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西县白帽镇一处景色，网图
前注：前几篇文章主要是说我们当年插队时安徽省岳西县白帽公社新建大队石岭生产队（即现在的白帽镇桥梁村石岭村民小组）的风土人情和轶事旧俗，虽然略显细碎，但由此亦可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文革正酣时期中国偏远山区农民贫穷落后之状况。那时候山民们生活之所以穷苦，除了普遍存在着政治挂帅、思想禁锢、社会封闭、经济落后以及交通不便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地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森林资源及其动植物资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时期曾经遭到了巨大的人为破坏，以至于在十多年后我们到山区插队之时，仍然处于几近枯竭的程度。此文不仅从史实上披露了这一点，而且还拟通过叙述若干个真实的与此相关的知青故事从侧面告诉了读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2008年，也就是知青运动四十周年那年秋天，我和一位当年插队老友刘先生首次返回了安徽岳西县的插队地——白帽乡看了看。那次是开车去的。同行的有一位澳大利亚著名的风景油画家皮尔斯·贝特曼（Piers Bateman）和他的一个儿子小贝。当时还有一位安庆市委副书记张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陪同。
那天，车队离开岳西县城天堂镇，顺着盘山公路往西开了几十公里后，在公路上一个能清晰看到皖西著名的游览胜地——明堂山雄壮英姿的地段停了下来以便赏景。人们都下车了，三个或两个地站在那里指点江山。这时，站在靠山崖一侧的小贝突然喊我过去，指着一丛花树说，“Hi，look ! What’s it?”（嗨，看！这是什么？）我粗粗一看，觉得是一只大小如马蜂的昆虫正在那丛花上飞着，忽而停住，忽而又突然换个地方，但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鸟，一只青绿色的小如昆虫的蜂鸟！
“Hummingbird！”（蜂鸟）我也惊讶地叫了起来。大别山怎么会有蜂鸟？但那时我也无暇他想，因看那只小鸟就在眼前，便本能地伸出右手，像以前空手抓苍蝇一样，迅速搂去，居然一下子就将那只翅膀不停扇动且悬停在那里的蜂鸟抓到了手心里。小贝睁大眼睛目睹了这一过程，然后吃惊地望着我。那意思好像是说：抓到了？你太厉害了！
这时皮尔斯先生也走了过来，我便用左手掌包起空握着的且能感觉到蜂鸟在里面挣扎的右手，然后张开一条缝给他看，那只长着青绿色羽毛的小鸟正在我的手掌中不停地挣扎，细细的长喙伸出于我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细小且惊恐的眼睛也在不停地眨动着。
他看了立刻惊讶地说，“You did catch the hummingbird？Chinese Gongfu? ”（意思是：你真的抓住了蜂鸟？中国功夫？）而我则淡淡地笑着说，“That’s nothing. What now？”（意思是，这不算什么。现在怎么办？）
“Let it go（放了它），”此时那对贝特曼爷俩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please！” 虽然他们都说了一个“请”，但那口气似乎也不容商量。
“Ok！”我也不及细想，一边嘴里答应着，一边便张开了紧紧空握着的两只手，将那只小如马蜂、颜色青绿的蜂鸟就在我们的眼前放生了。那只蜂鸟飞出手心，眨眼就不见了踪影。但就在这一瞬间，我立生悔意，即我后悔没在放飞前给那只握在我手里的蜂鸟拍一张照片。这个悔意一直保留至今。因为很多读者在看到这里时都不相信中国的大别山区会有蜂鸟，而我则想辩解以说服他人，却始终空口无凭，无以为据。
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位安庆市委张副书记看我们热闹，也走了过来询问是何事？我便将抓住一只小蜂鸟并很快放飞的经过说了一下，然后对他赞扬地说道，“张书记呀，没想到你们岳西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搞得这么好，连美洲的蜂鸟都有了。”
张先生听了一头雾水：蜂鸟？没听说过岳西有蜂鸟呀。皮尔斯先生和他儿子当时都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他说：史先生刚才抓到了一只，青绿色的，但是放走了。书记听了还是将信将疑。
后来我们的车队到了白帽，与乡里和村里一些领导及乡亲们在镇上座谈聊天后，就开车去了离白帽镇七里路外、我当年插队的石岭村。将几辆车停在公路边的一个公路站上后，我们一行便顺着一个之字形山路开始爬山。
在爬到石岭半山歇息时，还是那位细心的小贝，又看到了山路边的一丛开着花的小油茶树上飞着一只蜂鸟，连忙叫我过去。这时那位张书记就在旁边，也走了过去仔细看。这次他也看到了那只小如昆虫的蜂鸟，很惊讶地说：这么小的鸟啊！就像马蜂。这次我没有再出手。我们一起看着那只小小的蜂鸟在小树丛上围飞了一会，然后一晃就飞得看不见了。
需要在这里多说一句话。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岳西看到有蜂鸟这事迄今已十多年了，仅我们一行人就看到了两次，我还抓过一次，但在当地，即安庆和岳西的各种媒体上对当地有没有蜂鸟一事却始终没有过任何报道。真是有点奇怪。我可以肯定地说：岳西有蜂鸟资源。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表明中国大别山区也有蜂鸟资源的大事。我真心希望岳西县、安徽省甚至国家有关部门能对大别山里的蜂鸟资源情况进行调查。说不定还是一个新的物种哩。
