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下）——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五集，大结局）

这次与父亲一同从西安去延安的人不少，足有好几十人，有男有女，但绝大多数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对去延安的人再行扣押之事，办事处将他们临时编为一个队，对外称为“卫生队”，还发了灰色的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装。办事处还派了一个熟悉这段路程且对组织行军很有经验的人当队长。

父亲换上八路军军服后便将大洪山发的那身还是很新的赭黄色咔叽布军装送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但随身带上了那副国军中校军衔领章。父亲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应付路上国民党军队查阻生事用的（到延安进抗大后也上交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当时的延安确实是许多立志抗日并改变中国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从西安到延安去的人很多，父亲他们一路上总是碰到一些三三两两零散或成群的人，大多是步行的，也有搭车的。那条路基本上是土路，如有汽车经过，总是扬起了漫天的灰尘。步行的人灰头土脸，颇有怨言。

西安到延安足有六七百里路远，父亲他们的这个队伍全部是靠两条腿走的。一直走了十多天才抵达延安。父亲还拎着个箱子，里面除了几件换装的衣服都是书，路上实在扛不动了，就只好将一些从大洪山带出来的书籍忍痛割爱一本本地丢掉了。也有的书同行人想要，他也就干脆顺手送人了。

好在一路无事。除在洛川遇到国民党军队稍作刁难外，其余路程均很顺利。当然，这几百里路走下来人是很累的。这次长途跋涉也表明，青年时代的父亲是很能走路的，而且后来也确实走了比许多同时代的人走的多得多的路。后文也将多次提及父亲的这个本事。

父亲在西安始终未能等到盼望已久的党的组织关系，心里很不是滋味，情绪也大受影响。父亲在其“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我自丢掉组织关系后，思想上是十分痛苦的。”

一路上，父亲情绪的低落让他很少与人交流，与那么多三五成群的二十来岁年轻人相伴走到延安，最后却没有认识或熟悉什么人。

他们这个“卫生队”到延安后，带队人将他们安排在延安城里的一家招待所住下后就走了。这时，与黄心学和其他熟悉的同人在大洪山下分手已有近一个月的父亲，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四弟史金龙（到延安后已改名为力群）和堂弟史金堂（离开武汉时就因何伟错写介绍信而改名史敬棠）。好在这两人 1938 年春到延安学习后曾分别给在汉口的父亲写过信，报告了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于是父亲一住下便按信上所留地址分别给他二人各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已到延安。

他们的大哥也到延安来了，四叔和堂叔接信后都很高兴，先后跑到招待所来看望父亲。此时，他们两人都已加入中共并均留在延安工作了。四叔力群于抗大三、四期连读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任秘书，后又到延安兵工厂做管理工作，驻地比较远，还在延安东北的何家岔。而堂叔史敬棠则在父亲到延安前不久，刚被陈伯达从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抽调去杨家岭军委办公室做资料性秘书工作。

前文说过，堂叔史敬棠人很机灵，古文基础扎实，记忆力也好，做事细腻认真且低调，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在马列学院做图书资料工作，与当时在马列学院做教员的陈伯达有过交往。陈对其印象很好。在这年 2 月，毛泽东抽调陈伯达到他的军委办公室任副秘书长，主要帮助毛做有关抗战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研究，急需人手帮助搜集大量资料。于是，陈伯达便又将当时二十岁出头的史敬棠调去军委办公室工作。

后来中共中央研究院以及政治研究室先后成立，堂叔史敬棠又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自那以后，除中共建政前后曾被派到淮海战役后的徐州短期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外，博闻强记且谨小慎微的堂叔史敬棠几乎一直在中共的核心政治理论研究机构工作，直到 1971 年因受所谓林彪、陈伯达事件影响而坐牢并就此离开。

两个弟弟到住处来看望他们大哥，让父亲感受到了一些慰藉，也产生了一些希望。他们除了给他们大哥写了证明外，还陪他去了一趟位于延安北郊的中央组织部，希望能够帮助父亲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只说“我和我的弟弟到中央组织部去了一趟”，没说是哪一个弟弟，四叔抑或堂叔？也许两个弟弟都曾一起或先后陪他去过？）但由于他们都是到延安后才入的党，且是近亲属，他们只能证明加入抗日队伍时间比他们早的他们大哥的经历，但无法证明父亲的党员身份。

