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江湖藏险恶 驱困解苦上险路
战时上饶流亡青年招待所接待的流亡青年成千上万，一般住不了几天就分配到国民党各组织中去了。我身体恢复后就被分配到邮检所工作。名称是服务员。那时年轻，能分配工作就有工资收入，就可以改变自己穷苦的困境，所以根本没有考虑工作是啥性质的，当时的我是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去报到的。
我的工作任务是跟老人学习检查信件。他们只告诉我信件没具有详细地址的、或名字具这种格式的信挑出来，交给他们。至于为什么这样，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说清楚过。解放后，我交待解放前工作经历时，写上了这段个把月的经历，结果被整的不轻。硬说我这是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要交待内幕，可我根本不知道这是特务组织，而我更不是一个特务分子，怎么能交待出什么呐？
在上饶是身居异乡，很是孤单，我们一起到上饶的宁波战地服务团的好些女的，到了这里势孤力单，举目无亲，为了寻找安全，好几人都处了对象。有一天原宁波城防政治部秘书孙惠卿派人来，叫我去他下榻的旅馆，当时在旁边的还有一个小老头，拿着司的克。孙给我介绍,说他是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杨培根，我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当时具体说些啥已经记不清了，大体意思是问问我工作如何？家里有些什么人等家常话。以后那位杨高参走了后，孙秘书问我怎么样？我被问的楞住了，心想，这杨高参和我有什么相干！可能那时年轻，思想单纯，没去考虑其他的事。结果，孙秘书就直裁了当和我说了，他想做我的介绍人。说你一个人在外，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应该有个人保护。我这才明白。笑着对孙秘书说，你是给我介绍他做我的父亲还是做我的丈夫?我父亲年纪也不比他大。再说，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家里肯定是有老婆的，你难道要我做他的小老婆吗？孙秘书说他老婆死了。哼！谁相信他的话。我母亲早就告诉我，宁愿做天上的鸟，也不做地上的小。我才十几岁的人就去嫁给一个小老头，不管他官有多大，条件有多好，我可不会答应的。孙秘书后来还是说了对我对他许多有利的理由，我始终无动于衷，结果相亲没有结果。我以为这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这杨高参死皮赖脸的三天两头来邮检所找我，一味的纠缠不清，不是送礼物就是请看电影，虽然我婉言谢绝，但是实在讲，思想压力还是不小的。
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发觉邮检所头头谢道伍也对我有企图。哎！刚开始工作，为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而搞得我无法过静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不去理睬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仔细想想也不对啊，我有权利不去理人，但是我没权利阻止别人来追求自己呀！那时真烦恼，以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关键，他毕竟比较老练，教我千万别去得罪他们，让他们自己缠自己。关键要我告诉谢道伍，为了避开杨高参的纠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再回来。这一招还真灵，谢道伍答应了，从此我再也没回来邮检所，反正，那时工作去留也没有硬性定，就这样，我就在邮检所只呆了一个月时间。
那时江西妇女文化水平低，也没怎么开化，所以我们宁波去的一批女孩子，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又有活力，都少不了男性的追求。当然避免不了像杨、谢那样的人追求，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但是我都一一回绝，对谁都亮红灯，这不是我清高，而是当年的我还不成熟。因此，被人起个绰号“神圣不可侵犯的女郎”。
离开邮检所后，关键介绍我进上饶省立民教馆实验小学教书。那时他在民教馆做干事，他是我战服团的老同事，为人沉着老练，非常愿意帮助人，尤其是经过苦难的流亡生活，大家都对他非常信任，万事都和他商量，我离开邮检所进实验小学教书，就是他出的主意帮的忙。现在到了同个单位工作，发现他有许多独特之处。我们到了上饶，都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外乡人。可他平日里话不多，可他在宪兵队、医院、学校以及好多地方都有他认识的人。平日里对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但是只要来了人，他就会把我支开，他们就会坐到操场篮球架下去谈话。后来他搞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延安讲话的小册子等众多书刊给我看。我问他这些书你是从哪里搞来的？他叫我尽管看，好好学习，不要问什么。说实在，关键除了学习上帮我，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的关心我，我把他当作可信赖的大哥哥来看待的。有一天夜晚，我们出去散步，在一个亭子里坐下休息，他开始第一次告诉我他的不幸婚姻。说他的母亲很苦。好像他没有父亲，从小是母亲把他带大，又是母亲含辛茹苦的供他上学。他的亲事是母亲包办，他的对方是从来没见过的女人。为此，他在结婚当天就出走了。他说太对不起母亲了，但是他又不甘心与一个毫无感情的人一起生活一辈子，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我听了也非常难过。后来他向我吐露了埋在心底很久的对我爱心，这对我非常尴尬。说实在，我只是把他当作哥哥来看待，其他的我确实没有想过。