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
新紀大公報三巨頭，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每個人都是一部傳奇。但是，近年來的研究中，偏重於張季鸞，其次是胡政之，而對吳鼎昌的研究則相對薄弱。事實上，吳鼎昌是三巨頭中色彩最斑斕的一位。最近幾年，學術界對吳鼎昌的研究開始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其著述被搜集、整理出版，且難得地出現了專著。一個豐富、多面的吳鼎昌輪廓逐漸清晰。
41家已過會企業蓄勢待發，第二輪IPO啟動萬事俱備 。
多領域長袖善舞
吳鼎昌首先是位成功的銀行家。
民國成立後，大清銀行改制為中國銀行，吳鼎昌任正監督，是中國銀行的首位掌門人。1914年吳鼎昌任天津造幣廠監督，期間制定《國幣條例》，明定國幣成色、重量等規格，並嚴格發行新幣，使幣制趨於統一。1916年鹽業銀行成立，吳鼎昌擔任總經理，發起金城、大陸、中南、鹽業四行聯合準備庫，以及成立四行儲蓄會。在吳鼎昌主持下，北四行發展為北方最有實力的商業銀行，而四行儲蓄會則有與浙江財團抗衡之勢。
其次，吳鼎昌是報業巨頭。這不僅體現在他是新紀大公報的唯一出資人，更體現在他的辦報理念上。民國初年的報業，與當時的政局一樣，混沌一片。吳鼎昌對此剖析說：「一般的報館辦不好，主要因為資本不足，濫拉政治關係，拿津貼，政局一有波動，報就垮了。」有鑑於此，1926年，他拿出5萬元，與留日老同學胡政之、張季鸞一道，接辦已經停刊的《大公報》。吳鼎昌的想法是，寧可賠光這5萬元，也不拉政治關係，不收外股。張季鸞對吳鼎昌的想法深為認同，他說：「達詮（吳鼎昌字達詮）於新聞事業，見解獨卓，興趣亦厚，以為須有獨立資本，集中人力，全力為之，方可成功。」大公報著名的「四不」辦報理念「不黨，不賣，不盲，不私」，顯然並非張季鸞一人的思想，而是三人智慧的結晶。
張季鸞的上述一番話，不僅揭示了吳鼎昌關於報業的見解，也表明吳鼎昌對新聞事業具濃厚的興趣。根據大公報人寫的回憶，當時的吳鼎昌，白天從事金融事務，晚上則到大公報，與胡政之、張季鸞一道，暢聊時事、國是，有時候，吳鼎昌與胡政之還直接操刀撰寫社評，最後交由張季鸞從文字風格統一的角度進行潤色。交張季鸞潤色，並不意味著吳、胡不能為文，事實上，他們二人都是文章好手。吳鼎昌的報導性文字，以及遊記、舊體詩寫作，均風格鮮明，功力不俗。
最後，吳鼎昌還是一位卓有建樹的高官。他先後兩度從政，一是在民初，這個階段，民國政局複雜、混亂，吳鼎雖多方嘗試，收效不彰，但其長袖善舞、精於謀劃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紀大公報開張一年後，影響力迅速擴大，成為無可比肩的輿論重鎮，很長時間裡為國共兩黨高層必讀的報紙。1935年底，吳鼎昌出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部長，隨即辭去大公報社長職務，開始了第二次從政生涯。從1937年11月到1944年12月，整整八年，吳鼎昌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貴州全省保安司令，佩上將軍銜。1945年1月，吳鼎昌任民國政府文官長。主政貴州後，吳鼎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面，使向來落後的貴州呈現新貌，當時的媒體，包括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對其主政下的貴州變化多有報導，吳鼎昌一時政聲頗著。
1950年，吳鼎昌病逝於香港。台灣《傳記文學》於上世紀60年代邀請曾與其在貴州共事的下屬多人舉行座談會，追憶吳鼎昌其人其事，舉座無不嘆服其領導能力和人格魅力。期間介紹的一些吳鼎昌的領導哲學也頗有意思，比如他說，做上司的，「別人的話一定要聽完，但自己的話不一定要說完。」
