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国维自沉原因

一、自沉原因综括及其可商榷之处：
       （一）为清室殉节 关于王国维自杀原因的说法推此说为最盛，然而就笔者看来，也恰恰是最为不可信和最庸俗的一个，把王国维的死政治化，王氏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此说的支持者主要有罗振玉、梁启超、吴宓等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第三天，罗振玉便连夜“代替”王国维写了一份“遗折”，然后让其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予以誊抄，然后急传给寓居天津的废帝溥仪，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 在后来罗氏所做的《海宁王忠慤公传》中，他又说“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以死。” 溥仪在接到罗振玉伪造的这封“遗折”之后大为感动，立即“降谕”对王氏加以褒奖，“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伸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慤……”
        王国维1906年时在清室任职过一段时间，辛亥革命之后与罗振玉逃往日本。1923年又经罗振玉引荐任职“南书房行走”，罗振玉在其自传《集蓼编》中提到这段“壬戌冬，皇上大婚礼成。升相国奏陈，皇上春秋方富，请选海内士夫学行并茂者八侍左右。皇上谕其请，乃于癸亥夏，诏温肃、杨钟义、王国维、景方昶入值南书房，首命检景阳宫书籍。” 在王国维自沉自后，时人见到其上溥仪的“遗折”和溥仪的嘉奖，联想到其生前与清皇室的关系，难免就落入了罗氏等的圈套。而且王国维还一直拖着长长的辫子在脑后，这也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口实，对王氏殉清一说坚信不疑。
  这其实都是罗振玉等人做的文章。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件事情时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其实那个表现着‘忠心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这已经揭穿了王国维上溥仪的“遗折”实为罗氏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伪造的。另外更多人想到反驳其的理由是既然王氏要殉清，在辛亥年清帝退位的时候为何不殉，在1924年皇室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为何不殉？这种说法的支持者对这么显而易见的漏洞视而不见，实是因为此种说法对其在政治上的某种利益有利，将一代国学大师的自沉作为政治的牺牲品，实在是对先生之死的庸俗化和极大的侮辱。
       （二）罗振玉之逼债迫害而死 这种说法的代表是史达先生，他在《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刊于《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一二期）里说“他所以不先不后，恰恰于今年旧历的端午跳水寻死者实缘受友之累，经济上受到过量的压迫耳。据熟悉王罗关系的京友说，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罗振玉一人逼成功的。” 史先生又“听说”罗氏要求王氏每月支付大量津贴给潜明遗孀过活未果，又骗王氏与他合伙投资生意，结果大折其本，反欠了罗氏金钱，罗氏便要王氏以后按月偿还给他一定资金，这样连王氏每个月从清华领来的薪水全部赔进去都还不足。王氏走投无路，自杀逃债。
        笔者在这里就几个问题想与史先生商榷。首先王国维与罗振玉之关系。王国维1898年2月顶替同乡徐默斋进入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3月22日，罗振玉私资筹办的“东文学社”开办于新马路之梅福里，王氏请于当时报馆馆主汪康年要求进入东文学社学习。就是在这里，日后恩怨缠绵半生的罗、王二人初次相见。关于二人第一次见面的经过，坊间有几种颇为浪漫的说法在流传，但一般认为是罗氏某次偶然看到王氏撰题的咏史诗七言一首，读到最后一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惊为异人，于是在学社中对王氏大加照顾，使其衣食无忧，专于学习。 此后二人交往愈发亲密，王氏经济、社会关系上颇为优越，学术上也有很深造诣，这给年轻的王国维在治学道路上以很大方便。后来王氏学术上转向治金石学等传统学问，两次入清室任职等都与罗氏的影响有扯不断的联系。一直到1926年9月26日（民国十五年），王国维钟爱的长子王潜明的突然病逝后两人关系恶化，期间是近三十年的亲密好友，后是亲家关系，这岂可能一朝即断，一两封信即断？如此说断就断？在笔者看来，本是朋友间一时的置气，然而两位大学者本就有着相当的自尊和脾气，，相互定难以妥协，以至于一时的激动导致后来已难以调解。
