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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索 | 从夏承焘墨迹看中国书法的书卷气

编者按:《夏承焘墨迹选》出版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书法系主任张索先生撰写了一篇论文,刊发于《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第三期,又收录于他即将出版的文集《持敬集》,现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号首发公号版,特此感谢。

从夏承焘墨迹

看中国书法的书卷气

张索

“气”是影响中国书法很重要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书法本源的讨论。根据不同的书写工具、书写目的以及书写者的品格等因素,可以概括有金石气、庙堂气、书卷气等。其中,书卷气来源于日常书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人对书法的一种追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形成自己特有的一种艺术语言,是中国文人书家最重要的坚守。在夏承焘书法作品中,书卷气得到了非常完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夏承焘书作的研究,探索夏承焘书卷气的成因以及对当下学书的意义。

一、夏承焘生平简述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温州人,字瞿禅,晚年改字瞿髯,别号谢邻、梦栩生,室名月轮楼、天风阁、玉邻堂、朝阳楼,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他一生著述甚富,主要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无疑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被学界誉为“一代词宗”和“词学宗师”。

夏承焘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十师,当时的国文老师是张震轩先生,夏承焘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候张先生让学生们填词,他写了“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的句子,得到张先生的赞赏。张震轩先生现留存有一套两百八十万字的日记——《张棡日记》。夏承焘也写了一辈子日记,这个良好的习惯,可能就得益于少年求学时张震轩先生对他的影响,或是当时学校的一种风气。特别有意思的是《省身格》(1933年起)日记的扉页,就记着对自己不良行为的反思记录,有“背后论人”“说谎”“戏谑”“好辩”“言语伤人”“笃责学生声色过厉”“失言”等,在这些条目背后,画了多少不等的圈,表示反省,这也是夏承焘完美人生品格的真实写照,从这些小事到他晚年《唐宋词人年谱》再版时附录了人家所提意见,取名为《承教录》,可以看出他的人品是如何修炼成的。

二、从书法日记看夏承焘学书经历

1. 以隋唐书法为根基

研究夏承焘的书法,日记是很重要的资料,现已出版的夏承焘日记最早是1928年开始的,此时夏承焘二十九岁,那之前的书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夏承焘十几岁就开始记日记,在《天风阁学词日记》的前言中写道:“予儿时读李蓴客越缦堂日记,心甚好之。故自十余岁辄学为日记,迄今已七十年矣。”目前温州市图书馆藏有他1923年至1927年的日记稿本,这是研究夏承焘早期书法宝贵的资料。通过夏承焘日记,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其学书历程及书学理念。他早期的楷书以褚体为主,其中也带有一些颜体的味道。除了以褚遂良、颜真卿等为根基的楷书,其1928年的日记记载“先从篆及行草(千文、书谱、圣教序)入手,再学大字文殊经,日费半小时行之”,夏承焘果然也依日记所言,不断临习三帖,在一个月后的日记中连续两天写道“灯下临千字文及书谱四五纸”“临书谱”。数月后,又记载“玩张黑女墓志。魏碑有隋唐韵味,有数字极似王居士砖塔铭,疑王碑出于此”。褚遂良、颜真卿书法及《千字文》《书谱》《集王圣教序》《张黑女墓志》《王居士砖塔铭》这些早年夏承焘所学习过的书法,都集中在隋唐时期,在三十岁前,其书法已打下了非常牢固的根基,这为其之后在书法上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2. 师法黄道周、黄庭坚

据夏承焘日记记载,自1931年后,他开始专临黄道周书法,当年6月7日的日记中明确有“临石斋(黄道周)手札”,次月,余绍宋与夏承焘论书“石斋楷法得于钟元常,草法得于皇象、索靖、右军为多,而于月仪、十七帖尤三致意”。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沉溺于黄道周书法,而观夏承焘之后的作品,也一直受到黄道周的影响。只要是与黄道周书法有关联的,他无所不临,还探寻黄道周书法源流,上溯魏晋。七年后即1938年的日记中,仍有“临钟繇宣示、还示帖,还示显是黄漳浦所从出”,除钟繇外,夏承焘的章草风格也得益于对黄道周这一体系的学习。此后的日记中,不断有提及其临写黄道周书法,如“早,雁迅偕林子渊来,与同上市,买得黄石斋榕坛问业真迹一册,归临二纸”“临石斋逸诗十余行”“临黄石斋先生逸诗,时避寇上海”等。