吳鼎昌老於世故，多謀善斷，不怒而威，勤於政事而張弛有度，公餘喜歡小酌、讀詩作詩，既精明又風雅，其風度、風采廣受禮讚。
《花溪閒筆》中的宦味
根據學術界近年的研究，吳鼎昌主政貴州八年，使抗戰時期的貴州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人才培養、人們精神面貌等方面的發展與進步，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箇中原因，客觀上是因為戰時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使得一批工廠、金融機構、機關、學校等搬遷到了貴州，同時人才、技術、資金、設備、知識也隨之而來，從而為貴州帶來抗戰紅利。但更重要的，則與吳鼎昌的眼界、胸懷及手腕，特別是其強勁的執政能力有關。抗戰時期的貴州所取得的成就，凸顯了一個德才兼備的領導者的關鍵性作用。
吳鼎昌主政貴州三年後，著有《花溪閒筆》一書，記錄自己主持黔政的經歷與心得，這本小書是他利用周末休息時間於修養之地花溪寫出來的，文字娓娓道來，敘事清晰，中間的大部分都是講述貴州的省情及自己施政的舉措，內容雖然嚴肅但並不乾澀。該書出版後，在當時政界很受好評。又三年，胡政之到貴州，告訴吳鼎昌，自己近年在很多省都看到執政者以這本書作為參考資料，因此建議他寫續篇。此時吳鼎昌已近花甲之年，但「不忍有拂老友雅意，愛惜精力，坐待衰朽」，於是如法炮製，還是利用周末休息時間，寫出《花溪閒筆續編》。
即使今日看來，《花溪閒筆》也不乏啟迪。
在開篇中，吳鼎昌坦白了自己初接任命時的心情。他坦承，人們都知道他喜談政治，但世間喜談政治者不一定皆適於做官。就他本人而言，平生志願在於辦一所學校，辦一個報館，並無意袍笏登場。因此接到任命後，「頓覺兩肩加重，不免臨事而懼」。
雖然如此，他還是抓緊時間進行上任前的準備。他將準備工作分為「人的準備」與「事的準備」兩部分。
關於人的準備，吳鼎昌深知，公家機關每易長官，便發生飯碗恐慌，尤其是地方長官，恐慌範圍更大。所以他決定，赴任時只帶秘書長一人，委員一人，秘書一人，其餘概就地取材，為事求人，不必先行約定。這樣的陣仗去接收一個省府事務，在當時很少見。
關於事的準備，鑑於自己對貴州所知太少，因此吳鼎昌決定到任伊始，不對報界發表任何講話，避免「才力不及，力辭不獲」之類的套話空話。他的初步原則打算是：貴州財力有限，故不擬增加行政費，可集財力於建設方面；貴州人力有限，故必須儘量利用已有人才，未來人才則盡力培植。
任命初下時，就有人預言，吳鼎昌有做事的熱情和能力，貴州必有變化。而吳鼎昌自己，確也是雄心勃勃。然而，吳鼎昌畢竟遠不是只有理想，卻陋於知人心的書生。他知道自己對貴州實際情況「殊不明？」，因此又給自己規定了做事的步驟：其一是因貴州地處抗戰後方，不宜操之過激，免發生事端，決定以「按部就班走」為督促原則，免欲速不達；其二是關於自己在下屬面前的姿態，對此，他認為自己與貴州向無關係，為了做事的便利，一定要讓一班人了解自己的品性，為此「須極端坦白，極端忍耐，不可故作高深，亦戒隨意發言」。
對於上任前的這些準備工作，吳鼎昌事後做了反省，認為其中一些並不盡可通行，他結合實操後的經驗，又做了一些補充和強調，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一是他認為，地方風氣的改進為施政第一要點，對此必須有明確認識，勉力以身作則。具體的方式，是「寬濟以猛，惰勉以勤，凡所不及，有以進之，如其或過，有以抑之。」二是地方政治，不一定皆大事，以常識判斷認為可辦的事，無論大小，必須即時舉辦，從而讓一般做事者感覺到做事的興趣；三是地方行政最忌變化太多，紛更無常，只要注重一個向前「走」字，不許「睡」著，「坐」著，「站」著，即可計日課功。
