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月刊，1963年第5期（网图）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或者说，中国是围棋的故乡。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来的围棋大师比比皆是，群星闪烁。远的不说，仅是清代的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这三人就足以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了。只可惜19世纪以后围棋在中国衰落了。
那时中国围棋衰落到何种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吧。上世纪的1961年，日本一个54岁的职业五段女棋手，即伊藤友惠女士，随日本一个围棋代表团访华，居然连赢八盘，横扫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围棋国手。而那时日本的两个棋院，仅注册的职业九段棋手就有二十多位，更不用说比五段水平还要高的那些多如牛毛的八段、七段和六段棋手了。但是，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围棋的颓势也开始得到扭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聂卫平先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续击败了当时日本围棋界的几乎所有一线高手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十一连胜。国人遗传条码中隐藏着的那种对围棋的钟情和热爱的基因似乎也被这一壮举激活了。据说，到八十年代末，仅仅两三年时间，中国的围棋人口（即喜欢下围棋的总人数）一跃而增长十倍，达到1000万人以上。沉睡已久的中国围棋开始苏醒了。
这是聂卫平先生对中国围棋的一种特殊的贡献。就此而言，我认为，当年中国围棋协会尊封他为“棋圣”，虽有官封背景，且聂先生迄无任何世界冠军头衔，常因此而遭人诟病，但平心而论，我觉得授予聂先生“棋圣”称号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并不为过。
但是，辉煌的中日擂台赛的三连冠虽然成就了聂先生一个人的荣誉（当然还应包括第一届五连胜的江铸久先生），并不表示中国当时的职业围棋整体水平已经高于日本了。中国围棋真正的大发展可能还是以十多年后，即本世纪初的2005年常昊先生获得第四届应氏杯冠军为标志，自那以后，中国围棋棋手获得的世界围棋赛事冠军愈益增多，迄今已获得43个世界冠军。
而在那以前，即1988年至2004年期间，在总共产生的54个世界冠军中，中国棋手仅获得了三个世界冠军，即1995年马晓春先生连夺第六届东洋证券杯冠军和第八届富士通杯冠军以及俞斌先生于2000年获得第四届LG杯冠军。其余国际赛事都是在陪太子读书也。
那时真是韩流凛冽，日威犹存呀。当然，这一切自2009年俞斌先生就任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之后，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局面就开始有了巨大的改观和变化：中国围棋终于崛起了（详见后文所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业余围棋更是还处于混沌的初创阶段，大家都是业余围棋爱好者，水平高的人也没有多少。那时业余棋手有业余段位的也不多，段位也不高，最高者可能也只有业余5段或6段（虽然晚报杯1988年就开始举办了，但其冠军被授予业余7段还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作者注）。
作为围棋爱好者，我迄今无段，但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下围棋了。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上合肥一中初中后学的围棋，纯粹自学，没有受过也没有条件接受任何专业或职业训练，只是喜欢看围棋书，特别是喜欢阅读上海出的那个小开本、最多64页的《围棋》月刊杂志。没事干时，我也喜欢下围棋或看别人下围棋。
《围棋》月刊这本32开本小杂志创刊于1960年，对后来的中国围棋发展贡献巨大，可以说培养了好几代中国的围棋爱好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划给新民晚报，上海市体委与之合办，冠名《新民围棋》，但也只办了9年就停刊了，迄今也有二十多年了。太可惜了！
我少年时代为何喜欢下围棋呢？现在说出来还有点不好意思。上初中前我不懂围棋，却喜欢下象棋，自我感觉水平还不错，上小学时经常赢一些同学，甚至还能赢一些邻居大人，小院里几乎没有对手了。后来考上了合肥一中初中，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开学没几天，一天放学后，我与我的同桌张健在班上下了一盘中国象棋。张健下棋就像玩一样，轻松而熟练，吃我的棋也很利索，很快就取得了优势，而我每走一步棋都要冥思苦想，但结果总是损兵折将，虽然有点不服气，但最后还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输棋后我才知道，张健居然是前一年合肥市少年中国象棋比赛的冠军，而且那届比赛的亚军居然也在我们班！