此文几年前发表时，曾有读者留言说我们那次在大别山岳西境内发现的蜂鸟不会是蜂鸟，而可能是一种蜂鸟鹰蛾，即一种喙比较细长的昆虫蛾子。为此，我专门查阅了相关资料和图片，觉得绝无可能是鹰蛾。所谓蜂鸟鹰蛾与我们那次所见到的蜂鸟差别很大，首先是颜色，那只蜂鸟是青绿色的，而蜂鸟鹰蛾则是咖啡灰色的；最重要的是那只蜂鸟我亲眼看到是长有羽毛的，而鹰蛾不仅没有羽毛，还满身都是鳞粉，我抓在手里扑腾半天不可能不留下满手虫粉的。
此文开头说了这么一大段有关岳西山区居然有蜂鸟的故事就是想告诉读者，岳西今天的自然环境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在这里插队的时候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确实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记得1968年秋我们到岳西白帽公社插队时，从县城到白帽，沿着公路所看到的山，视野里都是稀疏地生长着一些细细的如同胳膊一样粗的马尾松，其间都是一些茅草，连矮小的灌木丛都不多，见不到任何茂密的树林，更不用说还有什么原始森林了。
就是我们插队所在的那个坐落在高高的石岭山上，也算得上全公社最高的石岭村，所在山坡上大多也只是生长着一些半大不大的马尾松树林。我们站在祠堂门前的田坝边视野中所能看到的山坡上都是这么一种稀疏而单一的植被，连稍微像样一点的次生林都很少。
那时我们只有从所住的小祠堂处继续往石岭的高山头上爬，才能在某些特别高耸和陡峭，也就是人一般不容易攀登的山头处，看到一些与低矮的灌木次生林共生的比较高大的大树以及一片相对生长得比较稠密的多树种树林。
白帽公社距离县城有120里，距离湖北省英山县地界也有三十多里路，这么偏远的地方其植被居然也是这么稀疏，与我们插队前对大别山区森林密布的想象完全不同。真让人失望！但是，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曾经问过石岭村民，为什么山上的大树和老树这么少？植被又这么稀疏？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五八年大跃进嘛，炼铁嘛，都伐了吆。当我们再问下去，村民们就会说：
我们石岭山上以前都是大从树（岳西方言，松树读从树），还有好多好多高大的杈子树（杈子树是岳西方言，统指一般的落叶树或大灌木，包括银杏、香果、青檀、香樟、蜡树、枫树和栎树等大别山区生长的树木——作者注）、毛栗子（野生板栗树）和毛楂子（野生山楂树）嘛，都伐了吆，倒烂柴的（意砍倒了）！都拿去炼铁了吆，现在什么也冇了。
后来我专门查找了有关资料才发现，1958年秋冬之际，原本漫山遍野都是原始森林的岳西县山区真的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由于整个安庆地区都不产煤炭，也买不到，但又必须响应号召去大炼钢铁，省里和安庆市有关方面居然组织了十多万人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岳西县境内，然后去到各个长满树的山上砍树作为燃料就地烧炭，然后用这些木炭去大炼钢铁。
当年的岳西县境内，除了少数交通不便的深山和高山处，其它凡是人能上去的山上，几乎所有的大树都被这一拨又一拨砍树大军砍光了。疯狂砍树的人们还在公路沿线修建了无数个烧炭窑，将那些砍下来的大树就地锯成一段一段，塞进炭窑里点火烧成木炭，再运出山区，送至各个缺煤地区所建立的小高炉里去当燃料炼铁。最后，那些自信满满的人们通过不懈努力，就用岳西漫山遍野生长了百年甚至千年的大树换来了一堆又一堆垃圾一样的渣铁疙瘩。
根据史料记载，自1958年8月17日，中央通过决议，公开宣布那年钢产量计划为1070万吨，比1957年要翻一番，还要一举赶上美国，超过英国佬，为此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在这些伟大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包括岳西县在内，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大炼钢铁就大炼钢铁，人们为什么要砍树呢？其实，这里面的逻辑也很清楚，那就是：要炼钢就得先炼铁，没铁怎么炼钢？而炼铁就得有煤炭，没有煤炭怎么炼铁？好在聪明的人们发现，没有煤炭还可以用木炭代替，于是就需要烧木炭了。但是，烧木炭就得有木柴，没有木柴怎么烧炭？到这里，结论也就清楚了：那就是要砍树！砍树就有木柴，有木柴就能烧炭了。当然，如果要烧出高质量的木炭那就得砍大树，而大树则大多是生长在山里。特别是像岳西那样的深山里恰恰树多，尤其是大树最多。
据当地山民说，大跃进之前的岳西县，包括石岭村所在石岭山及其附近大山，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自然生态非常好。但在那些已被革命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眼里，这些森林显然就是砍大树用于大炼钢铁的好原料。在1958年鼓吹大跃进并在山乡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化后，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包括岳西县在内的整个大别山区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性的砍树运动。
据岳西县地方志介绍，1958年那一年的秋冬两季，先后居然有18万人（可能包括部分岳西当地人？）从附近的平原和丘陵地区蜂拥来到了当时只有20万人口的岳西县的山里面去砍大树，还在几乎所有公路沿线或乡镇所在地就地修建起了无数个用砖头或土坯搭建的烧炭窑就地焚烧这些大树。烧炭的浓烟遮天蔽月，弥漫在整个岳西县境内几乎所有山头上，几个月未见散去......