这几年对黄道周的取法,可以说对夏承焘书法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除了黄道周,在三四十岁时,他对黄山谷书法也下过功夫。或许是学习黄道周遇到了瓶颈,1938年10月3日,在上海世界书局购得《中兴颂诗》《松风阁诗》等后,便“自嫌作字太弱,欲以山谷疏放者药之”,在发现自己的问题后,夏承焘并没有马上学习黄山谷,正如同年11月4日王蘧常所言两家“不可同时兼临”,这意味着临习黄山谷可能会于黄道周书风有悖。但对于瓶颈期的夏承焘来说,他最终还是选择学习黄山谷,“初临山谷中兴颂,作擘窠字”,这是11月24日日记的内容。这期间是夏承焘书法的抉择期,他晚年也曾写道“转入黄漳浦、黄山谷,不能专主一家,遂一无所就”,半年后,他写道“黄石斋书,甚难形似,午后临二纸,殊心灰”。虽然此后依旧不间断临习黄道周书法,同时,也常常临习马一浮和沈曾植,由于他和马一浮交往甚密,在书法风格和书学思想上受马一浮影响较大,在其作品中可窥一斑。

3. 间参汉隶、章草笔意

在夏承焘1939年日记中有“借曹全、韩仁、礼器三拓本来,共四册。日来偶欲学隶书也”,随后几年,不断有他临习《曹全碑》《礼器碑》的记载。同年11月有“开始临礼器碑”,1941年开始临《西狭颂》,6月有“夜为鼠扰,起临西狭颂”,次年又有记载“重临西狭颂,渐能形似”,随后开始临《曹全碑》,“连续数日,每天写曹全”。但目前来看,他存世的隶书作品实为罕见。

对于夏承焘的学书经历,正如他在1950年的日记中的总结,“自念数十年来习字,由褚河南圣教、颜平原颜家庙、砖塔铭,转入黄漳浦、黄山谷,不能专主一家,遂一无所就。近颇爱宋仲温,思兼参云麾。学汉隶,于礼器、石门颂、黄龙、史晨,偶亦临摹,亦终不到,由笔力弱也”。这段总结反映出夏承焘书法最真实的路径。

三、夏承焘书法的书卷气

从书法上看,夏承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初期的时候比较严谨,后来变得散淡,开始追求一种散逸的感觉,这种散逸与他所写的词境有一定关系。他终生主要学习的对象是黄道周,而黄道周是学钟繇和王羲之的,所以格调非常高古。夏承焘的行草书也是学黄道周,主要是章草风格,所以他整个书法作品以章草为基调,进而融合楷、行、草,他的字没有像小草或是大草那样气势流动或气势恢弘,但在无意中体现古人的笔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书卷气”。

1. 何为书卷气?

从书法角度讲,经常用气息来形容一件书法作品,而根据书写工具、书写目的及个人品格的差异,会形成很多种“气”,比如说金石气、丈夫气、庙堂气、豪气、静气、文气等,同样也有很多不好的“气”,如江湖气、俗气、野气等。但其中有一种气比较特别,那就是书卷气。

书卷气是书家自身修养在书法作品中的呈现,是在笔底自由散淡的流露。而这种流露充满在字里行间,彼此依附而产生一种气场,是文人所特有的书写气质和品格。苏轼于《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中云:“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道出读书与书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气息正是古人的文气,在法度与自由中找到的平衡点,是有散淡和自由的追求。

读书人其实有两大途径,即进和出,也就是文和化。“文”是接触时是用读的方式,那么“化”就是应用、著述,最后以书写的方式表达出来。古代文人的书写是伴随其终生的。在书写的过程中会自然流露出我们所讲的“书卷气”。有书卷气的作品大多是以自撰内容为主,在文人的札记、日记、酬唱诗稿中自然表达,有收有放,虽放纵但又有文人的底线,所以文质彬彬与书卷气是紧密相连的。

一般来讲,书卷气的表达依托的作品都是小尺幅的,以行书或章草等快速书写的实用书体为主。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写得很有法度,这种字的气息就不叫书卷气,而是庙堂气;又比如《始平公》《张猛龙》等,应称之为金石气;张旭、怀素的狂草,即使是一种手卷,但也不叫书卷气,在书法中,常常以“张癫醉素”来形容他们的书法,这种书法是有狂放之气的。所以说,我们讲的书卷气主要存在于古代文辞典籍中,从书中读到的一种意境,同时和书的形式载体也有关系,如古代的书籍、尺牍等,尺寸比较小,以案头把阅、品赏为主。