遗憾的是，中组部的回答也只是说他们依然没有收到有关父亲组织关系的电报或文件。除了他的这两个弟弟外，父亲在延安再无熟人，更想不起还会有哪一个可以证明其中共党籍的人。父亲无奈，只好将郁闷藏在心中。没有了组织关系，就没有了党员身份，父亲不仅想进马列学院学习的理想泡了汤，就是进中央党校学习也绝无可能了。

在此期间，父亲还在延安街头遇到了在武汉时就比较熟悉的林默涵。然后热心的林先生又领着父亲去见了当时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兼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罗迈）先生。罗迈对父亲想去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学习的愿望表示理解，但他告诉并安慰父亲：你的组织关系没有查到。不过，抗日军政大学很快就要招生，你可以先上抗大。你要安心学习。

林默涵先生比父亲小 4 岁，1938 年年初在武汉参加李公朴作为发行人的《全民周刊》的编辑工作。而父亲那时则作为《救中国》周刊的发行人与胡绳先生一起创办这个刊物。父亲曾在《全民周刊》上以笔名发表过一些文章，而林先生也在父亲的《救中国》周刊上发表过文章。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在一些场合时常碰面。林默涵先生是 1938 年 8 月到延安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父亲在延安遇到他时，林先生已经毕业并在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工作了。中共建政后，林先生曾任中宣部部长和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后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2008 年去世，终年 95 岁。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抗日军政大学果然来人招生和编队。因组织关系仍然没有着落，父亲此时已别无选择，只好进抗大学习了。这一年这个时候，年轻的父亲正好 30 岁。

父亲被编入了抗大第五期一大队一中队三班当班长，中队长是潘焱（1916 年生人，后任二野一纵参谋长，朝鲜战争时任十六军军长，1955 年授少将衔，后任海军参谋长，1999 年去世，享年 83 岁）。后来因父亲没有组织关系，算不上党员，上面就又把他的班长职务给拿掉了。这件事儿给了父亲很大的刺激，他意识到自己因组织关系丢失，已不再被认作是中共党员了。父亲在同一份“文革”期间的审查交代材料上写道：“我在抗大学习期间，感到自己丢失了政治生命，心情是沉重的。”

当时潘焱和队里安慰他说，会帮助他继续查找他的党组织关系。而父亲则天真地打算，如果还查找不到，他学完这一期抗大毕业后时，再提出要求将他分配回原来地区，即鄂豫边区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找到黄心学和潘琪等人，也就可以解决党籍问题了。于是，父亲也就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和参加训练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两三个月后，也就是 1939 年 7 月，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和教师等5000余人全部离开延安迁往晋西北地区继续办学。

在得知他们这一届学员绝大部分都要离开延安，东渡黄河继续学习时，父亲很失望，知道如果这一走，他的党组织关系问题也许就更难解决了。于是他便要求转到抗大三分校学习（当时抗大三分校依然留在延安），以便留在延安，但此要求未被批准。无奈之下，父亲只好随着抗大总校东渡黄河到太行山区去了。

这期抗大学员不少，与其他东征部队一起算大约有万余人。离开延安时，父亲他们被编入抗大二分校，一路上或行军转移，或驻扎上课学习，步行2000多里路，历时两个多月，中间还曾遇到过多次日军扫荡和跨越封锁线的险情，最后途径晋西北抵达了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灵寿陈庄一带，方开始安心上课了。但是没过多久，也就是那年 9 月下旬，就在距他们驻扎处十多里的陈庄爆发了一场漂亮的战斗：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在那里围歼了约 800 人（有说歼敌 1500人）的日军，还打死了日军旅团长水原义重。这场战役也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陈庄歼灭战。这场战斗张扬了八路军的军威。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曾致电贺龙说，“对敌陈庄血战，尽歼敌人，予敌重大打击，树立华北抗战之楷模，振军威于冀晋，特传令嘉奖”。