       其次，对于史先生所谓“据……说”，笔者是要怀疑的。因为从目前出版的二人在这期间一系列信件往来和后人的回忆，可以较为清楚梳理清楚当时情况。王潜明的后事在上海办理完毕，罗振玉即带着女儿罗孝纯不辞而别赶回了天津，这使王国维感到不满。至于罗氏如此行动的原因，其长孙罗继祖在后来的回忆里说“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指罗孝纯）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 王国维在1926年10月31日致罗振玉的一封信里也提到“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意，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 大致情形是在处理遗产等事宜上罗孝纯与潘夫人发生矛盾，罗氏舐犊心切，怒归天津。此后，王国维将海关方面的抚恤金交与罗家，认为“于情理”也该交给罗女，而罗家拒绝，双方如此往来，便越来越触及到知识分子的自尊、面子、人格问题了，直至决裂。然而，罗氏并不是在向王氏“索债”，而是拒绝王氏寄过去的“抚恤金”，这与史先生所说的相去甚远。史先生之所以如此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带着对罗氏本人平时为人处事品行的不满和猜测，于事实上的可信度便要大打折扣。
      （三）共产党或北伐军之迫害 王世昭先生在《中国文人新论》一书里说“适北平《世界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名单，王氏大名赫然列于纸上，他在进退维谷之中，遂蒙自杀之念。”
       笔者在这里无意去追究《世界周报》上是否曾经发表过类似文章，如果没有，那这就是在编造，若是果然有，那也可以好好思考。以王国维的政治背景，在革命潮流中，他无疑是会受到冲击的，但他就只有自杀这唯一一条路可走了麽？面对南方滚滚而来的革命形势，他大可以如辛亥时候一样到日本避难，或者干脆剪掉辫子做了这民国的顺民。王世昭先生文章中对王氏在这种种选择中为何走向自沉之路的缺乏解释，使人很容易误解为王国维自沉是被死亡吓得无路可走后慌忙结束了生命，这便又有将原因看得过于简单的嫌疑。
       （四）为文化殉节 这种说法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其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里认为古往今来，每种文化也有一定时间的生命期限，当一种文化趋向衰落之时，抱定、坚信此种文化之人，必定会感到痛苦。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这便是旧文化的衰落。王国维是坚守这被冲击的、衰落的文化中一人，故只有以死殉节。陈先生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甚惜者也。”在清华园里由陈寅恪撰写的碑文中，陈又说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陈寅恪先生以一学术大家的身份把王国维的自沉从种种俗世因素中拉出来，推到了为文化、为思想殉节的高度，对于赞美逝者，激励来者，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是文化界学人之间常见的现象，然而某些历史学者竟以此作为严谨历史考证的证据来用了，是缺乏说服力的，是对政治的和文化的宣传与正确的史料没有区分开。况且王国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的时候都未曾为文化殉节，而偏偏等到二七年，也是缺乏解释的。
      （五）性格消极说 一般认为持这种主张的以周作人和萧艾等人为代表。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就写到“王君以头脑冷静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现自己生活的矛盾与生活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另外，有不少人认为他受到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影响极深。叔本华认为“一般而言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巨大的精神痛苦，使我们对肉体的痛苦感到麻木，我们鄙视肉体的痛苦；不，如果肉体的痛苦超过精神的痛苦，那么他就会分散我们的心思，我们欢迎它，因为它中止了精神的苦痛，正是这种感觉使自杀变得容易。” 笔者认为，王国维的沉静、消极性格，确实是他最后走上自沉道路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然而只是这样的性格并不能说明为何他选择在1927年6月在昆明湖自沉。
二、文化、性格及政治的压力
       1927年6月，广州北伐军从南往北，节节胜利，长驱直入，并已攻下南京，渡河北上，北京已经“危在旦夕”，就快要落入“党人之手”。而湖南又传来叶德辉被枪毙的消息，北京政治局势陷入紧张、混乱的局面。梁启超先生在这期间的几封家信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
       1927年1月27日，“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下，全国真成了活地狱了……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3月21日，“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以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爆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5月31日，“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津租界或尚勉强可往，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北京却险极……” 梁启超与王国维时同在清华园任职，二人政治上皆与清室有不解关系，在北伐军步步逼来的混乱局势下，梁氏已经思索着再次逃亡日本了，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局势危险到了什么程度。