中国古代文人最基本的追求是从读书伊始就肩负着一种文化理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种影响下,文学修养一步步提高,即使没取得功名,那么作为一个文人,有一种胸怀,会使心胸至于山林,至于天地,至于自然。

所以书卷气是特殊的,既存在于日常书写当中,又能够体现文书俱佳。因为在作品中更强调其文辞,通过文辞可读出品格、思想、境界,这些内容和格调往往是一致的。总的来讲是一种散淡的气息,当然书卷气也是有强与弱、浓与淡,它和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与书法功底有密切关系,是文书相融的具体体现,是文法与书法技法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天去看传统文人的日常书写,通常能读出他的书卷气。

2. 从夏承焘的书卷气看当下书法教育

夏承焘生于清末,他的师辈受到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在他的文化圈中,一批文人共同建立了一种文化信仰和品格追求。文人写字要求端庄、持敬,所以夏承焘早年的书法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敬体书”。但是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发挥就相对比较自由。读夏承焘作品,能读到一种正气,一种清气,一种书卷气。

夏承焘书法涉猎广泛,其中有褚遂良、颜真卿、黄山谷、苏东坡、黄道周、马一浮,甚至钟繇、王羲之等等。他最擅长章草,章草最能体现文人情怀,章草在古代被称为“章程书”,一度也被认为是官方的规范字体,在单字中有连带和省略,但字字独立,体现了文字唯一的释读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章草渐渐被历史所淡忘,历史上擅章草者为数不多,而晚清民国是章草复兴的重要时期。二十世纪初,随着大量敦煌遗书和简帛的出土,人们看到了活生生的章草墨迹,大批文人研究并钟爱这种书体,章草得到了发展,以沈曾植、马一浮等书家为代表。而在夏承焘所处的温州文人圈中,对他影响较大的一位前辈就是林同庄先生,他是弘一法师上海南洋公学的同学,师从沈曾植先生,写得一手好书法,后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杭州任浙江水利厅厅长,他是温州文化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当年他介绍弘一法师到灵隐求戒,又介绍弘一法师来温州驻锡。他也是马一浮的至交,1929年1月19日,夏承焘日记中写道“同庄丈来函,谓马一浮字已代求”,事后,就是他带夏承焘拜访马一浮,之后交往甚密。因林同庄和温州的书家如王荣年、马公愚、吴鹭山等等对章草都情有独钟,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笔墨追求,他们首先是学者,都有相当的书法功底,这也是夏承焘擅长章草的原因之一。

夏承焘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有扎实的国学基础,毛笔是当时日常书写的唯一工具。而当今,书法已经成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是以技法来论,这个“文”的本质已经失去了,所以从当今书法家作品中寻找书卷气并非易事。书法家追求的往往是抢眼球的所谓的视觉效果,俗气、恶气、村夫气常充斥于展览之中,赤膊袒腹的江湖气也屡见不鲜。由于中国书法所依附的传统诗文已经不在,书法家讲的只是技巧,文书俱佳已成奢侈,古代读书人文章信手拈来,廉耻之心始终是坚守底线,因此,书卷气里蕴藏着高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文化人的标准要求,而这在当下书法界已很难找到了。

当下的书法教育是围绕临摹与创作进行的,面对电脑、手机时代,作为书法专业的同学难道只是从临摹到创作?对比前人的书法教育,当下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日常书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典法帖大都以信札为主,而日记更是一种日积月累的结果,两百多万字的《夏承焘日记》就是用毛笔书写的,它是一种自然的学问和法度的流露。翻阅新近出版的《夏承焘墨迹选》,其赠予他人的作品多为其本人的词作,词境与书境浑然一体,这便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差异。仅仅是隔了几十年,文化的流失和转换,不能不令人深思。当然,书家书写要有张力,有表达。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必然都是文书俱佳作品。《夏承焘墨迹选》其实给我们学书法的同仁敲响了一个警钟,也带来一些思考。民国书法史是丰厚的历史,但还是被尘封着,像夏承焘这样的书家,值得深究,而这些传统在今天已经逐渐淡去,特别是在白话文语境下,用白话文、写简化字、横式书写、有句读、用钢笔,这些都难以承接传统。传统的语境是中国书法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从今天书法教育的角度而言,不仅仅是要培养夺眼球的书法家,更应注重传承与弘扬传统,在强调技法的同时,还要讲书卷气。

人要有好古之心,要“意与古会”。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志存高远,向前辈先生学习。每个人都是中国文化链上的一环,担当着继往和开来,这就是中国文脉得以发展的重要环节。

(《持敬集》,张索著,文汇出版社2020年10月版,即将上市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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