1939 年 11 月，父亲从抗大毕业了。那次他随着抗大总校一批人走了 300 多公里到位于河北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去报到。报到时，执着的父亲首次提出了想回到位于太行根据地南边的鄂豫边区去工作的要求。父亲的要求有两条，一是求证并试图恢复自己被莫名丢失的中共党籍，其次就是思念两年多前被他遣送回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女儿（1937 年秋，父亲前妻孙岫云带着年已4 岁的大姐并怀着肚子里的二姐从武汉回老家泰州去的）。总部负责分配的人先是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后来看父亲一再坚持，而且提出的理由并非没有道理，也就松了口，还给父亲开了介绍信并发放了一些路费，但说没人护送，要求父亲自己去。父亲喜出望外，便按照总部给的一个大致的路线一个人出发了。

据父亲回忆，他往南边走了两三天，从河北武乡一直走到了“通往（河南）林县的一个集镇上”（父亲说他记不住这个镇的名字了，但根据其步行速度和两地大致距离分析，有可能是离林县六七十公里的石城镇。如果是的话，这次父亲走了约一百公里），而驻扎当地的八路军部队上的人都劝父亲不要再往前走了，说再往前十来里就是日伪顽军的地盘了，那里经常发生战斗，过不去，也很危险。父亲不相信，还特地跑到前线去看。看到日伪军的炮楼后，父亲无奈，只好孤身掉头向北，再次走了一白多公里回到武乡的八路军总部报到了。

这次父亲被分配到太行一分区工作。然而还没有动身，极度疲劳且心情郁闷的父亲却生了一场大病，而且差点就未能挨过去。

据父亲生前回忆，那时已是冬天，太行山区的天气很冷，他当时只穿着一身抗大时发的棉袄，但没有棉被。他从河北武乡南下河南林县和返回的那些天在路上几乎都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父亲那时虽然身体很好，也还年轻（那年父亲正好 30 岁），但也禁不起如此的折腾啊！

在父亲回到八路军总部，拿到分配工作的介绍信，准备动身去位于邢台西山的太行一专署报到时，突然就病倒了：父亲发了高烧，而且居然烧得昏了过去。

父亲醒来时已是第三天了。这时从鬼门关转悠一趟后的父亲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总部医院的病床上。1967 年年底，父亲在一份供审查用的材料上写道：“等我能张开眼睛时，才知道得救了。医生对我说，我们只剩下两个针剂舍不得用。现在给你打了一针，你所以醒过来了。我听了非常感动。”

父亲没说自己当年得的是什么病，也没说医生给他打的是什么针剂。但现在看来，我想，父亲的这场因外感风寒、内心抑郁而引起的突发性的高烧很可能是得了急性肺炎，而在当时治疗肺炎的最有效药物也就是青霉素之类的抗生素。在当年的战争时期，这种药无疑是很珍贵也是很稀罕的。父亲对医生和八路军总部对他的抢救和治疗心存感谢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正是他们才救了自己一命。

可能出于感恩，也可能觉得其试图求证党籍的努力在当时情况下之不可行，父亲此时终于将去南方抗日根据地以恢复自己中共党员身份和惦记妻小的想法埋藏在心里，不再提了，而是准备尽快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并开始工作。所以，父亲退烧后仅在医院待了两天，便全然不顾依然虚弱的身体，就一个人又从武乡步行去了位于邢台西山的太行一专署了。这一段路程足有一百六七十公里，300 多里路啊，又是在北方寒冷的冬天，父亲还是大病初愈下一个人走的，而且还只是穿着棉袄，也还是没有棉被。

父亲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说：那时“我只有带病上路，幸能走到目的地。”又说，“一专署安排了工作，过了几天，也盖了棉被，病情好转。”当时的父亲真的是好身体啊！不过说实话，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意志，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是很难禁得起这种考验的。这时已是 1940 年年初了。

从此，父亲开始了他以一名丢失了组织关系的党外人士身份在太行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抗日历程。父亲在太行一分区工作时，先从事财政、粮食和教育等工作，后担任昔东二区区长（后经父亲等的努力工作，昔东二区根据地扩大了，后来也被叫作昔东分县委了）。1943 年 5 月，林南战役后（即八路军一二九师攻占河南林县及其以南地区的一场战役），太行根据地扩大至豫北地区，中共新设了太行七分区。