在这种毫无理性的狂热的全民砍树和烧炭运动下，岳西山里无数棵生长了百年甚至千年的参天大树纷纷倒伏于斧钺之下，焚烧在木炭窑中。岳西的自然生长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态环境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内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经过这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大炼钢铁砍树烧炭运动，岳西山上的大树几乎都被砍光了，靠近公路的地方，甚至连一些比胳膊还细的小树也未能幸免，因为那十多万砍树和烧炭的人自己还要烧饭吃呀！
树林被砍伐光了，自然植被也因此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资源也随之开始迅速衰败和萎缩。没有了茂密森林的滋养和庇护，原来岳西山里面原有的一些飞禽野兽，如野猪、野山羊、獐子、野兔、野鸡等，其数量也都逐步减少，甚至有些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最终还绝了种，也绝了迹。比如说，豹子和斑狗。
据石岭村民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山上树林子里就有豹子，他们经常在不经意间就能见到。但那时的豹子不仅从来不袭击人，而且还躲着人，因为山上有东西可以捕食，如野猪、野山羊和獐子什么的很多。但是，1958年那场大规模砍树运动后，前述的那些动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家园，数量锐减，而豹子这种大型食肉类野兽因为缺乏食物，就开始与人过不去了。
石岭村民还告诉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后，一直怕人和躲人的豹子便开始时常进村袭扰了，不是拖走一头猪，就是咬死一头牛，甚至有时候豹子还公开袭击人，石岭村就两位驱赶它们的村民曾被豹子抓伤。为了自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石岭村民们自那时起开始了与豹子的战斗。
有的村民经常私下里制作一种土炸弹，放置在豹子可能出没的地方。这种土炸弹大小如鸭蛋或拳头，用油纸包裹着，外面涂上一层猪油、里面则塞填着他们自制的或修公路时偷偷留存下来的黑色炸药。只要施加外力，如用力咬合或揉捏，这种土炸弹就会瞬间爆炸。
那些年里，村民们用这种土炸弹先后炸死炸伤了多只豹子，当然还有一些野猪或豺狗。不过，石岭山上的豹子自那以后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到我们1968年秋插队迄今，石岭山上再也没有发现任何豹子的踪影了。
我们还听说了一个石岭村民亲身与豹子战斗的故事。也就是我们到石岭村插队一年前的那个冬天吧，一位村民在家旁边自留地里干活时，听到山上树林中可能是他昨天放置一个土炸弹的地方发出“嘣”地一声巨响，他立即反应过来自己可能有收获了。他连忙拿了一根冲担（多是用质地坚硬且有弹性的青冈木做的、两头削尖并用熟铁皮包裹起来的一种挑柴火的扁担，也可以当护身武器——作者注）就往山上跑。
到了那个土炸弹爆炸的地方，那个村民果然看见一头足有三、四尺长的成年花豹满嘴是血，疼得躺在林地上打滚，可能是被那种土炸弹炸到了下颌吧。见有人来，那豹子忍痛爬起来就跑。这个村民不愿放弃，也就循着豹子滴在地上的血迹一个人去追了。
豹子跑得很快，转过一个山坡就不见了。因那豹子受伤不轻，一路上都有它的伤口滴下的血迹，那村民追踪起来并不费力。后来那豹子钻到某个山坳处的一个村民废弃的红薯窖洞穴中躲了起来。冬天草木枯萎，那土窖洞口低矮狭小，但明显不是很深，也没有其他出口。因已严重受伤，加上出血较多，只要不骚扰它，那花豹短时间内是不大可能会再继续逃窜的。
此时最好的办法是记住这个地方，然后回去找人帮忙，倘能再带上一张山上捕鸟用的绳网就更好了。当然，这都是后来村民们议论时说的。可惜这位村民不知为何都没有做，而是试图一个人捕获或打死这只受了伤的豹子（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概念及其法律，无论打死老虎还是豹子都属于英雄行为，不仅豹子肉可以吃，豹子骨头和皮毛还可卖个好价钱，甚至还可能因此举而得到政府的表彰和奖励——作者注）。
其实他那么做很是冒险。因为豹子十分凶猛，牙尖爪利，单挑黄牛都能咬死之，虽然其受伤了，但想一个人对付并打死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也非常危险。好在后来故事的发展只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这位村民循着豹子的血迹来到洞口处，看了一下地形后，居然蹲下跪在地上，撅着屁股，伸着头，一手拿起铁头冲担就往洞里猛戳。可能冲担戳到了它的伤口吧，那豹子痛楚不禁，大吼一声，猛地从洞里窜将出来，一下子就撞到了那位村民的脸上，将其撞了个仰面朝天，晕了过去。
等到他清醒过来并从地上爬起来时，那豹子早已没有了踪影。这时那村民才发现自己一头一脸甚至胸前都是血，心想自己是不是被豹子抓伤了？结果在头上脸上自摸了一遍，哪里也没发现伤口，这才放下心来。但此时的他沮丧极了：豹子没抓着，还被撞得一头一脸的血。回去怎么好见人？真是现世（岳西方言丢脸）和倒霉啊！这事儿很快传遍了山乡，成了一个近似于笑话的故事。