（在写到这段文字时我与张健先生通了一次电话，又谈起了这段往事。多才多艺且早已是一名金石雕刻家的张健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用他那平和的语气说：什么时候我们再下一盘？——作者注）
那盘输棋很挫了一下我的傲气。我当时心想：看来继续学中国象棋我肯定没指望了，因为中国象棋合肥市的少年冠亚军居然都在我们班上，而我这个在自家小院“几乎没有对手”的人显然是下不过他们的。即便我此时再去钻研象棋以提升水平并期望在今后比赛中打败他们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那该怎么办呢？
当时学校正在鼓励学生学习各种棋类，说适当时候将举办棋类比赛，除中国象棋外还有国际象棋和围棋。不知为何那时学围棋的人很少。我们班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就想，那我就学围棋吧。反正大家都不会，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学得好，以后学校举办围棋比赛，或许我就能代表班级去参赛并有所作为。
我的那点儿小心思，现在看来有点幼稚可笑，但当年却是真实的。决心下了，就开始行动。有空我便去找围棋书看，主要还是那本《围棋》月刊（那时也没有围棋培训班去拜师学艺，而且能找到的围棋书刊也就是《围棋》月刊——作者注）。对围棋基本原理和知识一知半解后，我就去找人下围棋。这些人有同学，也有邻居，还有一些大人。逐渐地，我的围棋便开蒙了。
至于自己当时的棋力嘛，虽不知高低几许，但自我感觉进步还是挺快的，大概还能过得去。因为没多久，也就一两年吧，那些经常与我下围棋的同学和邻居，包括一些开始还让我几个子的大人，居然都一一输给我了。我的周围，包括小院和学校，又“几乎没有对手”了。
再后来，“文革”爆发，父母被斗，房子被占，家庭遭难，插队农村，然后进厂，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已有好多年没有下过围棋了。不过，后来在上海读书时，我还曾凭借过去的老底子获得过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围棋冠军，第二年又获得了虹口区围棋比赛前六名。
我在上外读书时，体育较好，不仅创造了学院的若干投掷项目记录，如标枪和手榴弹什么的，还被上外足球教练吴敬仁先生看中入选上外足球队主力阵容，踢右中卫。
吴敬仁先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运动训练学教授，上海市高校体育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他精通足球，上世纪四十年代的1946年就曾是上海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精武足球队主力队员。前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中国足协秘书长、亚足联副主席陈成达先生也曾是吴先生的队友，他在回忆录中曾尊敬地将吴敬仁先生称作是他“进入足球圈的引路人”。
吴老师英语也特好，曾翻译出版了《英国足球协会足球教育指南》等译著，训练时常用英语教学并教我们说一些足球词汇和用语。他很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曾专门给我们上摔跤训练课，教授我们如遇球场上某种激烈冲撞而摔跤时，应该以怎样的姿势摔倒以保护自己，减少受伤。他的这种摔跤训练很有用，我们足球队的所有同学在三年足球生涯中都没有人因踢球摔跤而受伤。
上海外国语学院足球队主力阵容合影（摄于1973年）。后排左一上外的一位资深体育教师，姓名已忘，我们亲切称呼他为老广东。后排左二教练吴敬仁先生，左三起分别为作者、魏振军、康桂元、魏文帧和胡印壮。前排左起：于巨生、钱勇德、董明、黎润溪、黄其祥和凌德林。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很好的足球教练，还是一个棋迷，很喜欢下围棋。他知道我回下围棋后，就经常在足球训练课结束时留我下来与他下盘围棋。当时上海外语学院足球场东南角有一个游泳池。我们下棋的地点就多在那个游泳池的更衣室里，有时也在游泳池边的凳子上。
有位日阿语系的张姓同学也来过游泳池，与吴老师和我下过两次棋。1973年开春的上海外语学院围棋比赛决赛就是他与我争冠的，结果他得了亚军。
吴先生喜欢下快棋，棋力也挺好。刚开始我们互有胜负，但后来年轻的我赢棋就逐步多了起来。可以说，那段时间与吴敬仁老师在学院游泳池的对弈重新唤起了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潜藏内心多年的那种对围棋的爱好，也让我迅速恢复并提高了棋力。
我开始去新华书店买一些围棋书，如吴清源先生的《黑布局》和《白布局》等，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和揣摩。所有这些也为我在入学的第二年初获得上海外国语学院围棋比赛冠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虹口区那次围棋比赛组织方是谁，我已记不得了。只知道参加那次比赛的都是虹口区各个单位选拔出来的棋艺水平最高的业余棋手，其中有几个人还是上海市围棋集训队下来的，实力很强。而我则是作为上海外语学院的唯一棋手被推选参赛的。
