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是巫药？

“巫”产生于奴隶社会。一般认为我国的奴隶社会始于4000多年前的夏代。那时的“巫”可不是后世民间那些疯疯癫癫的巫婆神汉。“巫”在奴隶社会中属于脑力劳动者，在部落里掌管着天文历算、礼乐文字，当然也包括医药卫生。他们在奴隶社会的地位很高，这是因为他们被认为能与神鬼对话，因而能预测吉凶、消灾避祸、驱除疾病。古代“醫”字也可异写为“毉”，其下一个“巫”字，足见巫在医学发展历史上的巨大影响。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民间的经验医药知识还处在口口相传的初级阶段。巫能执掌医药，自然有比初级经验医药高明的地方。在疾病解释方面，他们提出了最早的病因说——鬼神致病。在药物运用方面，他们奉行的“万物有灵”观，堪称最早的药理说。这一观念使药物发现猛然冲破了口尝身受的经验限制，进入“万物”皆可为药的自由阶段；药物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治疗范围也从疾病扩大到人事、命运，几乎无所不能。在蒙昧的奴隶社会，“万物有灵”很轻易地使人能信从千奇百怪的巫药。

巫药是些什么药？只要看看《山海经》，就大致知道早期巫药的类型。现代人们经常统计《山海经》中的药物种类和数目，作为早期药物发展的依据。其实《山海经》里的药物，很多都是巫药。从《神农本草经》到后世药物著作，很少引用《山海经》中的药物或药效，就是因为它们是巫药，难以为医家所用。

怎样判断哪些药物是巫药？这得先解释巫药的核心思维原则——万物有灵。在巫术看来，世间万事万物，只要互相之间有某种相似、只要曾经互相接触过，不论远近、不分人神，都会产生交感（互相感应）。这种思维原则，既是解释“药效”的“理论”，又是寻求新药的路标。

例如，《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说神荼、郁垒二神经常在桃树下审鬼，因此鬼见到桃就害怕。由此推衍出了许多民俗和医药法。古人用桃木为符，悬在门口以驱避鬼邪，桃符就成为后世对联的前身。药物中凡是桃身上的东西，都具有驱鬼的作用。所以《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桃花、桃枭（干瘪的果实）、桃枝、桃蠹、桃仁等，都能治疗与鬼相关的疾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五十二病方》中，还有这样的巫药残余，例如用桃枝东向者制成弓，用来虚拟着射“颓疝”（疝气病的一种）。桃枝“东向者”朝着太阳，而据说鬼最怕太阳。所以桃的各部分用于驱鬼，是由神话为依据的。

更多的巫药是由于外形、习性等任何一处的相似，引发了具有“治疗”作用的联想。于是桃花被作为美容药，鸳鸯心用来使夫妇相爱，沙棠（体轻不沉于水）吃了淹不死，“类”（传说中的一种雌雄同体兽，有古人绘制的想象图）吃了可以使人消除妒忌。至于人身上的东西，自然更是无处不可入药。从头发到指甲，从内裤到月经，在巫术里都是绝妙的药。举凡神话传说中的灵异之物（如前述的桃），不能入口尝试的矿物、器物、污秽龌龊之物，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作为药物。巫药不仅用于治病，也能插手人间为难之事，如避兵（躲开战争，或刀枪不入）、避水（遇水不沉）、避火（火烧不损）等。巫标榜能通鬼神，巫药的“效力”自然不分阴阳界，凡巫医认为是神鬼引起的疾病，巫药自有与之相关的对象，例如天灵盖、死人骨、死人枕等。巫药的使用，不在乎内服外敷，身佩某物或挪动家中器物摆放的方式，据说就能生效；甚至远离人体使用有关联的对象，也可以超距离发挥作用。这就是巫药。

从夏代到春秋战国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巫、医混同或者混杂，但巫医占了上风和主导地位。民间经验医学虽然也一直在不断积累发展，毕竟不如巫医风光。春秋战国之时，民间经验医学开始上升到了理论医学阶段，创建了比鬼神病因说更高明的医学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巫、医于是在竞争中分道扬镳。

春秋时医家代表人物扁鹊明确宣称：“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战国末至西汉时期，理论医学胜出，占据了医药发展的主流，只有巫婆神汉还在民间装神弄鬼以糊口度日。但民间医学在这2000年间深受巫医无孔不入的熏染渗透，所以后世的本草、医方书中，仍然或多或少还会残留着上古“巫”迹。以人的发、须（胡子）为例，就可窥见巫药的深远影响。

《黄帝内经》提到治疗尸厥（大约是假死），最后的绝招是用竹管吹两耳，并把左头角一寸见方的头发剃下来，烧成灰，用美酒灌下。这就是典型的巫法残余。

《神农本草经》“发髲”一药，除记载了几项主治外，提到它可以“自还神化”。也就是说人的头发可以回过来用于人身，发挥神奇的作用。小儿惊痫、大人抽风，都属于头发可治的范围。唐代《本草拾遗》记载，活人的头发挂果树上，鸟都不敢偷吃果实。某人逃跑，只要将他的头发放在纺车上转动，那人就跟着晕头转向，不知往该哪里跑。这就是巫药的所谓超距离交感反应。

唐代名臣李绩（本姓徐，字懋功）生病了，唐太宗作秀，自剪胡须，烧灰赐服。白居易还为此作诗，说“剪须烧药赐功臣”。晚到北宋，仁宗皇帝也仿效唐太宗，赐髭须给宰相吕夷简，并告诉他：听人说髭可治疾。今朕剪髭供你作药，以表朕意。可见巫药未必能治病，却被利用来作为笼络臣下的手段。清末慈禧太后掉下的每一根头发，都珍藏起来。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巫药影响。发为血之余，又有“神化”之力，流布到歹人之手，说不好会用来损害发主，岂能随意丢弃？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理论医学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时期，巫药仍然会沉滓泛起。流毒中国千百年的割股疗亲陋俗，其根源也是巫药的万物有灵说。

大概是因为见到中医古籍中有若干巫药的记载，也可能是误把乡间耍弄巫术的冒牌行医者归入正规中医队伍，至今还有人把中医视同巫医，把中药视同巫药。只要真正了解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了解巫医巫药的特征，就能知道，自从医、巫分轨以后，中医药与巫医药无论思想理论、治法方药，已有根本的不同，宛如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至于中医药里巫药残余，确实存在。但发展进化过程的残迹，改变不了理论中医药的本体。就像当今的人类，身上也还留着尾椎骨等进化的痕迹，人群中有时还会出现长尾巴、生厚毛的返祖现象，但这些少数的、非普遍的现象，并不能成为混淆人、猿整体物种的证据。

近2000年来，中医药内部一直在不断地清除巫医药直接、间接的影响与残余物。取现存最古老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和清代流传最广的《本草备要》一比较，就能知道经过千百年的努力，中药之中，巫药痕迹已经越来越少。中药学凭借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战胜了巫医药，同时依靠着新创建的理论去认识药效本质，去寻找、甄别并发现新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