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宜信创始人、CEO唐宁在宜信12周年的伦敦之行中,曾与上一任伦敦金融城市长Charles Bowman会面,共同探讨了金融科技和财富管理方面的合作。
今天,现任伦敦金融城市长Peter Estlin携政府代表及英国金融科技公司代表访问北京,期间密集拜访了政府监管部门和各大银行。
现任伦敦金融城市长Alderman Peter Estlin
那么伦敦金融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块风水宝地?
在《美好家园》的4月刊中,就有一篇文章站在第一视角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伦敦金融城的前世今生。
谁是世界金融中心:金融城的千年权势
文 | 周湲
作者简介:在金融行业多个领域拥有25年的工作经验,在北京、纽约、上海、伦敦等地各类金融机构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机构类型包括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外资银行(澳洲联邦银行),国际组织(世界银行),私募股权基金(霸菱亚洲私募股权基金)等。在商业银行管理、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曾任宜信租赁首任总经理,宜信财富海外产品董事总经理。
众所周知,纽约曼哈顿与伦敦金融城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金融中心。人们经常拿这两个地方作比较,究竟谁是第一,谁排第二?
比较下来,往往发现它们各有所长,难分伯仲。曼哈顿拥有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最大的股票交易量,在企业直接融资,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上市方面独占鳌头。曼哈顿也是全球对冲基金的大本营。伦敦则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在国际债券、跨境贷款、外资股权交易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首位。全球500强企业中,有75%都在金融城设有分支机构。纽约的金融业务主要倚赖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伦敦80%的业务都是国际性的。
从这个角度看,伦敦被称为世界金融中心也算当之无愧。
伦敦城的秘密
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伦敦金融城被视为帝国的发动机,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帝国扩张所需要的资金,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富裕的城市,也是毫无争议的金融中心。随着帝国的瓦解,英国的综合经济实力早已落后于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后起之秀的中国,但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却从未被撼动,依然吸引着全世界的机构、财富、资金和金融人才,其秘密何在?
秘密就在于金融城所处的位置,那一平方英里的“风水宝地”。
其实,那块风水宝地的名字不叫金融城,那只不过是为了中文翻译的方便,以行业特色代替了一个地名,就像中国人喜欢把布伦海姆宫称为丘吉尔庄园一样,只因为丘吉尔出生在那里。那块风水宝地的正式名字是“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英国人将其简称为“城”(City),以别于其外围的大伦敦地区 (Greater London)。不知是哪个聪明的中国人,给它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外号“金融城”,很快就传开了。为了方便,我们也继续用这个外号来称呼它。
为什么说它是一块风水宝地呢?那就来看看它奇特在哪里。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那座小小的城,竟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自治城邦。从遥远的古代起,它就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从不听命于国王、教会甚至是议会。很多人,包括在金融城里工作了大半生的人可能都不知道,那一平方英里的“城”,竟是英国之内唯一不受议会管辖的土地。它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市长;它有自己的财政、外交和警察,它甚至还有自己的法院和消防局。一句话,伦敦城是一个单独的政体,一座城中之城,国中之国。
这座“城”为何如此特殊,它到底是什么来路?
两千年前,罗马人入侵英国,在泰晤士河北岸砍伐森林,建起一个定居点。他们颁布法律,推行贸易,建起神殿和公共浴池,修路造桥,最后围起了一圈城墙,保护城里的文明生活。罗马人将这个城命名为“伦敦”。和罗马一样,伦敦城里的市民享有各种公民权。依托泰晤士河水运的便利,伦敦城与全世界做贸易,很快就富裕了起来,成为一座拥有六万人口的繁华城市,里面住满了来自罗马帝国各处的商贩、法官和奴隶。
一千年后,征服者威廉来到泰晤士河对岸。他的军队横扫英格兰,留下一路废墟,却唯独对伦敦城格外友好。他发现生活在罗马围墙内的这群人享有高度的自治文明,比那些田野里的英格兰农民难对付得多。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伦敦市民承认威廉为英国的国王,威廉承认伦敦市民的自由,并授予伦敦城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威廉统治期间下令对英格兰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目的是查清各地的人口和财产,用于征税。这次人口普查留下了著名的文献《末日审判书》,但是其中没有关于伦敦城的任何记录。在历史记载中,伦敦城从此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一个享有政治、税收特权的贸易中心。