父亲此时也随着当时太行一分区的地委书记、也是新任太行七地委书记的高扬（中共建政后高扬先生先后任辽东省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部长和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带领的一个团队来到新乡和林县一带做开辟新区工作，并于那年 10 月任新创办的中共太行七地委机关报《豫北报》主编。

父亲凭借他的坚定信仰、抗日热情以及坚韧性格和自身才干，先后在各种工作性质截然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进行和最后胜利，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

《豫北报》是中共太行七地委创办的一份石印版报纸（三日刊），主要在豫北新根据地一带宣传抗日以及中共上级和太行七地委的各项政策措施。这种石印版报纸的印刷比较特殊，需要人在宣纸或吸水性较好的毛边纸上先用毛笔手写出拟发表的文章，然后贴在石板上，通过腐蚀药水，在保留书写字迹的同时刻蚀掉字迹周围的石头，形成凸凹效果，然后印刷。这时，父亲的那一手漂亮的小楷毛笔字也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这是父亲自1937年10月与胡绳先生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之后的第三次创办抗日报刊了（第二次是 1938年 10 月在大洪山鄂豫边区创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

1945 年 6 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父亲又一次向太行七地委书记高扬同志提出了想到南方工作的请求（在那之前，父亲偶然听说何伟曾任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这次组织上不仅同意了，而且专门派了一支武装小分队护送父亲。

于是，心情愉快的父亲便在部队的护送下先从太行七地委所在的河南林县（林县于 1939 年在日伪军占领之下——父亲那年南下就受阻于这里，1940 年是八路军与日伪顽军互相争夺的地区，1943 开始建政，成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行 700 多里，走到了位于山西临汾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过了两个月，也就是 1945 年 8 月，中共北方局撤销，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取得中共北方局同意后，父亲又由各地武装分段交通护送从山西临汾一路南下了。

父亲这趟远足，已不再是前几次走的那几百里路，而是一千五六百里路了。路上紧走慢走，父亲他们也走了一个多月。谁知造化弄人。当父亲千辛万苦跋涉千里，于同年 8 月初辗转到了位于苏皖中部交界处的中共淮南区党委时，才得知他多年来一直要找的何伟先生先是参加延安整风，后又作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在那之前一年多就已经离开安徽到延安去了。正在这时，传来了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结束了。

执着的父亲终于认命了。在被中共淮南区党委安排到苏中一地委工作后，父亲于 1945 年 11 月在自己的老家泰州县委重新加入中共了。那一年父亲 36 岁。这时，距父亲1938年 3 月第一次在汉口由何伟和胡绳介绍加入中共已经过去了七年半时间。而整个抗战八年，父亲为求证自己的党籍居然花费了近七年的时间。现在想想，父亲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多么的执着、压抑和苦恼啊！

有意思的是，父亲在 1939 年 5 月被编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一大队学习时，不知为何，又改了一次名。这次父亲将他在汉口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所起的、已经使用了近两年的“史略”之名改名为“史轮”。

史轮这个名字父亲使用的时间也不短，即从 1939 年 4 月下旬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起，一直到 1945 年 11 月份父亲回到泰州重新入党，一共使用了六年半，才经苏中一地委批准又改回曾经使用过的史略这个姓名，一直到老。也就是说，父亲在他从延安开始求证党籍起一直到其终于认命、回到老家泰州重新入党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使用“史轮”这个名字的。

那么，为什么那年父亲到延安上抗大时要改名呢？而且还是改为“史轮”这个名字呢？对此问题，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因为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在抗战期间曾用过“史轮”这个名字，当然就更不会说他为何要在进抗大学习时改名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都不知道父亲还用过“史轮”这个名字。

我也是在撰写《我的父亲》系列文章，仔细翻阅父亲遗留下来的各种供审查的交代材料时才偶然发现的。父亲在一份材料上写到自己被编入抗大学习时打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了这么五个字“改名为史輪”（这里书写的轮字是繁写体），并在这份材料的后面又写道：1945 年 11 月“经（苏中）一地委批准，又恢复原名史略。”