       从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中，可以看到王氏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局势，对于当时北伐军北上的后果也认识得相当清楚。他在此之前不久寄给罗氏的一封信中说“今日诸寐叟，谈知政局将有变，东海将出，乙与南轩接洽，匹磾则立傍观地位。（即默认。）各方面已接洽，惟传单报言安庆有事，此亦野王之一掉尾也。康成之子从百粤归，言象山意甚佳，未知可信否？果尔，则将来大局略定，我辈尚得偷安，不致遭兵革之祸耳。” 王国维感到若是广州北方军占领了北京，那自己很可能就真的不得“偷安”了。
       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害，不久，湖南叶德辉被枪毙的消息也传到了北京，清华园的教授大多开始逃亡国外，国共两党党派斗争也日趋激烈。王国维置身其中，一个终身投入于学术的“老实人”感受到了压力，开始手足无措。从姜亮夫先生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王氏此时的大致境况。
        “政治牵连较大的是王静安先生，他是末代皇帝的老师，脑后有长辫，又听说长沙叶德辉被杀，罗振玉已进入东交民巷某国大使馆，清代遗老都纷纷“逃难”，犹如大祸临头！这是政治变革前夕的一般现象。静安先生很着急，他本来从不问政治，外交情况也不知，但他有一个同乡学生经常到他那里去（名叫何士骥），劝先生剪发。有一天，北大教授马先生来看王先生，也谈到剪辫子问题，这些劝解都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也有一定用处。这时梁任公先生突然去天津，所以静安先生心中更为惶恐。在这期间，我去过二三次，前两次有人在不能讲话，有一次七时半去果然无他人，先生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我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我最后一次去静安先生家是农历五月初二。先生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我再劝先生……”
       这里提到两个关键的问题：剪辫子和“受辱”。王国维对姜亮夫先生说的“我受不得一点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其死后留在夹衣内层的遗书，开头就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如果我们抛开所有政治上的、学术上的、思想上的企图来单纯的看王国维的自沉，那无疑“受辱”是把他逼到死路上的，就算不是唯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对于王国维来说何为“受辱”呢？
       王国维生于海宁“中产之家”，自幼时起，与所有中国传统文人一样，开始进入当地私塾接受教育。在“自序”里他提到自己当年的经历，“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其父王乃誉自四十岁之后，乃“以课子自娱”，这对“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的王国维影响颇大。喻天舒先生说“在笔者看来，对应于儒教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对历代儒者所发生的潜移默化作用，王乃誉对王国维的最明显的两重影响，一是自贵其心，二是忧国忧世。” 笔者看来，正是这样两重影响将王国维最终推向了自沉之路。与王国维相交深厚的当时诸多学人都认为王氏是一个性格沉静、敦厚的人，梁启超说他“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平和，情感很浓厚”，然而，王氏又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内心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甚高的。这从其填词作赋的“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和其在西洋哲学、金石学、甲骨学等上面都体现得很明显。王国维的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本也是自古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群体的共性，加上王氏本身性格内向、沉静，故又对外界事物比他人多了一层敏感，很容易触及到内心。在与罗振玉的最后几封书信中也是因为王氏感到了“有损人格”，故言辞越发激烈，最终断了往来。正是这样强烈的“自贵其心”，导致王氏一直强调的自己“受不得一点辱”。