当然，那只豹子虽然未被人抓着，但因其嘴巴已被严重炸伤，以后不能捕食了，肯定也活不长了。这只豹子很可能就是石岭山乡当年遗存下来的最后一只豹子。因为随着这只豹子的死去，豹子也在石岭，在白帽甚至在整个岳西山区都绝迹了。现在看来，这个人豹大战的故事不仅是一个笑话，而且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悲剧性结局，让人感叹，更让人遗憾。。
这样到了第二年我们去插队时，高高的石岭山上就剩下了豹子的传说。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村民见过豹子了。不过那时，豹子没有了，豺狗还有。
在说到豹子的故事时，村民们还说，豹子看不到了，但石岭山上还有斑狗（即豺狗），而且与豹子一样，以前斑狗也从来不进村子，多是与人和平相处。但是随着山区自然环境的破坏，豺狗那些年也开始进村骚扰村民了。
豺狗是一种结群捕猎的野兽，个头比狼稍小，但力气较大，牙齿锋利，经常围猎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如野猪、野山羊、豪猪和獐子等，背上还有一层厚厚的灰黑间白色的毛，印象中，石岭村民称之为斑狗。据说，我们插队前不久，即1968年夏天，一群豺狗还曾围猎咬死了石岭村散养在山上的一头黄牛。这也是那年冬天石岭村要打土坯盖牛棚准备多养两头牛的一个原因吧（详见《知青杂记之厕所革命》一文）。
据村民说，斑狗是从黄牛后面开始攻击（与我们现在电视上看到的非洲鬣狗或野狗围攻野牛或牛羚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先是撕咬牛屁股和牛肚子，掏肠子吃，待黄牛倒地后再蜂拥而上撕吃其肉的，估计那时牛还没死。等到村民们发现时，那头牛已被那群斑狗撕吃了一半，而其内脏都被掏空了。
刚开始听到村民的有关豹子和斑狗的故事时，我们几个知青还不以为然，总觉得那都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有了。但令人震惊的是，就在我们到石岭插队那年冬，我们居然也亲眼目睹了一场一群豺狗对石岭村的洗劫。而这个故事又与我们知青组那年从合肥带到岳西石岭的一条狼狗有关联。因还有点意思，那就容我细说一下吧。
那天，我们和一些村民在石岭村的一个比较高的山坡上挖红苕（山芋），忽然听到山下村子里有女人嘶喊，叫声很是凄厉。于是，人们都站起来挺直了腰杆朝坡下看。这时只见一群豺狗，总有十来只吧，在对面的山坡上沿着一条小路往山上跑。其中一只块头较大的豺狗仰着头，嘴里叼着一头小猪仔，也夹杂其中跑着。这时，让人奇怪的是村里原来四处可见的土狗都不叫了，而且一条也看不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们这些在山坡上挖红苕的人们很快就看见我们知青组所养的那条德国黑背狼狗（我们称之为Dog，音道格）从坡下跑进了视野：道格居然在追豺狗！
我们石岭知青组养的这条勇猛的德国黑背道格也是偶然得来的。那年10月下旬下乡插队那天，在学校大门口，很多同学前来送行，旗帜招展，锣鼓喧天的。我将背包扔到一辆大篷车上后，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位熟悉的比我高一届的老同学也是老友薛先生，牵着这条小狼狗在同学之间溜达。见这条小狗十分可爱，我也不知为何就贸贸然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薛兄，能否将这条小狼狗送给我？
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随口一说，心想谁会愿意将这么一条漂亮的狼狗轻易送人呢？哪里知道那位老兄听了一愣后，似乎想了一会儿，居然也就同意了，而且很慎重地将狗绳递给我，说道，好吧，你要就送给你。但你在山里得好好待它。
一听之下，喜出望外的我，便连声点头，不停地说着“一定、一定！谢谢、谢谢！”之类的保证话。在与那位老兄紧紧握手并互相拍拍肩膀道别之后，我就抱着这条小狼狗上了汽车。汽车开动时，那位老同学（薛先生是合肥一中第二批插队知青，那年11月份，也就是我们插队后的第二个月，他也从合肥去到石岭山东边二十余里的岳西白帽区河图公社插队了）还追着汽车大声叮嘱我说：这是纯种德国牧羊犬，是从合肥警备区军犬基地得来的。你们要好好待它——
到了岳西石岭后，我们也是尽量给这条狗吃好的，为此曾多次到白帽区和公社供销社卖肉的地方去收集或以低价购买一些零碎的羊骨头或牛骨头（那年头不知为何岳西山区里的牛羊肉很便宜，仅卖0.15-0.20元/斤，是猪肉价的四、五分之一，但很少见到有卖羊肉或牛肉的。牛是生产资料，没有批准不给杀；而羊只则多是以活羊论秤的——作者注）回来煮熟后给道格啃，骨头汤就给它拌饭吃。其间，我们还凑钱买了一只六十多斤重的大山羊，杀了以后我们吃肉，骨头也都喂了道格。结果这小狗长得也很快，而且全身肉滚滚、毛皮油光发亮的。
到那群豺狗出现时，道格这条狼狗的躯体已长到约两尺多长、一尺多高了，不怒而威。平时这条狗就跟着我们跑东跑西，我们上山劳动时，就叫它看家。它很听话，就在家门口转，从不骚扰村民，也不骚扰村民的鸡鸭鹅和猪羊，很忠于职守。时间长了，邻居家的鸡鸭与道格还很亲，经常在道格身边走来走去，一点也不怕它。只是村民家的土狗看到它老是躲着吠叫。也不知是嫌弃它还是怕它？