由于当时要应付期末考试，我并没有全程参加那次比赛。记得在经历三轮单淘汰比赛进入前六名循环圈后，有两场关键比赛我因故而无法脱身，不得已弃权了。但我所参加的循环赛另外三局比赛，虽然对手很强，结果却都是我赢了。
其中一盘棋的对手听说是参加过上海市围棋集训队的年轻人，棋力比较强，前几局也是全胜。但不知为何那盘棋我似乎超常发挥，几个局部厮杀，我几乎每着棋都下在了正确的位置上，感觉旁边观棋的人——大多是那场赛事的组织者，也在频频点头。
那局棋我赢了以后，收拾好棋子和棋盘正想走，一位岁数较大的像是赛事组织者的老者突然问我：小伙子，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来自安徽。那人则点头说：安徽围棋是不错啊！
尽管如此，但我因缺席了最后一场比赛，加上校方不知何故也无人通知我，到今天我也不清楚那次参赛的最终成绩，也即我的名次是多少。但我想，我已经赢了前六名中的三个人，即便弃权了两盘棋，最差的结果可能也是虹口区那次围棋比赛的最后一名，即第六名吧？所以也始终没有去问比赛结果。
我的棋力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日子里得以迅速恢复和提高，先后参加的两场围棋比赛不仅让我首次体验了正式围棋比赛的氛围，也首次尝到了获得围棋比赛冠军，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大学冠军以及虹口区第六名（？）的滋味。但这一切不过预示着我与围棋的缘分似乎才刚刚开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造船厂工作时又有幸认识了当时广东省围棋队的容坚行五段、黄妙玲三段等专业棋手以及足球国脚容志行等超级棋迷。那时的我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又着迷于围棋，既然有这等好机会怎肯轻易放过呢？
我第一次去容坚行先生家是一位谭姓棋友领着去的。那位谭先生是广州当地人，对人很热心。与我偶然在一个下棋场合认识后就经常与我往来，并时常带我去找当地一些高手下棋。能认识容坚行先生也多亏了这位谭先生。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从位于白鹤洞的宿舍乘坐公交车到位于珠江南岸河南的中山大学，先与那位谭生会面，再一起走到距离那里不算太远的容家。那时没有电话，事先好像也没有约定，只是心想，碰碰运气吧，容坚行先生如果在家就下棋，不在家我们就走人。可见那段时间我对围棋的痴迷程度了。
好在老天保佑，那次去，不仅容坚行在家，他的哥哥足球国脚容志行居然也在家。在我的记忆中，容家房子开间虽大，有两间卧室，但因人多房间少，并不显得十分宽裕。进门那间厅堂面积较大，但也当房间使用，靠东墙头尾相连还一溜排放了两张单人床，厅堂靠北边厨房一侧的那张方饭桌也就是下棋的地方。
我与坚行先在桌子上下了一盘让子棋，很认真努力地下，但我还是输了。这时，志行兄便立即过来与我下了一盘棋。因要吃饭了，那盘棋是移到床边，搬个方茶几放上棋盘下的。志行兄坐在床沿上，我则坐在另一侧的凳子上下的棋（上面所述的当年容家的方位和室内摆设情况只是凭残留在脑海里的些许印象写出来的，或会有误——作者注）。
我比坚行大一岁，比志行小两岁，自感性格也不是人来熟，甚至可能还有点内向。但因容老爷子和老太太待人很热情，不时地招呼我们喝茶倒水，志行和坚行兄弟俩对我也不见外，所以我在容家并不感到拘束，甚至还有一种亲切感。我一个陌生人，还是外乡人，第一次去容家找专业高手下棋，不仅得偿所愿，居然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饭。
那天与志行兄那盘棋下得很快，下完棋也就到了吃午饭时间，我们想走，但志行和坚行兄弟俩均很热情地邀请我们与他们家人一起用餐。那时候广州买猪肉要票，每人每月只有两斤肉票，想吃肉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记得那次在容家吃饭时，饭桌上一下子端上了两大盘带肉的菜肴，显然是因我们而特意加的餐。
令人遗憾的是，自1977年秋调离广州以后，天南海北，国内国外，出于种种原因，在近四十年时间里我也未能与容氏兄弟联系上。直到2015年《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出版后，又经几位热心的因围棋结缘的朋友牵线，我才与那时已是中国城市围棋联盟理事长、广东省围棋协会主席的容坚行先生重新联系上了。我们都很高兴。我还给他和志行兄寄去了这本书，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至诚的敬意和谢意。
当时的围棋界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也不大讲究段位级别，而容坚行等围棋高手们又大多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有求必应，所以那时在广州，我每次去找专业高手下棋，只要人在，大多能如愿以偿。当时就是广东省围棋水平最高的专业棋手的容坚行先生和我下棋，多让我二或三子，记忆中虽然有几盘棋下得很激烈，但我从来没有赢过他。
我也曾和专业三段黄妙龄女士在广州造船厂工会活动室下过一盘让先的棋，我执黑。那次下指导棋可能是厂工会与广州市围棋协会组织的。那盘棋我还有印象，围观者甚多，最外围的人都站在课桌上看棋，可以说是水泄不通。双方互杀，棋势咬得很紧。
我自觉似乎有过极好的机会，很玄乎。当时甚至有一时刻，经自己一再计算，觉得肯定会赢，但走下去的结果却出乎自己预料之外：我还是输掉了。
