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7-19日，我应邀参加了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山西省汾阳市召开的“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坛暨国际儒联第五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分在专家组，着重就中华美德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进行研讨。我为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重视中华美德根源性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入人心”。
我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更加深入人心，已成为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走出书斋，融入人民大众的心灵，必须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鲜明、简洁、凝练而又易懂、易记、易行、易于表达的鲜活话语，必须重视中华美德的根源性作用，借鉴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宝贵经验。我国传统社会对核心价值的概括和提炼，主要有“五常”、“四维”、“八德”，去掉其中重复的内容，有10个字堪称中华传统美德之精华，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和。
这次会议的具体地址是汾阳市贾家庄。这个村是山西省远近闻名的老典型，新先进。我利用会议闲暇时间参观了村容村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村子广场上高高矗立着八根大柱，每根上面都镌刻着一个醒目的大字，南面一排从西向东分别是：忠、孝、仁、和；北面一排从西向东分别是：礼、义、诚、信，根据字的内涵，还配有古今流传的动人故事。看到这些，我心中豁然开朗，这不就是村里用以教育村民，凝聚人心的核心价值观吗？不就是这个村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几十年间，始终保持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吗？更为奇妙的是，贾家庄的8个字，诚和信可以合而为一，这样就剩7个字，都包含在我的论文所提炼的“10字美德”之中，这不就是“10字美德”在广大群众中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生动例证吗？
于是，我在讨论发言时举出了这个具体例证，分析了“10字美德”在广大群众中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原因：一是“10字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检验和实践淬炼，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认同。二是它准确反映了中国人处世、行世的基本准则，具有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色和印记。三是它言简意赅，鲜活、简洁、凝练而又易懂、易记、易行，具有易于传播和传承的品格。四是它底蕴深厚，基础扎实，适应性强，具有广泛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据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我们完全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借题发挥，来一个“旧瓶装新酒”，赋予“10字美德”新的时代内涵，简洁明了地对“10字美德”进行新的诠释。这样，“仁”就诠释为关爱他人，同样地，“义”即公平正义，“礼”即文明礼貌，“智”即崇尚科学，“信”即诚实守信，“廉”即清正廉洁，“耻”即尚荣弃耻，“忠”即爱国敬业，“孝”即孝老爱亲，“和”即和睦和谐。这样做，既尊重了历史，又立足于现实，有利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和要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之更容易走进人们的心灵、启蒙人们的心智、愉悦人们的身心、陶冶人们的性情，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
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国内和国际上开展了一系列有特色、有深度、有力度的学术研究和儒学普及活动，是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权威机构。原任会长叶选平，是开国元勋叶剑英之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任会长滕文生，曾任江泽民主政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锦涛主政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香港媒体称他为“红色文胆”。该会荟萃了海内外一大批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儒学的知名学者，我在参加国际儒联举办的高水准学术研讨会期间，有幸结识了几位著名学者。如滕文生先生，他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时，我恰巧担任中共太原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因而与滕先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在武汉大学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儒学研究和普及工作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的发言也恰巧回应了他的讲话精神，他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我的发言，以及之后那位副教授对我神色俱厉的质问。他当时虽然一言未发，但是在招待午宴上，利用给大家敬酒的机会，走到我面前特意大声说道，你上午的发言很好，回答问题也讲得很好。这番话，在场的人都可以听到，他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我发言的肯定和支持。
再如钱逊先生，他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是国际儒联常务理事。他虽然名气很大，但待人接物非常谦和，我与他有过几次交谈，谈得都很投缘。《国际儒学网》为钱逊先生专设了“论语研读”栏目，钱先生看了我的《<论语>札记》以后，特意为我在“论语研读”栏目之下设了一个小栏目——“成语典故”，要我把本书第一编中与《论语》有关的成语典故转帖于此。他收到我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一书以后，热情地为我祝贺，并说，我也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鼓励我继续探索，争取在这方面有更多成果。说来也巧，在下面这张照片中，我（左起5）与钱逊（左起4）先生坐在一起。
田辰山先生是我的同龄人，1987年去美国以后，一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美中交流和研究工作，曾任夏威夷华人作家协会副会长和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檀香山分会理事，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文教专家，也是国际儒联常务理事。他以东西方文化比较学的视角研究中、西、马的关系，得出了与我大体相同的结论。在武汉大学研讨会期间，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彼此深入地交流了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北外的《东西方论坛》是他主办的，2011年的论坛主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武汉大学研讨会间隔只有5天，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田先生还破例特邀我去参会并发言。
这是田辰山先生（右）和我在曲阜孔子研究院门前的合影
我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会长助理曹凤泉先生，是在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认识的，这次座谈会是专为国际儒联的几位领导来我省视察召开的。我在会上就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发了言，曹先生会后握着我的手说：你讲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儒学研究就没有正确的方向，今后，国际儒联的相关会议，我们要请你参加。武汉会议就是在他的荐举下，我应邀参加的。在山西汾阳的那次会议上，我和曹先生又见面了，他说：想了解一下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各种反映，他在北京已经找了北大的黄枬森教授、中国社科院的方克立教授等人，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想和我好好谈谈。我们深谈了两个晚上，盛情之下，我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我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并把我的新作《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赠送给他。临别时，曹先生嘱托我写一份材料，并说，他回去后，要把我书中的主要观点摘出来，送有关领导。我曾经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和《中国当代儒学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连续发表了“浅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四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四篇文章，第一篇是我书中的主要观点，其余三篇，是对这两个网站上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回应。一种观点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孔子，另一种观点是打着尊孔的旗号，搞复古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与这两种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会后，我就把这次论争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给曹先生发了电子邮件。曹先生回函说：他已把我的四篇文章编辑成一个文稿呈送有关领导。
我还要特别感谢曹先生，他责成《国际儒学网》在“新书推荐”栏目中，推荐了我的新作《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一书。
这是在汾阳会议上曹凤泉（左起2）先生与我交谈。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原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相从智先生，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曾长期担任山西大学党委书记，后又担任山西省省长助理，具有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对我的研究方向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他在为我的《智慧·人生·境界-国学哲理古今谈》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提倡国学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什么关系？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个十分敏感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在《时政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谈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特色’，又集中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是一篇纲领之作，颇具新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实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实际、同当今的时代特色、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结合。实际是基础，时代是需求，文化是基因，文明成果是营养元素，缺少哪一方面都难以实现完美结合。”“作者在《自序》中提出的‘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干，以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为中心，以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为借鉴，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分析工具’来学习、研究国学既是本人的经验总结，也不啻为一种学习国学的思路和方法。”相书记的评价给了我很大鼓励。
遗憾的是，我与相从智先生的合影，保存在太原家中的电脑里，没有拷贝到移动硬盘带来北京，只能日后有机会时弥补。这里发一张相先生的个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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