那群豺狗体型较大，似乎都比道格大。其中那只衔着小猪仔的豺狗个头更大。当它发现只有道格这么一条半大的狗只在追逐它们时，干脆在山路的一个拐弯处将猪仔放下，然后站在路口呲牙咧嘴、虎视眈眈地等着还在坡下伸着舌头往上跑的道格上来决斗。这一切都被站在对面山坡上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此时，有村民开始往山下跑，想回家看看自己家的畜禽有没有给这群豺狗伤害掉。我们也有点紧张了。因为此时的道格才一岁不到，还是一条半大小狗，好在其胆子大，勇猛敢斗。当然，如果真的打起来显然还不是那只大斑狗的对手。但怎么才能阻止它不要去冒险呢？这时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拳头大的扁形石头，大喝一声，然后将手中石块用力掷向对山。
我年轻时臂力很大（后来招工进厂时与合肥市机械系统很多工厂的扳手腕冠军们及省体校的一些摔跤和举重运动员比赛扳手腕从未落败，更无敌手，大学时也是多项投掷项目的冠军），石块也飞出很远，但最后也只落在两个山坡之间溪水中的大石上，啪地一声崩成了碎片。
但不知为何，那条狼狗似乎听懂了我的呼唤，当跑到离大豺狗十多米处的山路上便机警地停了下来，回头抬眼望着对山我们这边挖红苕的人们，似乎在等待我下一步的命令：上还是不上？而那只站在坡上的大豺狗见状则好像受了惊，丢下已经死掉的猪仔，转身就跑，一会儿就隐身到路边的丛林中去不见了。
下山后我们才知道，那次豺狗群对石岭村的洗劫将小山村中段的好几家农户的家禽、猪羊和柴狗们，除了躲起来的，几乎都咬死或吃掉了。那真是遍地畜禽尸体，到处鲜血淋漓，一片狼藉呀。
我们养的这条狼狗——道格上演的这出“单犬搏命追群豺、夺回一头死猪仔”的勇敢一幕被几乎所有石岭村民都看到了。他们都很惊讶：还有这么勇猛的狗？以后他们也都很喜欢道格了。见到它，有时还竖起大拇指称赞。而石岭村的土狗们自那以后见到道格却再也不吠叫了，只是夹着尾巴，低着头，一副表示臣服的架势。
不过，由于劳动强度大，二十岁不到年龄的我们又都处在生长发育时期，每月30斤的口粮早已严重不够吃，工分也挣得不多，哪里还养得起一条狗？而且还是喜欢吃肉的狼狗？后来第二年初回合肥过年时，我便不得不将这条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而且那时骨架已初步长成，长得又很威武英俊的狼狗——道格带回合肥又送人了。将这条狗送人的过程很让人伤感，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动容……这里还是省略了吧。不过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养过狗了。
豺狗群那次对石岭村惨烈的袭击让村民继与豹子的战争之后又开始了另一场与豺狗的战争。为了保护自己的畜禽财产，村民们除了继续在山上偏僻处放置一些土炸弹外，又在山上树林较密处的一些他们认为可能是豺狗常走的小路上私底下安装了一些牵绊击发式鸟铳，居然也打死了一些豺狗。再以后，豺狗也终于消失了。
这种打猎方式是在山上小路的隐蔽处挂上一根细绳，离地约一尺高，另一头拴在附近一个树棍或树干上绑缚着的鸟铳的扳机上，如有动物经过绊上了细绳，鸟铳枪口便会立即自动对准那个触碰细绳的物体击发。鸟铳威力很大，装的又是铁砂散弹，一铳打得好就可能打死打伤一队豺狗。
与土炸弹一样，这种鸟铳对人对畜都很危险，当时公社均明令禁止，但也管不住，山高皇帝远嘛。刚下乡时的一天傍晚，我们几位男知青也曾在石岭山上某偏僻处遭遇过这种牵绊式鸟铳。那次遭遇确实很危险，但结果还是很幸运的。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人爬到石岭大山头的南侧探险，想看看周边环境如何。返回时天色已暗，绕道经过一个茂密的树林，走在前面的孔君比较细心，警惕性也高。他在林中微弱的光线下突然发现了茅草遮掩的小径上似乎有一根细绳横在那里，就打手势叫我们都停下了步伐，然后他与我们在周围仔细打量，终于循着那根细绳又发现小径一侧一棵小树上居然挂着一只长近两米的鸟铳，而那鸟铳的枪口却正对着我们！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们也不客气，将那支鸟铳从树上取下来，扔在了草丛中。
事后想想，我们都还是有点后怕。自那以后，一到天色晚了，我们就不再上山，也不再走那些杂草丛生的陌生小路了。
其实，岳西山上比豹子和豺狗先消失的野生动物种类更多，如野猪、野山羊、獐子、豪猪和野兔等。就是这些年岳西山区自然生态好转了，但除了野猪和野兔外的其它动物迄今大多也未复生。就是野猪，也是最近一些年才重现山林的。而我们在石岭的那几年却从来没有看到过野猪的。
山林里各种野生动物资源的大幅度减少深知枯竭，必然意味着山区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自然植被被破坏的恶果还不仅是这些，频发的自然灾害也是那年大炼钢铁大砍树的必然恶果。或者说，自然灾害就是在惩罚砍树炼铁破坏植被的人类。1969年夏季在岳西下的一场特大暴雨，终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山洪暴发。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在接连下了三天大暴雨后，位于镇上且地势较高的白帽区和公社的院落都进了水，垮塌了很多间房屋，而位于河道两岸以及平畈地区的村落几乎都被那场咆哮的店前河支流——白帽河爆发的洪水所冲垮。