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再没有人能够撼动这座城的特殊权利。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90年的《权利法案》,历代国王、议会都反复确认会信守古代君主对伦敦城的特殊承诺。十六世纪晚期,伴随着英国贸易航线的不断延伸,这座“城”里的商业日益繁荣,一艘艘大船载满世界各地的货物,停泊在泰晤士河两岸,而贸易结算和借贷生意也在“城”里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别小看了今天金融城斜街窄巷中那些不起眼的小咖啡馆,当年所有的信息交换和资金交易都在咖啡馆中进行。劳合咖啡馆的老板总是能搞到最可靠的航运信息,这里成为水手、船东和商人们最常光顾的地方。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保险、海外贸易和船舶买卖生意。劳合咖啡馆就是今天国际保险巨头劳合社的所在地。股票经纪商们举止粗鲁,嗓门也大,被皇家交易所赶了出来。他们都喜欢聚在乔纳森的咖啡馆里交易股票,后来干脆把这家咖啡馆的名字改成“伦敦股票交易所”。
喝咖啡时聊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传言 (gossip),有些传言成真,变成了蕴藏商机的信息。于是有人开始专门收买、汇集、发售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咖啡馆成了信息的集散地,各种报纸、杂志成为每家咖啡馆的必备之物。新闻产业在伦敦城的咖啡文化中迅速强大起来,不久后在哲学家洛克的大力推动下,议会终止了《牌照法案》,新闻出版再也不需要政府的审查许可,那一年是1695年。
大伦敦一直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西敏寺和它旁边的白金汉宫,另一个就是伦敦城。前者代表的是君权和议会,后者代表的是自由商业。五百多年来,西敏寺与金融城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
最有戏剧性的一次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伦敦城居然公开支持与英军作战的乔治华盛顿,还给他出人、出钱、出军火。国王指责城里的商人们“叛国”,得到的回复却是对君权界限的提醒:“别忘了,你家祖上可是在英国内战中被人民打败了!”
伦敦城的底气,除了承于古代的自治特权,更重要的,还是它在英国崛起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17世纪晚期,伦敦城的商人们向荷兰学习,开始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政府公债、中央银行、股份制公司、股票市场。商人和市民们在一级市场买入政府发行的永久债券,入股远洋贸易公司,这些股票和债券都可以在二级市场自由交换。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金融创新都发生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史称“金融革命”。伦敦,从一座贸易之城开始了向金融之城的快速演变。这场金融创新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并不是因为那些新的金融工具,而是对这些工具的广泛使用,促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伦敦城的债主们通过议会对皇室施加影响。金融革命之后,皇室和政府的所有收入都由议会决定,政府如果想发债或征收用于偿还债务的新税种,都要议会批准。债权人的利益通过议会得到了保护,降低了政府的违约风险,从而对公债更有信心。在这种议会制约君权的体系下,君主及其政府反而拥有了更高的社会公信力,其获得的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君主专制的西欧国家,例如法国和西班牙。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每年可支配的经费超过1亿英镑,而法国只有区区几百万英镑。到十八世纪末,英国不仅成为新的海上霸主,而且成为有史以来领土面积最大的环球殖民帝国。一百多年里,伦敦城为历代君主筹措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为大英帝国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它维持商业自由的古老特权,被一代代大英帝国的君主反复确认也就不奇怪了。
对金融城又爱又恨的,除了君主,还有议会。
脱胎于伦敦城政务议事厅的英国议会,是当今英国最高的立法权力机构。它与伦敦城的关系非常复杂,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有人说,它是英国境内唯一不需要服从议会权威的地方。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很多议会通过的法案确实不适用于伦敦城,比如说至关重要的选举法。在每五年一次的大选中,英国所有的选区都是一人一票,只有金融城例外。它的大部分选民不是公民,而是公司。注册在金融城里的企业,根据员工人数的多少,得到不同数量的选票。投票人则由公司高层指定。这就是说,来自金融城的选票,代表的是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股东的利益,很多还是外资银行。而在英国所有其它选区,有权投票的只有本国公民。
根据另一项古老的特权,金融城向议会派出一名“书记员”。不过,这名“书记员”的职责可没有听上去那么卑微。开会时,他坐在议长的后面,负责记录会议内容,最关键的,是要把和金融城利益相关的所有讨论向金融城政府及时汇报,而且还要负责对议会关键议员及委员会的游说活动,以免金融城的利益在国家立法中受损。可以如此在第一时间、深度介入立法过程的游说特权,是任何组织、行业都没有的。
一系列的政治特权,加上几百年来所积累的巨大财富,金融城政府可以对历届议会、政党、政府施加巨大的影响,不断获得有利于其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这是在大英帝国瓦解后,伦敦城依然能够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秘密所在。与美国相比,英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政策更加宽松,也更鼓励各类金融创新。现代金融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世界上第一台ATM机,就诞生在金融城。在众多的创新中,对伦敦城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离岸”交易制度。