当我知道他已经结过婚，我心里就不爽了，不管怎样，他总是结过婚的人，有老婆的，我嫁给他，不是做小老婆了吗？所以，我就非常残忍的回绝了他。看到他流着伤心的眼泪，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以后我就尽量避免和他接触，怕引起他的伤心！关键真是个好人，我非常佩服关键的为人，打那以后，他再也不提这件事。好像从来没有那天在凉亭发生过的事一样。依然十分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帮助我。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心里的忧伤。在我们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他心里很爱我，可是除了学习，关心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要知道，三、四十年代的男女之间是非常保守的，哪怕握握手都认为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对关键的道德始终是佩服的！在关键没向我表白爱之前，他曾经和我谈起可以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延安抗大。我把这事情和人说了，人家告诉我千万别去，抗大是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是共妻的，将来你孩子生下来，不知道他（她）的真正父亲是谁。当然，现在看来是笑话，但是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吓得我连想也不敢，何况去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人的。
总之，我和关键的友谊是纯洁的，他的人格是让人佩服的。他除了失恋表示痛苦外，从来没有强人所难做越轨之事。在以后我碰到不顺心时候，往往会想到在我成长过程中用心血爱护过我的大哥哥！我永远尊敬他。
我离开上饶后，关键就被逮捕了。这是浙西行署调查室主任李寿荣告诉我的。解放后我在上海曾遇到宁防政工队的老人，打听他的消息，说是皖南事变他越狱逃跑，以后情况就不清楚了。五六年我去治淮工程纵队劳改，曾经有人来外调他的情况，这说明他还活着，只可惜我当时还是个犯人，真想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然而，我只能想想而已！至此以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是国民党双十节，上饶各界举办国防科学演讲比赛。有少年组、成人组、公务员组等，我参加了公务员组，稿子是关键写的，内容详细已经记不清了。评委是上饶各界党政军的头面人物，比赛结果我得了公务员组第一名。我想这除了我口齿清楚，演讲认真准备外，主要还是当时江西妇女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加上是关键帮我写的稿子，写得好也是重要因数之一。当然，对我来说国恨家仇都有，是日本鬼子炸毁我我家柴行，断了我家生计，让我背井离乡，告别父母，在演讲中我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表现出对日寇的愤恨和对国家国防科学的期盼和信心。
由于我的出色演讲，反响很大。从此，我的名声被传开了，加上一些人因为追求不到我，乘机报复我，一致认为我是赤色分子。从演讲比赛后，我被反动派监视了，有时一九四师老同事邀我去玩，据说后面总有尾巴。上饶常常有空袭警报，去防空洞时，也常常会有不认识的人借故和你搭讪，来问一些敏感问题，试探我的口气。可当时我自己根本不知道已经被监视，可这一切关键是知道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被监视的事，除了暗中保护我，别的什么也不告诉我。
一九四一年腊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关键突然对我说，民教馆杜馆长说我太活跃，不适合做教育工作，把我辞退了。关键知道我的个性，他用的是激将法。我说那怕啥，上饶别的工作照样也能找到，又不是刚刚流亡出来时，谁也不认识！关键说他早就在金华帮我找好工作了。叫我先走一步，他和徐先生（他的朋友）随后也会去金华，当时我对他的举动还不太理解，但是有一点是坚信不疑的，他决不会耍我的。走就走吧，反正那时穿一身，拎一包，就是全部家当了。
当时上饶有城门，每一个城门都有宪兵把守，没有通行证是出不了城的，谁知道关键早就作了周密安排，宪兵队一个姓王的排长和关键一起护送我出了城门，记得那晚风雪交加，天色非常黑。到了火车站，在一家小旅馆呆了一会，关键告诉我到金华某某路去找某某人，并附有他的介绍信。而王排长一直微笑陪着我们。临上车时，关键交给我一封信，说上火车后，等火车开了以后再看。我心想可能又是我们两人的事，也没感觉别扭。火车开动后，我顾不得和他们挥手告别，就急着拆开信看，信写得很长，大致内容是：他说他骗了我，我不是被杜馆长辞退的，说我在上饶已经是四面楚歌，早已经被人监视了。因为怕我害怕，一直不敢告诉我，上饶一致认为我是个“赤色分子”，他自己铁牢也随时随地向他招手云云，还有好多话已经记不清。哎！我真笨啊，看了这信后还不知道关键的真实身份。叫我去金华某某路去找某某人，一再叮咛我不用害怕，他不日即会去金华的。
我看了信，第一个直觉是，金华离上饶那么近，他们要抓我不是很快就会抓到吗。年轻时候思维有些地方真是太幼稚了，只凭直觉，不会更深一层去考虑。于是我在火车上临时决定不去金华，而是去浙西天目山的王锡光（以后成为我丈夫）处。他当时在浙西天目山干训团工作，他和我一直有通信关系，我和他在镇海认识，是老乡。记得他曾经去上饶看过我，但是我和他始终没有敲定关系。实际上我太幼稚了，我和王锡光的通信地址上饶早已经掌握，如果我按照关键指定地点去的话，特务们是无法摸清的。命运就是这样，由于自己的错误决定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离开虎穴又进狼窝的人生之路！
（未完待续）
（附）第2节纠错：抗战开始不是1937年，应该是1931年。
草 芥4
羊落虎口任宰割 以婚为掩遁荒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