       而“忧国忧世”，王国维也一直在实践。从笔者能看到的遗留的王氏的书信中，自其1898年2月去上海《时务报》馆顶替同乡许同兰开始，他便一直关注着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在2月27日王国维致许同兰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胶事了后，英、俄起而争借款之事，一再几至决裂，现闻政府拟兼借两国之债，或可稍抒目前之祸。总之，如圈牢羊豚，任其随宰割而已。” 起码从这时候起，年轻的王国维在与许同兰、罗振玉等人的信件来往中往往会对时局发表一些议论，或悲叹，或建议，对政治局势十分热心。当然这与陈寅恪等人说的王氏无心政治不矛盾，因为王氏虽对投身政治活动，参与政治谋划毫无兴趣，但并不是完全置身政治之外，关门搞学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告诉他要“忧国忧世”。他一方面对国家前途、人民生活忧心忡忡，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时局一二；一方面又对政治既缺乏兴趣，又毫无天赋。很大程度上在罗振玉的鼓动下，王氏两次进入清皇室任职，其实是对时局的失望和对自己改变这样局面的一种希望。结果不但毫无进展，反而把后来的自己推到了革命军的对立面。
       而那条拖在脑后常常的辫子，在笔者看来，不是所谓晚清遗老的象征，在王国维眼里，它是其一直信仰的文化的象征。这样的象征，若是在自己信仰改变时，自会剪掉；若是被人强迫剪掉，那便是要其背叛内心信仰，便是一种“受辱”。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对知识分子，任何的政治性的强制力压在肩膀上，而使人失去自由，不能追随心里所想时，那便是一种“受辱”。
       当1927年广州北伐军步步北进的时候，王国维感到自己只有这样几种选择：第一，剪掉辫子，与北伐军和解，做革命军的顺民；第二，带着家眷，躲到租界或者流亡日本，一如辛亥当年；第三，自杀。笔者看来，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逃亡日本做寓公，成为他自己口中的“亡国之人”，这便是第一次的受辱。而如今灾祸再来，心境极高的王国维不可能剪掉辫子与北伐军和解，也不愿再逃往日本了，那便只剩了自杀一途。
       中国自古有“士可杀，不可辱。”孔子有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一文中说“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久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他说王国维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笔者以为自静安先生死后的对其自杀原因的诸多猜测中，只有梁启超先生的这个解释是最可能符合事实真相，也是没有私心，最尊重死者的说法。
       本是一个普通学人的自杀，因披上了国学大师的光环，又不小心涉足了晚清复杂政治漩涡，便被各方面的人当做各自可利用的对象来解释其自杀原因，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现今历史学研究上特别是学生中似乎也有一种倾向：于先人已研究透彻的任一问题中，找出先人已用透的某段材料，逐字检验，非得要在这之中找出不一样的另一种解释，以此证明自己不同于前人的任一观点，以求怪、求异为一大成就。于旧材料中找出新问题，这本是治史的相当深厚的功力，严耕望先生于其《治史三书》中也重点讲到了这点。然而，很多同学甚至老师所谓的求出的新，就连笔者都能一眼看出毛病所在，为新而求新，便是过头了。历史学本是求真的学问，于各种学说中找出最接近事实的一种，那若是某种说法已经明显是最符合事实了，再节外生枝，只会给后来者多出更多歧路，于求真也无益处。故笔者以为，在王国维自沉原因这个问题上也一样，前人已有诸多结论，在提出所谓新论之时一定要慎之又慎。笔者在此的观点，所谓王国维的自沉原因的论述，也只是在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基础上稍加扩展、具体和补充而已。





参考书目： ⑴《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全十六册，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⑵窦忠如 著《王国维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⑶陈平原、王枫主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
⑷《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⑸《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⑹喻天舒 著 《王国维、郭沫若与儒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⑺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七册 陈光憲 著 《王静安先生生平及其学术（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⑻王德毅 著 《王国维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
            ⑼吴泽 主编 刘寅生、袁英光 编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⑽袁英光 刘寅生 主编《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⑾王庆祥、萧文立 校注，罗继祖 审订，长春市政协和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