那几天，洪水泛滥的白帽河上没完没了、顺流而下地漂浮着各种箱柜、床褥和圆木板条（被毁房子的房梁和檩条）。有不少村民站在河边用竹竿等工具不停地打捞着河上飘来的各种物件，当然也因此拯救了不少被洪水冲走但还活着的人。数以万计房屋被毁的农民一夜间无家可归。白帽到岳西县城的唯一一条公路也被冲断了上百处。交通彻底中断了。
岳西县政府的县志是这样记录发生于1969年夏的那场特大暴雨及其造成的灾害的：“1969年7月，连降大雨1131.1毫米，13日晚到14日9点30分降雨245毫米，县城被淹，房屋倒塌1560间，十字街口水深2米，水位高达372.57米。16日复降大雨，两次山洪暴发，遍地泥石流（俗称起蛟），交通、邮电中断，岳舒、岳潜公路路面冲坏70％，全县受灾田地126000亩，死亡197人。”
其实像这样暴雨成灾造成的自然灾难自1958年大砍树、大炼铁之后，岳西县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据记载，1963年7月也是连续三天大暴雨，山洪暴发，冲坏田地11781亩、塘326口、堰5012条、坝8817处、桥128座、公路920段、房屋990间，冲走木材1890立方，死6人，伤17人。
那场大暴雨后，公路断了，长途车也没了。给我们合肥知青的新考验也来了。这次不是别的，而是回家，即我们将如何回合肥探亲呢？此后在公路没有修复通车的近一年时间里，我们知青只要回合肥，或者从合肥回到岳西插队地，都必须步行，也就是说，要回家就要靠我们的双脚长途跋涉了，因为公路断了，也就没有长途汽车了。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步行，因为公路中断或正在修路不好通行，人得走崎岖的山路，很多时候还要从小路爬很多很高很陡的山。白帽距岳西县城从公路走120里，走小路虽然距离可能稍近一些（大约100多里吧），但山路多是爬山，且道路险仄，耗费的时间可能更长。
但是岳西县城那时已经没有长途客车了。从县城再走到一个有长途汽车的地方，不管是往东南方向（安庆源潭铺方向）还是东北方向（六安霍山方向），至少都要走上100多里路。这就是说，一个合肥知青那时如果要想回家，一般都得先步行走上至少200多里路才有可能找到汽车乘坐。
比如，1969年12月中下旬之交，因收到了家里拍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我立即就往合肥赶路。那次远足，我从石岭村往东走小路翻山越岭，100多里山路走了一天半，路上还在一个修路工棚睡了一觉。第二天到了岳西县城，发现仍然不通长途车，我只好独自一人再次迈出双脚，又往东南方向走了100多里，出了山区，走到了离安庆已经不远的一个叫源潭铺的地方，才终于搭上了去合肥的长途汽车。
我那次独自步行了大约250里路吧，为时三天两夜。这在我们回家知青中走的路还算少的（后续将要发表的《知青杂记之以食为天》一文对我那次徒步旅行的经历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欢迎继续关注——作者注），因为还有不少知青不仅从白帽走到岳西县城，又从县城北向步行了一百多公里，即200多里路，一直走到六安霍山县城才找到汽车回合肥的。
1970年过完年，正月十五之后，很多知青从合肥回岳西插队地则更是一次考验，因为那时候山区又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几百里的山路上积雪过膝，两眼望去，附近山上一片白雪皑皑。我们还有一些知青就是这样走回到各自插队地的。因雪光反射，回家后约一周，他们不仅脸上起了泡，裸露的手背和脖子上也还褪了一层皮，还有的人甚至连眼睛也暂时看不见了，因为没有墨镜，雪盲。现在想一想，我们这些知青那个时候真能吃苦啊！
平心而论，像我们知青，其实还包括很多山民所遭遇到的这些自然灾难及其给人们生产生活带去的不便，其实都属于山区自然植被破坏后造成的次生灾害。可以说，这也是自然界对愚蠢无知人类的一种惩罚，或者说，一种报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那场大炼钢铁大砍树运动给岳西县自然生态以及当地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伤害，一直到三、四十年后的八、九十年代才逐渐减轻并消弭了。当然，万事都有它的反面，也就是因祸得福的一面。
我还记得，那年暴雨过后（比较幸运的是石岭村因位于山上，即便山溪猛涨，但很快就下泄，除2-3家村民遭遇屋后山体滑坡而被冲倒几件土坯房屋以及一些田亩堤埂被雨水冲垮淤积泥沙外，相比平畈地区，受灾还是比较轻的——作者注），白帽的供销社因公路中断，无法运输，天气又热，保存困难，于是便开始贱卖他们收购的很多农副产品。其中我们知青最感兴趣的是鸡蛋。原来每斤卖0.73元的鸡蛋那时居然贱卖到0.20元/斤（记得当年鸡蛋收购价约为0.35元/斤），还没有什么当地人买，因为那年头山区的农民都很穷，几乎赤贫，没有钱。结果也就便宜了当地拿工资的干部以及我们这些手里还有些余钱的知青了。
我们知青那年还有国家每月8元钱的粮食补贴（只给了一年，1969年10月以后就没有了），加上每人可能都还从家里带了一些生活费揣在身上，手里有点活钱。加上那时整天饥肠辘辘，严重缺乏蛋白质，听到消息，不少知青就去区或公社的供销社买便宜鸡蛋。