那盘棋可能是自己太想赢而想过了头，优势之下只知道维稳和退让，保持所谓优势即可，反倒疏忽了自身棋形连接上的缺陷，在不经意间给白棋吃掉一条较长的棋尾，最终中盘败下阵来。
对这一盘自认为优势下的输棋，我曾懊悔过好一阵子。现在看来，与黄妙玲女士相比，我的围棋功力显然不足，甚至当时的所谓优势可能都是假的，只是自己计算错了而已。
还有一次经棋友联系安排，我还与当时广东省少年儿童围棋训练班的几个水平最高的具有职业段前1-2级棋力的15-16岁少年男女在位于荔湾区的一个体育馆大厅里下过几盘棋，有输有赢。与这些孩子下棋也让我知道了中国围棋后继有人。
我还记得，大约是1976年的一天，那位谭先生还特意介绍了当时只有十多岁但已在体校学习围棋有年、棋力已经很强的廖桂永与我下棋。在他家里，廖桂永和我下了两盘棋，结果我先胜后负。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廖桂永较瘦，个子高高的，不多话，似乎还有些腼腆，下棋的动作也较轻，但行棋却很果断，对弈过程中不言不语，也没有小动作，很有大家棋风。廖桂永先生后来成为广东省围棋队主教练，1995年，廖桂永先生又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围棋职业九段棋手。看来我年轻时与围棋高手们的棋缘还真不浅呀。
容坚行的哥哥容志行是足球国脚，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足球中锋，没有之一。大概也是1976年，即去容家下棋之前，我曾在位于较场路上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观看过广东省足球队与朝鲜人民军足球队的一场比赛。
那场球容志行上场了，看台上数万观众为此还山呼海啸般地欢呼了好一阵子。可见当时容先生在球迷中间的人气和威望就已经很高了。那场球结果似乎是2：2平局，但球场上双方不间断的互为攻防，加上容志行的各次有效组织和穿插并踢进一球，场景真是好看。
七十年代年轻帅气的容志行先生（网图）
我从不追星，但却是志行兄的粉丝。因为那个时代的任何足球比赛，只要容志行上场，你就不能不承认他就是他所在的那只足球队的灵魂和领军人物。我相信，无论何人有幸观看容志行先生踢球，心情都肯定是愉悦的，而绝不会出现如今足球场内外经常出现的那种骂声连天的场景。毫无疑问，能让观众信服甚至着迷的足球运动员才是真正的球星。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容志行先生那时的围棋也很棒。志行兄的棋虽然下得很快，但他的棋感也非常地好。我第一次去他家就与他下了一盘，后来几次只要他在家或后来回家，也总要与我下一盘棋。
志行兄的棋速很快，几乎你一落子他就紧跟着落子，始终给你一种迫力，堪称超快棋，但他经常不假思索下出来的一步棋却很少臭棋，因为你稍不注意可能就会中招。足球国脚也有如此的手谈水平，实在令人佩服。
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也感到困惑不解：当年我也算得上是一个资深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了，为何在认识容氏兄弟后，我只知道一门心思找容坚行下棋而没有想到去找他的哥哥、当时中国最伟大的球星——容志行先生去踢球呢？哪怕是只与他踢上半场球也是值得我永久纪念的事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体育界曾经提出过“志行风格”的口号。当时的《羊城晚报》对“志行风格”的诠释是：尊重裁判，顾全大局；尊重对手，强调体育风格；尊重队友，重视合作。其中最核心内容是职业足球的那种自觉自律和团队拼搏精神。
我那时已经离开广州又回到安徽工作了，但在听到媒体上报道的这种提法时，虽然我对前述宣传的那个风格的诠释有所保留，但凭我对容志行先生的了解，却觉得球技高超、为人厚道的志行兄是完全担当得起这一体育荣誉的。
2009年10月，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到中国足球需要发扬“志行风格”。可见，“志行风格”并非浪得虚名。要我说“志行风格”的真正内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竞技体育内在的那种敬业、自律、团结并发挥自我的职业精神。现在的中国足球所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精神。写到容志行先生就想到了中国足球。没办法，就多写了几句。
话说回来，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懂，当年我既然已经认识了容志行先生，为什么只知道与容先生下围棋，而且下的还是那种超快棋，却没有想过邀请他这位当年中国最伟大的球星与自己踢一次球（当年的广州造船厂就有一个水平不低的工人足球队，曾邀请我去参加过几次他们的训练——作者注）？那时我居然糊涂到甚至连与志行和坚行兄弟俩拍上一张合影照片以作纪念的念头都没有产生过。这个问题迄今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从1975年到1977年，在广州的这一与高水平棋手对弈的多姿多彩、营养丰富的围棋流水宴席连绵不断地让我吃了两年，大快朵颐地饱尝了当时中国岭南地区专业围棋高手的各种个性和风格上的美味佳肴。估计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广东省的这些专业或业余高手们的经常对弈和请教，让自己受益匪浅，本人的棋力也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增强。
