内政治对于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的性质和行为特征、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含义、国家大战略的要素及其成败原因等等。4
而且，他展示出来的国际政治机理是那么丰富，那么"非规律化"，以致当今西方一位很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仍盛赞其"复杂的现实主义"(the Complex
Realism)，认为它优于此后近2500年里西方所有主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脉流。5
还有兰克。这位现代历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论列强》之中，就国际关系史而言划时代地提出了一大基本模式和一大基本趋势，那就是先前两百多年里欧洲国际体系内权势格局反复变更的模式，加上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扩散的趋势。但是，也正是在这总结历史、启示未来的雄文的结尾部分，他极有力地强调了那个与简单化比拟和机械性类推正想反对的哲理--绝对的个性与相对的共性的有机统一。6

　　"智识兴趣"(intellectual interest 或 intellectual pleasure)
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尽管这并非物质利益至上论者或自我中心主义者（不管这"自我"是指本人、本集团或本阶层，还是指本民族、本国甚或本文明）所愿接受或承认，却是一项不说自明的常识。正如利益考虑虽然极为常见并且通常至关重要，却不能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基本原因那样，经世致用决不能概括历史研究的所有基本动力。大致而言，这里所说的智识兴趣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本位的和狭隘的，甚至是猎奇性的，有时特别流行的一些"阴谋史学"、"英雄史学"或"偶然性史学"等等，便是其中较低劣的例子。另一类智识兴趣，是以认知事态本身内在的机理、特别是那些同经久流行的俗见相违的内在机理为主要目的，再加上对丰富生动的历史悲剧、喜剧或讽刺剧的"鉴赏"。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当然需要有价值取向和置身处地式的情感移入，而且事实上也大都有归属或倾向于本集团、本阶层、本民族、本国或本文明的好恶和利益关切。但尽管如此，有如站在"上帝"或"外星人"立场的那种超脱（或许也可以说，站在宏观历史和人类本身的高度上的那种超局部、超时代意识），至少有时是需要的和可贵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离不开这种超脱，司马迁的《史记》应当说也是如此。取小者而言之，当代美国的头号德国史泰斗和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戈登·克雷格发表过一篇文章--《论阅读外交文书的乐趣》，那略为夸张地说是大师级史学家才能写出的佳作。7
这样的智识兴趣并未妨碍（或许还促进了）他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抨击。要达到很高层次的超脱，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斯多噶精神"：具有极明确的自由资产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勇敢、坚决地揭示了将导致本阶级衰落的一个法则--利润率倾向下降，从而被马克思誉为"这是斯多噶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8
历史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最高主题，也许可以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一语来表述。这里的"天"可理解为必然性，"人"大概可以理解为偶然性和主观选择。这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哲学中的必然与自由（命运与自由）的关系，或曰历史的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历史研究的第三类基本目的--人类自我认识，指的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对于自身的意识和认识，它也可以称为人类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ying)。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此，人作为群体与个人的基本区别之一也在于此。现代史上，有两种探求人类自我认同的方式：历史主义于19世纪兴起以前，人们主要是像启蒙学派那样（当然也同自然法信仰者与经典现实主义者那样）规定人--说到底多半是个人--的先验的本性，历史主义兴起后则越来越广泛地以历史进化、历史展开的观点，考察人的群体的演化。91
它虽然会因为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对历史的实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很难说是一种自觉地旨在经世致用的努力，
而且也不同于旨在智识兴趣的那种局外和超然的观察。它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的一种自省，而历史学家在这自省中充当着这样的人的主要代表。
　　在现当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及其种种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效应自19世纪中期起在全球广泛扩散以来，探寻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的演化大致意味着三件事情，或者说包含着三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面：（1）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眼界，这在全球性国际和跨国交往急剧增进的晚近半个世纪和未来岁月里尤其重要；（2）对于各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人类基本群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个性的具体和深切的理解，其中包括对于此等群体关于自身历史个性的自我认识的理解，因为这种自我认识构成其历史个性的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和塑造力量；(3)对于"智识兴趣"范畴内丰富多彩的偶然性、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视，连同对于这些要素与必然性、命运和历史深层大力量之间复杂关系的追索，而这追索要不致成为过度自信和缺乏自我怀疑精神的，就必须明白这复杂关系永远无法解释得"水清见底"。例如我们要理解20世纪世界史上最大的事态之一--苏联的瓦解，就需要有上述所有三个基本方面，而就目前的理解水平而言，尤其需要的是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眼界。10
注释：
1 见F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7), Chapter 15;
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欧洲》，1998年第4期，第4-10页。
2 John Shy, "Jomini,"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43-185.
3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bid.,
pp.444-477, esp. pp.449-455.
4 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1996),
Chapter 2-4;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 Chapter 1of Part I, chapter 2-3 of Part III; Donald
Kagan, "Athenian Strategy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William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4-55.
5 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97), Chapter 1.
6 "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ill
Co., 1973), pp.65-101; 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第7-10页。
7 Gordon A. Craig, "On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26, No.3-4 (September 1991), pp.369-384.
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篇。尤其见其中第287、310页。
9参见Friede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对于这部经典杰作的一项高水平的概述和简要评价，见W. Stark's Introduction
to Meinecke, Machiavellism, pp.xxxvii-xli.
10参见在这一方面一项比较杰出的思考：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16, No.3 (Winter 19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