吳鼎昌特別注意人力的開發，認為人力的開發是物力開發的前提，但開發人力需要時間，非短時間可見效，加之抗戰時期，貴州作為大後方，必須儘快給抗戰提供支持。因此吳鼎昌提出貴州發展要人力與物力並重的方略。而開發物力，發展經濟，吳鼎昌堪稱斫輪老手，他利用自己在金融領域及在國民政府上層中的資源，以及廣闊的視野，識人的本領，在農業、工業領域快速突進，幾年間就收到效果。只是，人力開發方面，儘管吳鼎昌不可謂不重視，甚至有「予深知在地方服官，以早就當地人才，為第一要務，此而失敗，他無足言」的看法，但三年下來，他對自己在人力開發方面的評價不高：「予到黔以來，雖添設教育及訓練機關不少，而成就有限，痛感責任所在，慚悚靡已。惟期先奠定培養之基礎，以待時會之轉移。」
儘管自我評價不高，但《花溪閒筆》中，吳鼎昌基於人力重要性的一些論述仍不失光芒。
比如基於對人力重要性的認識，他認為，各種地方行政應以衛生為第一。因為民族體力不足，國家即無由強盛。而體力的重要性遠在腦力之上，這一點，對於勞動階級如此，對於知識分子階層尤其如此。原因是，「體力不足之智識分子，往往一至成熟之期，已成衰退之身，實為國家民族莫大損失。中國向不注意及此，致大科學家大發明家不易產生，晚年體力不足以支持其成就也。」在吳鼎昌看來，從這點看，衛生行政的重要，要超過教育，而這一點，在中國往往為人所忽視。
在《花溪閒筆續編》中，吳鼎昌用更具感情色彩的修辭談到了衛生的重要。他寫道：「五千年遺留之大好土地，久為蠅蚊蟲蚤虱，痰涎涕尿糞十個強盜所占領，四萬五千萬黃帝子孫，在此等強盜占領土地中過污穢惡濁之生活，作無規則無紀律無禮貌之行動，殊為可憐，此固早為歐美列強人士所不能一日忍受者。如此國家社會而欲與歐美爭平等，豈不自慚形穢，縱有其名，亦無其實，縱能得之，亦何能守？」在他看來，一個不講究衛生的民族，或許能得到平等之名，但並不能獲得真正的尊重。
吳鼎昌高度重視基層官員的作用，他在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演講時說：「主席生命繫於縣長之手，縣長生命繫於區保之手」，極言地方行政的關鍵在於基層官員。在基層官員中，最不好做的是縣長。因為應辦之事太多，政府臨時政令層出，上級機關林立，而縣長官小俸薄，事多人少。初出茅廬的人見此往往勇氣全消，剩下的則是老於宦途之人，混口飯吃而已。
地方的要政如生產、教育、衛生，戰時的兵役、工役、禁菸、剿匪，都不能不依靠區保也即鄉鎮幹部，而對區保這一層面的弊端，吳鼎昌瞭然於胸：「凡百政令於區保有利可圖者，大都必行，且必惡化；無利可圖者，大都不理，至多敷衍。潔身奉公，照行法令而無弊端者非絕無其人，然為數過少，不足以資倡率。」
吳鼎昌深知，這些弊端，不是一紙命令，幾回巡視，數次演講所能收效的。緩不濟急的情況下，他採取了一些非常的辦法，主要的，是多用青年有為的大學生為縣長，使其有勇氣與地方土劣惡勢力作戰，並逐漸革新區保長的人選。當時，貴州甚至有清華大學畢業的年輕縣長。同時，多用青年有為的大學生為縣府科秘，使其輔佐縣長，整飭區保行政，並組織保甲幹部訓練班。
知難行易，但力行則終有回報。雖然吳鼎昌自我評價不高，但在他強有力的主導下，八年中，貴州官場的風氣還是發生了不少的變化。
吳鼎昌赴任貴州時，正值年頭歲尾，國事危艱，而客居孤寂，他「深夜一燈，百慮千思，往往不得成眠」，曾口占絕句三首，其中一首云：聊將薄醉誘清眠，客里生涯似前年。莫向江南問春汛，恐催雙淚落樽前。詩中充滿了苦澀的況味，腔調仿如一介多愁善感的文人。然後，這不過是一時的心緒而已。
戰時的貴州經濟
吳鼎昌主政貴州期間取得的經濟成就，與其在經濟界、政府人脈資源深厚有關，更與其投身經濟、本身就曾是成功的企業家，對發展經濟既有實踐又有理論有關。
任職貴州之初，吳鼎昌利用其資源委員會、實業部、金融機構工作過期間所積累的經驗與人脈，與中央政府和金融迅速展開聯繫與合作，先後擴建貴陽電廠，建立貴州農業改進所，開展對農業、林業品種不同土質種植的研究、實驗及推廣工作，在小麥、棉花、茶葉、菸葉、藥用植物、柞蠶、林業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效。在農產品的推廣、銷售方面，也成績不俗。貴州省還創投資創辦了貴州油脂工業長、梵淨山金廠、貴州印刷所、貴州絲織廠、貴州玻璃廠、築東煤礦公司等一大批企業。