看到这里，我很惊讶，也很好奇：父亲原名史金缄，1937年10月在武汉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曾首次更名为史略。这个名字用得好好的，父亲为何要在延安进抗大学习时不再用史略这个名字而再次更名“史轮”呢？还有，父亲又为何要在抗日战争结束而自己又重新加入中共时就又“恢复原名史略”呢？这里有什么说法吗？不得而知。

不过，父亲曾说过他在汉口与胡绳创办《救中国》周刊时也以其他笔名在《救中国》和其他一些左派进步人士创办的抗日刊物，如《全民周刊》以和《群众》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前面提到的林默涵先生当时就是《全民周刊》刊物的编辑）。会不会父亲当时也曾使用过“史轮”这个笔名写作并发表文章的呢？可能性是有的。但可惜的是，因父亲没有明说，我也没有检索或查找到具体的署名“史轮”的文章可以证明这一点。

说实话，我迄今不明白父亲这几次更名的动因。但我想，父亲在进入抗大学习时将自己的名字“略”更名为“轮”总是有原因的。总不会仅仅是用过这个笔名吧？ 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从前文（第一章《祖上与童年》）可知，父亲 1937 年10 月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更名史略，我猜测，饱读诗书的父亲可能是从刘勰《文心雕龙 物色》中的“略语则阙，详说则繁”这句话的含义得到了启发，起个“略”名，以图办出一个好刊物来吧？但是一年多之后，父亲在得知丢失了组织关系并不得不放弃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而进入抗大学习时，将自己用得好好的名字“略”再次更名“轮”字又是何意呢？遗憾的是，父亲生前从没有说过，看来我还是得猜测。

从“轮”字的字面意思来看，有轮替和转动的意思，但是其本意还是车轮。而车轮则总是要跑在路上的。父亲自从更名为史轮后，为了抗战，先是从延安辗转跋涉近 2000 多里路走到晋西北太行山，又在方圆千里的太行山的东西南北之间步行跋涉不知奔波了几何，最后又从太行山豫北地区南下千里跋涉至位于江淮之间的苏中地区，最后回到了家乡泰州。父亲在那些年里的不停奔波迁徙之经历似乎在冥冥之中也确实应了这个“轮”字的含义。

另外，《说文》曰：“有辐曰轮，无辐曰辁。”这就是说，轮之所以为轮，是因其有辐。那么辐的特点就是直。《考工记·轮人》篇曰：“辐也者，以为直指也。”我在想，1939年 4 月父亲进抗大学习时正好满 30 周岁，三十而立。父亲是不是想通过改名为“史轮”来表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坦然面对未来的一切困难呢？另外，在青年时代的父亲看来，自己在中共组织关系丢失情况下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并以全新的面貌参加抗日战争，应该也是自己在人生之路上的一次艰难跋涉吧！

在完成这本书稿时，我忽然想到，父亲当年更名“史轮”，是认为“史略”这个姓名代表的是自己作为中共党员的经历，而在党籍丢失后他可能觉得一介平民的自己再用之已不适合，

于是便用自己以前使用过的一个笔名来当作自己的新名字，会是这样的吗？我的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可能——父亲 1945年重新入党后立刻又更名为史略一事似乎能够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但终究也只是一个猜测。因为父亲生前没有明说过。说真的，我不知道，因为这只是我的猜测。

后记：写到这里，这本《父亲的青年时代》书稿终于将我的父母的青年时代的故事讲完了（有关撰写此书稿的前后情况，请阅读此书的《自序》——刊于本公众号6月17日期）。但遗憾的是，虽然这本书稿力图以客观和尽可能符合历史真相的笔触来撰写我的先父母个人及其当年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却得到了一些来自极左和极右方面的攻击和否定，而且出版无望。这也反映了时下的中国社会撕裂到了何种程度。我不会掩盖和粉饰历史，更改变不了历史，但我期望这本真实记录了我的父亲和母亲青年时代历史经历的书能够给广大读者、我们兄弟姐妹以及我们的后人带去启迪。我也期望这本书稿能够告慰父母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