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王崇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由是大兴于北京宫廷，随着藏传佛教这宫廷的流行，藏传唐卡艺术也在宫廷得到广泛传播和极大发展，并形成了具有北京宫廷特色的艺术流派与风格，我们可以称之为清代北京宫廷唐卡风格。在清代二百余年历史上，藏传佛教主要盛行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而三朝之中又以乾隆一朝最为突出，藏传唐卡艺术在北京的发展亦复如是，也主要集中盛行于乾隆时期。据《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档》记载，乾隆时宫廷唐卡绘制频繁、规模盛大、参与画师众多、绘制的唐卡数量庞大。现今遗存的乾隆宫廷也相当丰富，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雍和宫都有大量收藏，其中有些仍然供奉在佛殿之中，保持着历史原貌；也有不少在清末民国流出国门，为国外私人或博物馆收藏。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藏传佛教艺术品收藏的不断升温，在国内外佛教艺术品市场上经常可见乾隆宫廷唐卡，据笔者初步统计，仅2012年至2015年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现身的清乾隆宫廷唐卡就不下30幅。这些丰富的遗存足以反映清代乾隆宫廷唐卡的历史面貌。此次北京保利推出的这两幅唐卡就是清代乾隆宫廷唐卡的重要代表作品，对人们了解乾隆宫廷唐卡艺术风格及其特征具有标型器的重要参考价值。
一幅为尊胜佛母唐卡。画面上主尊居于正中央，全跏趺坐于仰莲座上，有三面八臂，周身具红色身光和绿色头光。主尊上方蓝色天空中绘红色无量寿佛，左右两旁各有四位腾云驾雾的伎乐，周围满布如意状云朵，烘托出一派祥和宁静的气氛。下方绿色大地上左右对称绘白度母和绿度母，二佛母中央淡蓝色水面上升起一茎大莲枝，盛开的莲花上置有象征“五妙欲”（色、声、香、味、触）的供品。画面以绿、红色调为主，间缀少许蓝和白色，台座之上则以红彩描绘，色彩明亮艳丽，一派皇家气息。主尊两旁是层叠的青绿色山峰，以中原传统的“长波纹”手法予以表现，秀美华滋，为画面大为增色。整幅唐卡布局有序，勾勒精细，设色华丽，充分展现了皇家艺术华贵典雅之气。唐卡背面有“须弥福寿”汉文题记，说明此幅唐卡出自承德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
另一幅为释迦牟尼佛说法唐卡。主尊端坐于高大的六边形须弥座上，身着彩绘描金的华丽袈裟和僧裙，深蓝色的螺发和高肉髻宛如一顶帽子罩在头顶，将肉色面庞衬托得无比庄严慈祥。他的右手置胸前结说法印，左手横置双膝上，手掌和脚掌皆现极其殊妙的朱红色泽。佛像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身光，后倚红色尖拱形背光，背光外缘饰杂色卷云宝珠纹。主尊两边亦绘有层叠的山峰，山峰纵横层叠更多，更具气势，两边山峰夹峙，更加凸显出主尊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主尊上方和下方内容与前一幅完全一样。整幅构图与前一幅基本一致，但人物和景物的表现更为放达，空间亦更加辽阔，整体效果比前一幅显得更有气势，更具艺术感染力。唐卡背面也有“须弥福寿”汉文题记。据说，类似风格和尺幅的唐卡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和鲁宾博物馆各藏有一幅，想必它们原来属于完整的一套佛堂供奉。
这两幅唐卡一看即带有皇家艺术气息，表现出乾隆宫廷唐卡的鲜明风格特点。其中尤其突出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两幅唐卡都严格遵循了西藏勉塘画派的风格特点，画面构图严谨，布局均衡，色彩和谐，人物造型规范，法相慈祥庄严，充分展现了西藏标准而传统的勉塘画风。乾隆皇帝尊崇黄教，自然要遵从西藏流行的绘画传统，而乾隆身边的三世章嘉国师、二世土观呼土克图，以及轮番派至北京皇宫和皇家寺庙的西藏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高级喇嘛等人，都是格鲁派驻京城的高级代表，都将影响和规约着宫廷唐卡向着勉塘风格的方向发展。其二，画工精细，技法高超。乾隆时期宫廷唐卡绘制有专设机构，有专业的画师队伍，画师大多由来自蒙藏地区的喇嘛充任，称“画佛喇嘛”，同时又有汉地或外国一流的画师受皇帝旨令参与绘制，这些都确保了宫廷唐卡艺术水平优胜一般地区和画派唐卡。其三，图像规范，自成一格。画面上佛像的造型及其装饰与配饰都有着同样的样式，景物的形制亦复如是。如佛菩萨身后的宝珠装饰的大背光、各类神像的衣着与装饰，天界的如意状祥云，地界的青绿山水等，其造型样式都非常统一，具有程式化的明显特点。其四，吸收汉家山水，采用汉家传统手法。画面景物有山水、花草树木、云彩等，都是来自内陆常见的自然景观。如画面上的山，不是西藏唐卡上常见的高高耸立的雪山，而是绵延起伏，被一片青绿色覆盖的中原地区的群山峻岭。而对这些景物的表现完全采取中原传统表现手法。如对山的表现大多采用长波纹线技法描绘，即以舒缓的长波纹曲线勾勒山石、丘陵的外形，以颜色的不同和渐变突出层次；这种“长波纹青绿山水”技法即来源于汉地传统写意山水画法，而清代宫廷又非常流行这样的画风和画法。其五，用料讲究，色彩丰富明艳，画面看上去纯正亮丽，极富贵气。据史料记载，清宫唐卡用料十分繁复，品种达十余种，而且许多颜料十分贵重，不是一般寺庙所能使用，这些正确保了宫廷唐卡色彩效果非同一般。以上五个方面是这两幅唐卡宫廷特色的突出表现，也是所有乾隆宫廷唐卡共同的重要艺术表现。