银行家与律师们联手创新,在开曼、百慕大、维京群岛等英属海外领土上,建立起庞大的全球离岸金融体系。寻求隐私与避税的跨国企业、各国富豪们纷纷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公司账户,再通过离岸信托等复杂的法律结构,将资金重新投资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大部分的资产交易发生在离岸中心,重头戏如交易结构设计、合同起草与谈判、账户清算等等都发生在伦敦。很自然地,大部分资金和利润也都回流到伦敦。到了八十年代,伦敦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离岸金融体系,而它自己正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八十年代中期,保守党政府启动被称为“大爆炸”的金融改革,极大地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降低了对资本市场和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一时之间,世界各地的大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涌入,通过在伦敦设立的分支机构开展国际金融业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本国的离岸资本提供金融服务。
目前,在伦敦注册的外资银行超过250家,外资银行的资产占英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50%。每天,全世界36%的外汇交易量、70%的国际债券交易量、20%的跨国贷款都在这里发生。伦敦城,在大英帝国瓦解之后,建立起一个隐形的全球金融帝国,每天循环吞吐着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财富。而带动帝国运转的强大心脏,仍然在泰晤士河北岸的那一平方英里。
伦敦城的功过与是非
如同它所构建的离岸金融帝国一样,金融城自身的政治特殊性,也低调、隐秘,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工党首相ClementAttlee在1937年时曾说:“一次又一次地,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在西敏寺之外,居然还有另一种权力。通过掌控金钱,这种权力可以在国内和海外建立起与议会立法相对立的政策。”有人把金融城形容为一个“史前怪物,神秘地存活到今天,寄居在英国的现代社会里。”
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城确实是一座城中之城,国中之国,是英国的一块法外之地。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金融城既依托于英国之内,又超脱于英国之上,是成就了一个世界金融之都的终极秘密。对于英国自身而言,金融城的功与过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二战之后,英国传统的制造业逐渐衰落,在全球贸易中的领先地位也随着殖民帝国的解体而风光不再。
但是为其服务的金融城并没有随之衰退,反而凭借着创新与政策优势,保持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里是欧洲和世界金融业的心脏,围绕着银行、证券、外汇、保险、期货、商品和衍生业务的服务十分密集。金融城提供了51万个工作岗位,每58个英国工作人口中,就有一人在金融城工作。此外,金融城还贡献了600亿英镑的金融服务贸易顺差,720亿英镑的直接税收,占英国税收的11%。
除了真金白银的贡献,伦敦城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很多金融创新,伦敦城不一定是首创之地,但却给它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条件。比如区块链技术、许多的金融衍生品,还有网络借款和众筹模式。以借款和众筹为例,这两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融资模式,几乎同时诞生于美国、英国和中国。与美国和中国相比,英国监管当局的态度不仅包容,而且鼓励。十几年过去了,英国网络借款与众筹行业的运行是最为稳健的,行业从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也没有出现过投资者受损的维权事件。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创新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复杂的衍生品,既可以无限放大杠杠,满足投机者以小博大的贪欲,也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降低市价波动带给制造业和农业的损失。巧妙的交易结构设计,既可以帮助富人在离岸市场避税,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让低收入者和小生意人获得便宜的周转资金。金融创新的效果是好是坏要看怎么用,但前提是要先有。
现代金融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敏感区域。相较之下,伦敦金融城这块“法外之地”,到是为金融创新提供了一个最自由的空间。
不论金融城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有多大,对它的批评从没停止过。
其中一种批判恰恰就源于它本身的强大。很多人认为,伦敦虽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但它却把经手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国外,并没有让本国的实业受益。更有甚者,金融业在英国经济中一枝独秀,侵占了其它行业的资源。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才。金融城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远远优于其它行业,以至于今天英国最聪明的年轻人,纷纷把基金经理、财务分析师当作最理想的职业,而不愿意去从事教育、医疗、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对人类幸福有更直接关系的工作。
对金融城最猛烈的攻击,还是针对那个庞大的离岸金融体系。复杂的交易结构,离岸地不透明的法律环境为跨国公司、高净值富豪提供了隐藏资产,逃税避税的便利也为恐怖组织、犯罪、贩毒团伙提供了洗钱的便利。因为大部分实质性的策划、安排和实施都在伦敦完成,人们说伦敦城才是那个最大的离岸中心和避税天堂。