儘管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但對於如何辦好這些公司，曾經在商海弄潮的吳鼎昌認為，「工礦事業，除因性質特殊，必須政府單獨舉辦者外，不宜多歸官辦，亦不宜概聽商辦，更不宜官商零亂爭辦。最好有一官商合辦之健全公司，任計劃、提倡、統籌之責。」這樣，將「得官辦之利，而無官辦之弊，有商辦之便宜，而免商辦之操縱。」同時，辦企業需要長時間的籌劃經營，而政府人事變動無常，缺乏連續性，所以需要一個不受政府人事變動影響的商業機關來主持這些企業。
本著這一思想，吳鼎昌創辦了貴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貴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官股占41.7%，銀行股占58.3%。商股中，主要是銀行股。股東代表中，多是金融銀行界一時之選。貴州企業股份公司作為母公司，控股上述多種企業，以制度與規則進行治理。在人事制度上，實行招聘合同制。
根據貴州學者何長鳳先生的研究，在貴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主持、治理下，貴州省誕生了一大批成功的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種類齊全，數量繁多，設計新穎，質量上乘。一些產品如煤氣爐，供不應求。貴州菸草公司生產的企鵝牌、企鷹牌、黃河牌香港，遠銷四川、雲南、廣西、湖北、湖南，直至陝西，創造了貴州近現代經濟史上的空前記錄。
在吳鼎昌的推動下，貴州還創辦了農業改進所，以及服務於農村、農業的金融組織，在抗戰中，形成了以農業改進所為中心紐帶，總攬全省農林業科研技術、試驗推廣一條龍的綜合服務系統。這一系統，成為貴州農業發展的關鍵平台。同時，吳鼎昌在貴州厲行禁止鴉片的種植，利用原來種植鴉片的土地，改種冬季作物小麥、油菜、大麥、豌豆、蠶豆等，並對改種者實行獎勵政策，收到不菲的實效。
農業改進所引進、培育、推廣了一大批優良農作物品種，例如從湖南引進棉花，稻米方面，也從江西、湖南、江蘇等省引進了一批優良品種，在貴州各地推廣，因其產量高、質量佳，極受農家歡迎。貴州更從美國引進了優質菸草品種，為貴州菸草業的發展提供了關鍵的技術支持。
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吳鼎昌曾著有《中國新經濟（310358,基金吧）政策》一書，系統闡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他認為，當時的世界，已無絕對的資本主義主張，也沒有絕對的共產主義主張。在他看來，歐美式政策，財富集中於少數大資本家，而蘇俄式政策，集富於國家的結果，是支配蘇俄全國經濟者，僅少數政府中的人。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經濟狀況，其重心置於少數人之手，實在是一個至為危險的事。偏重個性歐美近代政策，造成了大資本家，蘇俄是這種政策的反動，結果卻因漠視個性，導致生產率一蹶不振。
吳鼎昌認為，中國的均富傳統中有解決上述矛盾的思想資源。他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在貴州做了有限的努力與試驗，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歷史沒給他更多的機會。帶著未盡的長才，吳鼎昌定格於上個世紀跌宕的大時代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