当然，乾隆在位六十年，宫廷唐卡的发展前后不一，其风格自然有一些变化。笔者曾对一些带有明确绘制年代的唐卡和壁画进行分析比较，认为乾隆宫廷唐卡大致可以细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约当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十年，中期约当乾隆三十年至乾隆五十年，晚期约当乾隆五十年至乾隆末年。这三个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代表作品。对比三个时期的唐卡作品，此幅唐卡明显可以划归乾隆中期。理由有二：一是两幅唐卡绘画技法成熟，人物与景物造型规范，色彩艳丽纯正，汉地山水等艺术元素与西藏艺术结合已臻于完善，充分展现了乾隆宫廷唐卡风格成熟定型的艺术特点，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梵华楼（梵华楼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供奉的同一时期壁画唐卡作品风格完全一致。二是唐卡背面的题记和正面表现题材可以证明两幅唐卡绘制的具体时间。因为两幅唐卡背面的“须弥福寿”汉文题记说明它们都出自承德须弥福寿之庙，而寺碑明确记载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六世班禅晋京为乾隆祝寿而建；同时两幅唐卡表现的题材都有无量寿佛、白度母和绿度母，都与增福延寿的思想信仰有关，题材寓意又与建庙宗旨完全吻合。可见这两幅出自须弥福寿之庙的唐卡，其绘制时间应与建庙时间相同，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因此，无论从其自身表现的风格特征来看，还是从表现题材与背面题记来看，这两幅唐卡皆可明确判定为清代乾隆中期宫廷绘制的唐卡作品。
须弥福寿之庙位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北面狮子沟南坡，普陀宗乘之庙以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藏六世班禅为庆贺乾隆70大寿，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长途跋涉2万余里历经13个月来到承德，乾隆为迎接六世班禅到来，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特建须弥福寿之庙，以供六世班禅讲经和驻锡，所以又称“班禅行宫”。“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意译，意思是福寿如吉祥的须弥山一样广大无边，其中“须弥”为须弥山的简称，藏语称“扎什”，是广大无边的吉祥圣地；“福寿”藏语名“伦布”。整个庙宇占地36700平方米，自南而北有山门、碑亭、琉璃牌坊、大红台、金贺堂、万德宗源殿、琉璃万寿塔等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周围以院墙围绕，东西两端转角处各建有防守了望的阁楼一座。从总体上看它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寺庙，但从局部装饰来看又具汉地建筑特色，是清代汉藏艺术高度融合的典范之作。乾隆皇帝大兴土木兴建此庙表面是为自己庆生祝寿，而实则为了加强清王朝与藏民族之间的团结，他促成六世班禅东来，为历史上汉藏民族友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可见，这两幅唐卡既明确出自须弥福寿之庙，又与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祝七十大大寿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不仅具有非凡高贵的艺术品质，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值得大家特别珍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须弥福寿之庙远在京城之外的河北承德，但在清代时为皇家避暑和举行重大政务活动的地方，一切政治和宗教事务归皇家直接管辖。据史料记载，清代时先后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间陆续于承德建成8座寺庙，即溥仁寺、溥善寺（现已不存）、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因承德地处北京和长城以外，故称外八庙。这些寺庙与京城的32座喇嘛庙一起，都直属理藩院统一管辖，同时朝廷又专设总理堪布管辖八庙，堪布住普宁寺东札仓，其他各庙住达喇嘛或副达喇嘛。由此宗教政治背景可见，须弥福寿之庙流出的这两幅唐卡表现出与北京宫廷唐卡完全一致的风格特点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与宫廷佛堂和皇家喇嘛庙一样，一切宗教及文化艺术活动都是由皇家统一管理并实施完成的。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
2017年11月18日
参考图：
图1、故宫梵华楼释迦牟尼佛源流画像（一）左幅 纵159厘米 横86厘米
图2、故宫梵华楼“功行根本品”室画像 纵163厘米 横29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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