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日，我第一次踏入学校的校门。上学，是我儿时的梦想；学校，是我心中神圣而又神秘的地方。
我的母校太原市小五台小学，始建于1951年，位于太原火车站西北角。从我们家到学校，要经过新城西街、新城南街，再上一个很高的坡。小五台小学，就是因地势高而得名。
三年级以前，我在班里学习一般，也不爱多说话。从四年级开始，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记得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以我的作文为范文，进行作文评讲，课后还特意把我叫到身边鼓励了一番。如果说，写作算是我一生中的一个特长的话，这一次经历便是重要的起点。我对数学一直不甚敏感，也是在四年级，有一次做数学题时，忽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似乎豁然贯通了。从那时起，我的数学考试成绩基本上也是名列前茅的。这样一来，我在同学们中间有了威信。从五年级开始，我担任了班长。之后，初中是班长，高中是团支部书记，这对于我的历练和成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记得上四、五年级时，我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我的扫盲对象，是学校东边铁路宿舍的几位40岁上下的妇女。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急忙背上书包，一溜小跑赶到铁路宿舍一位阿姨家，教她们认字、写字。她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我也教得很卖力。可是，有一次期中考试前，我只顾复习功课，没有为她们备好课，结果出了差错，闹出了笑话。这一次要认的生字中，有一个“孕”字，由于我一时没有拼出音来，读课文读到这一句时，便打起嗑来，读成了“怀……什么妇女”，那几位阿姨忍不住笑着说：“是怀孕妇女”吧，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脸上发起烧来，仔细一看拼音，她们说得果然很对。那时我十一、二岁，还真不知道什么是“怀孕妇女”，只是觉得自己没有事先认准这个生字，太不应该了。
1958年春天，学校在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组织了一次全校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战斗”。在全体师生参加的动员大会上，教导主任的讲话既庄重，又慷慨激昂。只见他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像电影中的战前动员那样。按照要求，第二天早晨六点以前，我们有的拿着草帽，有的拿着铁簸箕和火钩子等，来到学校。学校还给一些老师和个子高的学生发了鞭炮、竹竿、彩旗，大家分别进入“阵地”，有的在操场和空地上，有的爬上房顶、墙头、大树……，只听教导主任一声令下，校园内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吆喝声、火钩敲击簸箕的声音此起彼伏。据老师们说，这是全市的统一行动，连续奋战三天，目的是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全校师生齐心协力的轰赶下，只见那些麻雀们在天空中不停地飞翔，时间长了，果然有些麻雀支撑不住，摔死在地上，师生们便欢呼着庆贺“胜利”。5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人们建设国家的热情是多么高涨！凭着这一股盲目的热情，又干了多少类似的蠢事啊！
这一年秋天，我们还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动员大炼钢铁运动，学校动员，街道上也动员，说是要办集体食堂了，家里的铁器家具都用不着了。于是，妈妈和我们几个上了学的孩子，把铁锹、簸箕、水桶以至做饭用的锅碗瓢盆都分别捐了出去。记得有段时间，家里真得不做饭了，我们每天下学回家后，就帮着妈妈到街道集体食堂去打饭。开始时的饭菜还不错，人们也感到很新奇，可是没过多久，就支撑不下去了，饭菜质量明显下降，打回来的饭也不够吃，群众的怨气与日俱增，没过多久，集体食堂就办不下去了。
上小学时，我喜欢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夹沙包游戏曾经风靡一时：同学们先推选两个裁判，由裁判画一道线，然后一个站在线的旁边，一个站在离线较远的地方，比赛的学生排好队，依次轮流上场，站在线的另一端，用两只脚尖夹住沙包的一个角，然后跳起，猛一甩，离线越远，成绩越好，脚落地时不准压住线，否则按犯规论，取消成绩。夹沙包需要技巧，关键在那一甩。我记得我在班里总是能甩出几十米开外，稳拿第一。
当时的学校领导非常重视体育，专门成立了校内“体校”，体育教师出身的田开盛副校长兼任体校校长。他责任性强，有领导能力，热情也很高。我是体校的主力队员之一，每天早上六点到校，参加训练，然后才去上课。下午有时也要训练。六年级时，全市小学田径运动会召开，我代表学校参加了60米短跑、400米接力和跳远三个项目的比赛。令我难忘的是，每当我出场之前，田开盛校长总要亲自为我揉腿，并亲切地勉励我说：不要紧张，只要跑出平时的成绩就可以。60米短跑我拿了全市第一名，400米接力我们拿了团体第一名。跳远决赛时，田校长站在沙坑旁，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我跳出后，听到田校长说了一声“好”！这是我训练以来的最好成绩，得了全市第二名。我们无比自豪的是，那一年，我校获得了团体冠军。
运动会之后，我立即开始了迎接升学考试的复习。看着现在孩子们考试前的那股紧张劲，回想自己当初，也没有熬过夜。可是，我以南城区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那个年代太原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太原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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