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产生于奴隶社会。一般认为我国的奴隶社会始于4000多年前的夏代。那时的“巫”可不是后世民间那些疯疯癫癫的巫婆神汉。“巫”在奴隶社会中属于脑力劳动者,在部落里掌管着天文历算、礼乐文字,当然也包括医药卫生。他们在奴隶社会的地位很高,这是因为他们被认为能与神鬼对话,因而能预测吉凶、消灾避祸、驱除疾病。古代“醫”字也可异写为“毉”,其下一个“巫”字,足见巫在医学发展历史上的巨大影响。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民间的经验医药知识还处在口口相传的初级阶段。巫能执掌医药,自然有比初级经验医药高明的地方。在疾病解释方面,他们提出了最早的病因说——鬼神致病。在药物运用方面,他们奉行的“万物有灵”观,堪称最早的药理说。这一观念使药物发现猛然冲破了口尝身受的经验限制,进入“万物”皆可为药的自由阶段;药物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治疗范围也从疾病扩大到人事、命运,几乎无所不能。在蒙昧的奴隶社会,“万物有灵”很轻易地使人能信从千奇百怪的巫药。
巫药是些什么药?只要看看《山海经》,就大致知道早期巫药的类型。现代人们经常统计《山海经》中的药物种类和数目,作为早期药物发展的依据。其实《山海经》里的药物,很多都是巫药。从《神农本草经》到后世药物著作,很少引用《山海经》中的药物或药效,就是因为它们是巫药,难以为医家所用。
怎样判断哪些药物是巫药?这得先解释巫药的核心思维原则——万物有灵。在巫术看来,世间万事万物,只要互相之间有某种相似、只要曾经互相接触过,不论远近、不分人神,都会产生交感(互相感应)。这种思维原则,既是解释“药效”的“理论”,又是寻求新药的路标。
例如,《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说神荼、郁垒二神经常在桃树下审鬼,因此鬼见到桃就害怕。由此推衍出了许多民俗和医药法。古人用桃木为符,悬在门口以驱避鬼邪,桃符就成为后世对联的前身。药物中凡是桃身上的东西,都具有驱鬼的作用。所以《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桃花、桃枭(干瘪的果实)、桃枝、桃蠹、桃仁等,都能治疗与鬼相关的疾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五十二病方》中,还有这样的巫药残余,例如用桃枝东向者制成弓,用来虚拟着射“颓疝”(疝气病的一种)。桃枝“东向者”朝着太阳,而据说鬼最怕太阳。所以桃的各部分用于驱鬼,是由神话为依据的。
更多的巫药是由于外形、习性等任何一处的相似,引发了具有“治疗”作用的联想。于是桃花被作为美容药,鸳鸯心用来使夫妇相爱,沙棠(体轻不沉于水)吃了淹不死,“类”(传说中的一种雌雄同体兽,有古人绘制的想象图)吃了可以使人消除妒忌。至于人身上的东西,自然更是无处不可入药。从头发到指甲,从内裤到月经,在巫术里都是绝妙的药。举凡神话传说中的灵异之物(如前述的桃),不能入口尝试的矿物、器物、污秽龌龊之物,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作为药物。巫药不仅用于治病,也能插手人间为难之事,如避兵(躲开战争,或刀枪不入)、避水(遇水不沉)、避火(火烧不损)等。巫标榜能通鬼神,巫药的“效力”自然不分阴阳界,凡巫医认为是神鬼引起的疾病,巫药自有与之相关的对象,例如天灵盖、死人骨、死人枕等。巫药的使用,不在乎内服外敷,身佩某物或挪动家中器物摆放的方式,据说就能生效;甚至远离人体使用有关联的对象,也可以超距离发挥作用。这就是巫药。
从夏代到春秋战国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巫、医混同或者混杂,但巫医占了上风和主导地位。民间经验医学虽然也一直在不断积累发展,毕竟不如巫医风光。春秋战国之时,民间经验医学开始上升到了理论医学阶段,创建了比鬼神病因说更高明的医学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巫、医于是在竞争中分道扬镳。
春秋时医家代表人物扁鹊明确宣称:“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战国末至西汉时期,理论医学胜出,占据了医药发展的主流,只有巫婆神汉还在民间装神弄鬼以糊口度日。但民间医学在这2000年间深受巫医无孔不入的熏染渗透,所以后世的本草、医方书中,仍然或多或少还会残留着上古“巫”迹。以人的发、须(胡子)为例,就可窥见巫药的深远影响。
《黄帝内经》提到治疗尸厥(大约是假死),最后的绝招是用竹管吹两耳,并把左头角一寸见方的头发剃下来,烧成灰,用美酒灌下。这就是典型的巫法残余。
《神农本草经》“发髲”一药,除记载了几项主治外,提到它可以“自还神化”。也就是说人的头发可以回过来用于人身,发挥神奇的作用。小儿惊痫、大人抽风,都属于头发可治的范围。唐代《本草拾遗》记载,活人的头发挂果树上,鸟都不敢偷吃果实。某人逃跑,只要将他的头发放在纺车上转动,那人就跟着晕头转向,不知往该哪里跑。这就是巫药的所谓超距离交感反应。
唐代名臣李绩(本姓徐,字懋功)生病了,唐太宗作秀,自剪胡须,烧灰赐服。白居易还为此作诗,说“剪须烧药赐功臣”。晚到北宋,仁宗皇帝也仿效唐太宗,赐髭须给宰相吕夷简,并告诉他:听人说髭可治疾。今朕剪髭供你作药,以表朕意。可见巫药未必能治病,却被利用来作为笼络臣下的手段。清末慈禧太后掉下的每一根头发,都珍藏起来。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巫药影响。发为血之余,又有“神化”之力,流布到歹人之手,说不好会用来损害发主,岂能随意丢弃?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理论医学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时期,巫药仍然会沉滓泛起。流毒中国千百年的割股疗亲陋俗,其根源也是巫药的万物有灵说。
大概是因为见到中医古籍中有若干巫药的记载,也可能是误把乡间耍弄巫术的冒牌行医者归入正规中医队伍,至今还有人把中医视同巫医,把中药视同巫药。只要真正了解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了解巫医巫药的特征,就能知道,自从医、巫分轨以后,中医药与巫医药无论思想理论、治法方药,已有根本的不同,宛如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至于中医药里巫药残余,确实存在。但发展进化过程的残迹,改变不了理论中医药的本体。就像当今的人类,身上也还留着尾椎骨等进化的痕迹,人群中有时还会出现长尾巴、生厚毛的返祖现象,但这些少数的、非普遍的现象,并不能成为混淆人、猿整体物种的证据。
近2000年来,中医药内部一直在不断地清除巫医药直接、间接的影响与残余物。取现存最古老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和清代流传最广的《本草备要》一比较,就能知道经过千百年的努力,中药之中,巫药痕迹已经越来越少。中药学凭借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战胜了巫医药,同时依靠着新创建的理论去认识药效本质,去寻找、甄别并发现新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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