我们组知青那次就买了60斤鸡蛋，装了满满两个里面垫了些稻草的扁型木框箱子，才花了12元钱。那两箱鸡蛋被我们四个男知青喜气洋洋地抬回了山上后，便立即开吃鸡蛋，各种烧法都尝试了，什么炒鸡蛋，煮鸡蛋，蒸鸡蛋……，鸡蛋壳装了一脸盆。第一天我们就吃了至少10斤鸡蛋，吃到最后打嗝都有鸡屎味儿，我们才停住不吃了。
当然，我们也送了一些鸡蛋给左邻右舍及村子里平时帮衬过自己的村民。剩下的就用一个小口大肚坛子腌渍了起来，准备以后细水长流，腌好了吃咸鸡蛋。为了表示决心，我们锯了一节木头塞住坛口，又用湿的黄泥巴将坛口和木塞一起包了起来。但遗憾的是，饥肠辘辘的我们总是惦念着坛子里的鸡蛋。
第二天我们好不容易忍了一天，但第三天就又都想吃鸡蛋了。怎么办呢？在热烈地讨论了一番后，我们还是将那个封泥还没有干透的坛子打开了，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掏鸡蛋吃。说实话，也不怕读者笑话，我们腌渍的那约三十斤鸡蛋最后腌好的鸡蛋只有一个，还是一个月之后才发现的，也是那些天每天伸手进坛子盐水里捞鸡蛋吃的一条漏网之鱼。
在经过了那场给了岳西人生命财产重击的大暴雨后，县里和公社都看到了自然灾害问题的所在，于是在那场暴雨和洪水之后岳西人便开始反思并采取行动以保护自然环境。当年采取的措施也很简单，就是封山育林，也就是一不准砍树，二则大力栽树，此举一直坚持到现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相关资料，2017年岳西县封山育林面积达118.8万亩，占全县有林地的近一半，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581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74.5%，林木绿化率为75.5%。已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这么好的生态环境也必然会使得这个环境里的自然物种更加丰富。看来，文头我写的那个10年前在去白帽的路上以及在石岭半山腰上两次发现蜂鸟的故事并非是空穴来风。
白帽镇双畈村一处山景，位于石岭北约十多里路，远处大山可能就是石岭。网图
其实，我们下乡插队的那年，岳西从县到公社和大队都已经规定了山民不准砍树，烧柴火也只能砍些枯树或者灌木条，当然，死树或者马尾松树干两米高以下的枝桠也是可以砍了当柴火的。这个规定当然也适用于插队知青。
可那时的我们散漫惯了，环境保护的观念几乎没有，有时候也会图方便砍些半死不活的小松树，即那些松毛大半枯掉的松树。砍断后如果发现小树还没死透，我们就在断口处抹上一些泥土遮住新鲜断面，然后再挑回来当柴烧。生产队长如果看到了，有时会提醒一下，但并不多说。
于是我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后来就干了一件人累死了，还违反规定，最后却给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因为此事印象太深刻，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今后增强环保意识，我还是写出这个故事并将其作为此文的结尾吧。
1968年冬，听说国家可能会给每个知青拨付100多元资金作为知青盖房子费用，我们就想，盖房子不是要房梁吗？如果我们上山能砍倒一棵大树作为我们今后新房用的房梁不就能省不少钱吗？我们现在经常砍柴，何不未雨绸缪，平时上山砍柴时留心一下并物色看看有无适合做我们新房房梁的大树呢？
那些天只要上山去砍柴，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跑到一些比较陡峭但生长有大树的山头上去溜达寻找。有一天，我们终于在石岭山上某个山头上看到了一棵树干笔直，高约十多米，足有一抱粗的大松树，而且这棵树有很多枝桠和松毛都枯黄了。我们四个男知青看了都说这棵树好，非常适合做我们讨论企划中的知青屋的房梁，更重要的是，这棵树看起来好像还是棵死树。
我们高兴极了，便走过去用带去的斧头去砍树。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棵树可能还没有完全死，树干砍口还有潮湿感，不时有松汁溢出，木质也不像死树。但这时的我们对此也顾不上了，心里只有新房梁。于是我们四个男知青，即范君、王君、孔君和我，围着这棵大树轮番上阵，抡起斧头砍了起来。当天一直干到天快黑了，我们才最终将这棵大树放倒。
期间，我在挥动斧头时，不知何故，斧头一歪，居然顺着树干滑了下来，砍到了自己左脚穿的军胶鞋上，要不是我的脚缩得比较快，脚指头可能就没有了。但鞋子的头部还是被砍了一个大口子。不过那时什么也顾不上了。惊吓之后，摇了摇头，我又继续抡着斧子砍树了。那天太累了，又怕天黑看不清路，在将大松树砍倒后，我们也就下山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人又来到昨天砍树的山头，这时发现这棵树确实不是一棵死树，而是一棵没死透的活树，因为其断口处还潮湿润手，闻之有松木清香。公社规定不准砍活树，我们不仅砍倒了，而且还是一棵大树。这该怎么办呢？但此时树已砍倒，错已铸成，还能咋办？大家互相望了一下，然后都望着我，好像这树是我最后决定砍的。此时我也别无他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把枝桠都砍掉吧，我们抬下山再说。