还有人指出,伦敦城的宽松监管,已经妨碍了在全球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特别是让很多美国银行钻了空子,帮它们规避了更加严格的本国监管。美国国际集团 (AIG) 疯狂的交易活动虽然发生在美国本土,但是直接负责的那个业务部门是被金融城监管的。雷曼兄弟公司的表外交易在华尔街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是伦敦的一家律所帮它成功实施。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是伦敦的金融城间接促成了2008年那场起源于美国,并最终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面对这些批评,很少能见到金融城的公开回应,也许它早已习惯了。几百年来,金融城的权势与财富一直都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几次变革无一列外都试图取消金融城的特权,让英国的领土上不再有法外之地。二战后的工党政府也试图取缔金融城政府,将其置于大伦敦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把金融城变为大伦敦市众多城区的一个。然而斗争的结果是,金融城完好无损,大伦敦政府被取消。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保守党政府和新工党政府不仅没有取消金融城的特权,反而通过放松管制强化了它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业的地位在本国也越发显赫。
时间过去快两千年了。虽然已经从一个小小的罗马集市,变成了地球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城的疆域却从没扩大,始终都是那小小的一平方英里。十六世纪,随着商业繁荣,人口不断涌入,城里曾经拥挤不堪,1632年国王要求伦敦城政府将它的特许管辖范围扩大到临近的四个城区,但是伦敦城拒绝了。它花费巨资在爱尔兰建了两个殖民地,然后把城内“多余的人口”都迁到那里,只把商业的功能留在伦敦。它把自己圈在罗马人建的那座“城”里,一步也不肯迈出,就像唐僧呆在孙悟空给他画的那个圈里。
罗马人修建的那圈围墙如今还能看得见。它保护的是自由人拥有财产的权力,保护的是商业的自由。城里的人崇尚竞争,只要手段合法,不问目的。城外的人骂他们贪婪,说他们为富不仁,想拆了他们的墙,把囤藏其中的财富拿出来给大家分。如果用简单粗暴的比喻,城里代表的是“效率”,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精髓,粗暴丑陋却充满前进的动力;城外代表的是“公平”,是对人类日趋平等的追求。几百年来,两种力量一直在互相对抗,此消彼长间,推动着英国一轮又一轮的社会改良,直到今天。
2016年的脱欧公投,不仅将金融城,更将整个英国带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很多人担心一旦脱欧,英国的金融业将遭受重创,许多欧洲的金融机构会搬离伦敦,金融城国际中心的地位将被巴黎、卢森堡或者法兰克福所取代。
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一个不久前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99年欧元诞生,英镑并没有加入。但是欧元的推出,却增强而非削弱了伦敦金融城的优势。实际上,在伦敦使用欧元交易的国际金融业务比任何欧元区的城市都多。其中原因就是欧元的诞生导致了欧洲各个分散的金融市场围绕着当时已经是市场领导者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进行了明显整合。
伦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并不是因为它能便捷对接欧洲市场,也不是它在时区、语言、甚至是人才、法律制度上的优势。它凭借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早已织就一张覆盖全球的金融大网,欧洲、亚太、北美、中东、南非都是这张大网上的重要结点。比起英国的其它行业,金融业早已完成了全球化的布局,即便是在无协议硬脱欧的情况下,金融业所受到的冲击也会小于其它行业。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与欧盟硬分家,金融城一定会用更加宽松的管制,更有诱惑力的交易条件来吸引国际业务,而这正是它的特长。
脱欧,对于历经沧桑的金融城来说,应该只是它漫长生涯中一段不大的波折。它更应关心的,到是近年来英国社会情绪的一些变化。脱欧的公投结果,代表了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普通民众的诉求。在保守党主政的十多年中,英国虽然很快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强劲,但是经年的财政紧缩政策,明显削弱了福利、救济机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功能,出现了失业率虽然较低,贫困人口却大幅增加的奇怪现象。近两三年来,伦敦市中心露宿街头的人明显增加,犯罪率快速上升,中产阶级对日益上涨的住房、交通、能源等生活成本怨声载道,媒体上经常批判大企业对消费者的盘剥。与此同时,抗议金融城特权的声音也越来愈多。
四十年来,从撒切尔,到托尼布莱尔再到卡梅伦,英国历届的首相和政府一直都在通过轻监管和减税,促进金融城的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倡导社会公平、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工党的支持率一路走高。与保守党不同,工党对金融城的态度历来不算友好。他们对金融城的国际光环不感兴趣,认为英国的金融更应服务于本国经济,主张征收“金融交易税”,而取消金融城政治特权的呼声,也一直来自于工党。在社会诉求的钟摆日益滑向“公平”一端的大趋势下,工党很有可能在下一届大选中上台。当面对一个工党主导的政府和议会时,金融城能否保住它“国中之国,法外之地”的古老特权,才是它能否应对脱欧波折,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所在。
中国有句俗语“一山不容二虎”。英国人对此很难理解。几百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君主、议会、法官这三只老虎在伦敦的山头上既争斗,又共存的局面。其实,大部分英国民众并不知道,还有一只老虎也藏在这座山上,藏在那座罗马人建的小城里。这只老虎资历最老,却很少发声,也从不离开它栖身的小城。但是,两千年里,它还从没败过。所有要征服它的努力最后都不了了之。但是很快,新一轮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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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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