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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壹周》见义勇为专版第179期 | 《大义救生话红船》:救生红船——承载长江优秀传统文化的方舟

镇江救生,是地方商绅、官吏实现社会理想和个人价值的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其实践主体是民间绅商、官府良吏、舵头水手。救生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由这三种人在救生实践活动中共同价值取向融合、归化、演变而来。

士绅精神,是士绅阶层特有的价值体系。士绅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精英阶层,其组成有已经致仕或退出官场的“前官员”,他们在经济上富裕,更具社会良知和责任,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公信力;还有富有社会同情心、公道正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因其特殊的组成,既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洞悉社会底层的困境和积弊,是国家与百姓之间的中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

丹徒县令冯咏《京口救生会叙》 许宝驯 书

士绅阶层的价值体系是受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的教育、熏陶而形成,儒家传统道德文化是其行为准则。《礼记》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因此他们有着维护社会道统的高度自觉性,并以积德行善、匡扶正义、扶贫济弱、扶危济困作为实现社会理想和个人价值的途径,有着较强的组织社会公益慈善活动、调节和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乾嘉以降,士绅的组成发生渐变。新经济阶层的精英逐渐成为社会的新贵。士绅精神也不断丰富和深化反映新经济的思想意识,士绅精神中除了舍利取义的“大德大善”外,也增添了“义利合一”的实用主义意识。新士绅通过自己的德行善举,获取官府的支持和承认,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可以更加有利于自身事业的发展。这也是清中晚时期长江中下游商绅推动民间救生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机制。例如同光时期镇江五业商绅共创瓜镇义渡局,开展义渡救生活动,就是典型的实例。数十位各行各业的业董,自行出资,在官府的支持下,在大江两岸开展义渡救生,他们从另一个侧面增强了区域救生力量,也在相关经济领域及其市场准入上相应地获得了的官府支持。

士绅精神还有着一个特点,就是传承的动力,源源不断、绵绵不绝,十分强大,甚至在家族中代代相传。京口救生会最为典型。从康熙创始到同治初期,蒋氏七代人163 年的救生传奇,应该是世界之最;蒋宗海的亲家郭家麟,也是四代人辅佐蒋氏救生近百年;而从同治光复到民国抗战前夕,李承霖与其孙李寿源也是直接管理或参与管理京口救生会66年。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个家族世世代代围绕救生做善事、行义举,一做就是几十年、上百年,最长到七代人一百六十多年,这种文化传承,古今中外,十分罕见,极为难能可贵。

良吏精神,古来有之。良吏,即贤良能干的官吏,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注重修身齐家,以“爬剔疾苦、扶养小弱”为良吏之要务,更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因此,良吏一般是指那些具有民生意识、勤政爱民,特别关怀民间疾苦、扶危济困的官吏,是官府良心的代表。良吏精神,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激励官员关注民瘼之切,实施善政、仁政,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办善事的不竭动力。人命救助、扶危济溺,是大仁大德,因此,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身居庙堂之高位,把状元李承霖留在镇江恢复救生会等善业,增拨厘金资助救生,支持李承霖京口救生民办民管,都是把救生当做善政善举的大事,这是良吏之举。

英雄主义。直接的救生活动可能需要以自身生命为代价。因此,建立一支身强力壮、技术娴熟、胆大心细、敢救能救、甚至能够舍生取义的船工队伍是关键。这不仅仅是高薪重奖,更需要高扬人类的善良本性、对于生命的悲悯之心、对于覆溺苦难的深切同情,才能知大善而大勇,从而激发船员的智慧和斗志,使之临危不惧、奋勇施救、尽心尽责地救护落水之人。救生船水手具结保荐、高薪重奖,坚持救生优先等等,都是为了调动船头水手的救生积极性、主动性。从船头水手来看,救生是一种职业,是谋求相对优越的报酬的谋生手段。但是他们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尤其在狂风恶浪、风雨飘摇的恶劣环境中救生,不能仅仅以谋生需求来认识和对待。

一种面对落水覆溺者的绝望而必然产生的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一种援手救人于生死存亡之际的天地大德,一种战胜困难、斗天斗水的英雄主义浩然之气,必然在救生活动中不断得到锤炼和升华。只是在过去的志书史料中,船头水手的救生活动往往被忽视,只有良吏、士绅被记载于历史。只有在陈荣杰的《扬子江救生船歌》中,可以听到对于救生船水手英雄行为和大无畏精神的赞美,其歌中唱道:

忽然宝筏从天来,破浪乘风一何驶。

操舟捩舵下急湍,捷于生猱速于鬼。

向前且道不须哀,我能救尔眼前水火之奇灾。

直欲蛟室鼍宫里,濡手援君出浪堆。

水犀之军何足道,存亡生死属吾侪。

全君躯命解君厄,与我同舟归去来。

2008年4月29日,交通部救捞局局长宋家慧同志考察镇江救生博物馆

上述种种文化特征,概而言之,可以得到下述的定义:长江救生文化,是以救生活动,即以官府良吏的仁政善政、士子商绅的慈行义举、舵工水手的舍生取义等一系列救生实践活动为载体,是以“仁、善、义、勇”为核心价值,以救生红船为形象标志,彰显中华民族尊重生命、见义勇为的大爱大智大勇精神,并具有千年传承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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