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发展简史

我们中华医学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只有了解了中医（中华医学的简称）发生发展进化的历程，我们才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睿智的民族！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

中医学发源于中国，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宝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历代传承并发展创新的原创性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医学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注重人的生物属性，尤为重视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主张顺应自然规律，自动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医学理论体系事宜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思辨模式，以整体观念为知道思想，以脏腑、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神灯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医学理论体系。

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 年--公元 220 年），因社会的变革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与此同时，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古代医家在医学实践与解剖学成就的基础上，以古代哲学的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认识论，创立了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等理论。并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立了六淫、疠气致病学说。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立内伤七情等病因学说，以阐释病因、发病和病机，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理论与医药实践的基础。

中医学生命理论深受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认识的影响，医者修身与医德的形成深受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观念与进取精神的影响。

殷商时期，药物已经相当丰富，并且在医疗实践中将“毒药”应用于治病。西周时期，医家不仅为疾病确立了专门的病名，还提出发病和药物治病等理论。春秋时期，秦国医和提出“六气致病”理论，开创了中医病因理论的先河。战国时期，扁鹊仓公等专业医生出现，确立部分疾病的诊断方法，使得医学知识传播更加广泛。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经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四诊”方法已经基本成型。

除应用药物、针灸、导引等治病方法外，还出现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疗法，如《吕氏春秋》记载文哲用激怒方法治愈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图的一批医学资料中，《五十二病方》记载了 103 个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范围，并记载 247 个药名、283 个药方，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哲学渊源，尤其是气、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并融入中医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赋予了重要的思维方法和说理工具。气一元论为中医学整体观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阴阳学说的辩证法思想、五行学说的系统论思想，对中医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促进作用。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为中医学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共 18 卷 162 篇，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是对先秦至遗憾医学成就的整理和总结。书中全面运用气、阴阳、五行学说，深刻探讨当时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重大命题，阐明中医学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养生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了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医学模式，以指导维护健康、养生防病。结合当时的解剖知识，构建了藏象学说，详细描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将人体的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精神等生理功能分属于五脏，建议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创立了经络学说，阐述对机体的网络调节作用，并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维系和调节着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功能，从而奠定了藏象经络理论的基础。在疾病防治上提出“治未病”的观点，对病因、发病、病机及疾病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构建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医学形成的基础与发展源泉。

《难经》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成书于东汉，涉及生理、病机、诊断、病证、治疗等各个方面。在《内经》的基础上，对脉学有较为详细而系统的论述和创见。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性著作。

《伤寒杂病论》由张仲景所著，成书于东汉，为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专著。分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伤寒论》创造性提出“六经辩证”理论，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因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康复，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论述。《金匮要略》以脏腑论内伤杂病，对以内科为主兼及妇科、外科的40多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处方、用药等有详细记载。被后世医家称为“医方之祖”。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成书于东汉，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全书载药 365 种，根据养生、治病和药物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之药五毒，主益气；中品之药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之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根据中药功效分为寒、凉、温、热性，以及甘、苦、酸、辛、咸五味，是为中药学“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奠定了基础。书中明确“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该书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

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魏晋时期的《脉经》，为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系统全面论述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 种病脉的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提倡“寸口诊法”，明确左寸脉主心与小肠，左关脉主肝胆，右寸脉主肺与大肠，右关脉主脾胃，两尺脉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诊。

魏晋时期的《针灸甲乙经》为中医学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全书系统阐述了藏象、经络、腧（shu 丶）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与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证与操作方法及临床经验的总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唐朝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为中医学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关于脏腑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养生之术、备急之方、病证诊治等内容，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提出“大医精诚”为医学道德准则和追求的境界，开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先河。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迅速、流派纷呈、建树颇多的时期，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很大。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对中医理论和时间有突破性创新，为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刘完素（字守真，后人尊称刘河间）：主张火热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后人称为“寒凉派”。代表作《素问玄机原病式》。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提倡攻邪论，提出“病由邪生”，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故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后人称之为“攻邪派”。代表作《儒门事亲》。

李杲（gao 三声）（字明之，后人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大力提倡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之为“补土派”，代表作为《脾胃论》。

朱震亨（字彦修，后人尊称朱丹溪）：大力提倡相火论，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善用“滋阴降火”，后人称之为“滋阴派”。代表作《格致余论》。

寒凉派、攻邪派、补土派、滋阴派为金元四大家引领的四个流派，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有创新，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命门理论的发展、温病理论的创新，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明代关于命门学说的发展，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注重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明清时期，在整理已有医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及经典医籍的注释等。如明朝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公元 1578 年），载中药 1892 种，分为 16 部 60 类，为驰名中外的中药学巨著。

以上内容为中医发展简史内容，了解这些内容，可以让中医爱好者和初学者了解到中医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对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个初步的了解，坚定学习中医学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