这棵大树的众多粗细不等的枝桠一经砍掉，一根长达十米、滚圆笔直、作为房梁之材近乎完美的大树干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抬下山呢？好在我们是四个男子汉，人多力量大，我就不信不能将这棵树抬下山。于是，自恃力大的我自告奋勇去抬树的大头，即最重的部分，其他三人则根据身体强壮程度分别排在前后。为方便下山，抬小头的人走在最前面。谁知当我最后一个将大树的大头拼尽力气抬上右肩时，抬着树的我们每个人的腿都不自觉地抖了一下：那棵还没死彻底的大树实在太重了。后来想一想，这棵大树可能足有八、九百斤重啊！
由于山路是高低不平的，又是下坡，每遇到这种路况，扛着大树的我们就得紧急商量一下，有人尽量用双手托举着树，抬得高一点，而其他人则依旧得用肩膀承担着大部分重量，这样才能保持每人的负荷和大树重量的平衡。我们那时也没有山民们挑担子常用的木棍撑篙，那样还可以将肩上的重担搭在撑篙的木叉丫上歇息一下。我们四个人跌跌跄跄地抬着这棵大树才走了上百米山路，就吃不消了，至少有两人喊道，我不行了，把树放下来吧。
大树一旦卸肩，要想再继续抬上肩就得花上更大的力气。结果走走停停，就这么上下两三次肩，总共走了一里山路不到，我们就再也抬不动了。最后一次歇肩后，每个人都坐在地上，喘息了半天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没有力气了，肩膀又疼，有人衣服也磨破了，就只好放弃了当天将这棵大树抬下山的打算。
就这样，我们四个壮汉前后一共花了约5天时间，砍坏了一只鞋，磨破了好几件衣服和肩膀皮肤，最后终于成功地将这棵重近千斤的大树抬下了山并且放到了我们居住的小祠堂门前屋檐下。即便如此，我们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今后盖房子，有了这么一根漂亮的房梁，不仅可以盖一栋漂亮的知青屋，钱也可以省下不少了......
村民们看到了都很惊讶我们几个知青能将这么一棵大树抬下山，当然也可能在羡慕我们。然而，队长在看到树干断口时却用手摸了一下，闻一闻，然后摇摇头走开了。虽然什么也没说，我们心里明白，他这是在说这棵大树还没有枯死，我们又违规了。
任何树伐倒后如果想用其材，都不能立刻剥去树皮，也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得放在阴凉处至少一两个月，待其阴干透了才能刨去皮，再动用斧锯，这样树干才不会扭曲变形。何况我们盖房子的计划八字还没一撇，也不知道何时才有钱拨下来，于是那根大松木也就没有去皮，安静地放置于祠堂前的屋檐下，而且一放就是一个多月。到了来年我们回合肥过年的时候还放在那里。但我们每天进门出门、上工放工时都要看它一眼，至少它是我们好几天辛苦劳动的成果呀。
可是等到过完春节我们返回石岭时却发现，祠堂前屋檐下空落落的，那棵大树居然踪影全无了。我们问村民，村民都摇着头说不知道。看到队长又问，此时队长才说，你们前脚回合肥，后脚大队书记就派民兵营长带了好几个民兵上山将那根大树扛下山去了。大队书记还丢下话，大致意思是：一、这棵树不是死树，是活树。二、石岭知青违反规定了。三、但是将这棵大树交公就不处理了。四、否则的话……
我们忙问，否则的话，大队会怎样？队长便干咳了几声，然后笑着说：呵呵……
没办法。我们理亏呀。那棵大松树确实没有死透，还算得上是棵半活的树，否则也不会那么死重，害得我的鞋子坏了以及我们几乎每个人肩膀上的衣服和皮肤都磨破了。由于不在理，我们就是去大队部找书记交涉恐也难讨回公道吧。还有，就是大队书记同意将那棵大树还给我们，我们几个人将其抬下山都花了好几天，还能有力气将它再次抬上山？显然不行，因为那家伙实在太重了。想到这里，我们只好叹口气，罢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借口办其他事下山去了一趟石岭山对面、位于一个大山洼里的大队部，顺便以不经意的语气问了大队书记：从我们那儿抬走的那棵大树现在哪里？大队书记笑笑，然后抬起头，指着我们所在的那间新盖的宽敞明亮的大队会议室上方一根粗大滚圆的新房梁，努着嘴说：那不是？然后他又笑着说道，你们石岭知青为大队部盖新会议室立了一个大功。谢谢啦！
听了这话，再看到大队部房顶那根粗大笔直、刷了桐油、颜色黄橙橙的大木梁，我们心里就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那个滋味哟，又酸又苦又窝囊，真不知何方怪味！累死累活地忙了好几天，好不容易看了一棵大树，到头来自己的房子还是纸上谈兵，却为他人做起了嫁衣裳。
不过，自那以后，我们石岭知青再也没有违规砍树了。以后烧柴，我们也都是拣一些比较粗大的灌木，如石岭山上到处生长着的各种栎树枝条，尤其是野杜鹃花，即映山红等，又好砍，又好捆，挑回家作柴火，起火旺，火力强，燃烧后还可以闷在罐子里做木炭，制作出色泽蓝盈盈，敲一下便可发出金属般清脆的声音，质量也属上乘的栎炭，冬天烤火也最适合。
那些灌木冬天被人们砍伐后，来年春其巨大的根部还会萌发出更多更粗壮，长势也是更旺盛的枝条并开出更茂盛也更是美丽的花朵。岳西的映山红现在早已闻名，漫山遍野的，春季到来，一片火红。那真叫一个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