当然，我在广州时期的棋力比几年前在上海读书时到底提高到什么程度，心里也不是十分清楚。后来，我离开广州，调到安徽工作，自此脱离了那个现在想起来还让人羡慕不已的业余围棋环境。
而自那以后的十多年，因忙于事务，我就很少下棋了，但我还是喜欢在闲暇时看看围棋书消遣，而且我还订阅了两年新创刊的《围棋天地》杂志。或许就是这种坚持，让我在离开广州10年后的1987年仍然获得了安徽省科委系统的围棋冠军（有关这次比赛的情况详见续集《我在伊朗下围棋》（三），欢迎继续关注——作者注）。
我与围棋的缘分还不止这些。在《我在伊朗下围棋》成书之前，我曾将这段难得的经历写成连载文章发表于《围棋报》《爱思想》等刊物和网络上，读者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围棋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资深围棋记者谢锐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谢锐先生那时就是很有名的围棋记者了。我经常阅读他撰写的有关围棋赛事和棋手的报道，也很欣赏他那真实、犀利而有趣的文笔。后来我们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他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最初就是他推荐给北京华文出版社并最终得以出版的。
不仅如此，谢锐先生还邀约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给此书作序（另一篇序文是原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参赞路长金先生所作。这两篇序文将于适当时候在本公众号上全文刊发，以飨读者——作者注），给该书增添了很多光彩。
世界冠军、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网图）
俞斌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围棋国手。他棋艺高超，待人热情，却一直很低调。但是在中国围棋最低潮的九年期间，即1996年至2004年，俞斌先生却是唯一在国际围棋大赛上获得冠军的中国棋手。
对于那世纪之交的九年，有人说那是中国围棋“至暗”的九年，也有人说是中国围棋的“低谷”时期，甚至有人说那是中国围棋的一段“屈辱的时光”。
据统计，1996年至2004年这整整9年时间里，韩国一共获得了29个围棋世界冠军，日本则获得了10个。在此期间，由于韩流凛冽，日本超一流棋手余威犹存以及中国的聂卫平和马晓春不知何故雄风受阻，偌大中国围棋界就只有俞斌先生于2000年那年孤身一人突破日韩两国围棋高手的重重围剿和封锁，获得了分量很重的LG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冠军。
但是，俞斌对中国围棋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自2009年俞斌先生成为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之后，中国围棋更是出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从2009年至2023年9月，短短14年时间，中国的围棋国手们居然在世界各种职业围棋大赛上获得了35个世界冠军！而同期曾经称霸世界棋坛十多年的韩国仅获得了20个世界冠军，日本则一个也没有。由此可见，俞斌先生对新世纪中国围棋的贡献无人可以比肩。
俞斌先生在给我的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读罢朋友传来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稿，感慨良多。没想到在伊朗，还有围棋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伊朗应该是一片围棋荒漠，但围棋的魅力没有国界，即便是在伊朗这样看起来并非很开放的国家，围棋依然能播种开花结果。”这是他给我的那本《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所写的一个多好而且多具有国际围棋视野的评价呀。
综上所述，我的棋缘还是挺丰富多彩的。但说到底，所谓棋缘也就是以棋结缘。我在国内下围棋时如此，无论是少年时代还是青年时期，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在上海或广州，到处都有我因围棋而结缘的朋友，到处也都有过因棋缘而生的有趣故事。
我在伊朗下围棋时也是如此。在那里，通过围棋我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我与他们下围棋从而结缘的故事就构成了《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也就构成了这个系列文章。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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