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我利用空余读了《新中国史学五十年》，感其博大的体系、清晰地线索和明确的理论阐述，实有必要向史学爱好者和中学教师推介。
张剑平先生，1964年生，陕西乾县人。曾先后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发表史学论文30余篇。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由张剑平先生的博士论文扩展而成，陈其泰先生作序，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广大史学爱好者尤其是中学教师了解新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必备书籍。此书集知识性、理论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历史学者不可多得的当代史学参考书。此书由绪论，上编：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曲折道路，中编：“文革”时期史学发展的严重曲折，下编：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开拓进取态势，共四部分组成，刻画出新中国史学艰难行进的轨迹，也折射出普通中学历史学科的内在变化。
本书的绪论部分概述了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研究历史和现状概述、主要研究成果分析和撰述旨趣。
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主要成就有：第一、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推举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和范文澜为副主席，翦伯赞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从此，新中国史学家有了自己的一份权威性学术刊物》”。此前，山东大学的《文哲史》、河南的《新史学通讯》（即河南大学的《史学月刊》）、天津的《历史教学》也相继创刊，《光明日报》的“史学”周刊也及时问世，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提供了研究阵地。
第二、建国初期，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建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史学主流的转变，史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有新变化，围绕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不仅引起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兴趣，且吸引了徐中舒、唐兰、于省吾、童书业、王仲荤、张政烺等一批实证史学家，随之史学界开出“五朵金花”：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荤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问题》、贺昌群的《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
第三、史学新成就举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共三编四册约110万字，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通史著作；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多卷本1960年全部问世，全书共计260万字,“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新纪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树立起一座丰碑”；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编撰具有重要意义，张传玺总结本书的优点是：一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二注意“史”与“论”的结合，三内容系统完整，分量适中，体例完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包括：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集》；孙毓棠、汪敬虞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彭泽益编辑的《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1840—1949）；李文治、章有义编辑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姚贤镐编辑的《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徐义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宓汝成编辑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聂宝璋编辑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等。
“文革”时期史学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仍不可否认：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毛泽东同意，自五十年代开始的“二十四史”标点工作，到1978年最终结束，谭其骧和顾颉刚负责的《中国历史图集》1973年完成初稿内部出版；考古事业有新进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遗址、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等地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一些学者私下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如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胡绳的中国近代史、邱汉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等，皆已开始工作。
粉碎“四人帮”之后，史学界的冰山开始融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为史学界拨乱反正扫除了思想障碍。1979年翦伯赞和吴晗相继平反，标志着林彪和“四人帮”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枷锁彻底打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随之，党和人民终于给那些为中国历史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史学家们予以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的学风回到史学界。对此，黎澍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中深刻地总结了三个方面的教训：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此言掷地有声！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开拓进取态势包括：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探索，其代表性的著述有：梁寒冰编辑的《历史学理论辑要》，葛懋春、项观奇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科学的建设。
第二、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越来认识到：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代替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学自身也有一套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于是，史学理论研究一度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热门之一。自此，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对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观点认识的深化，对国外史学研究方法的评述，特别是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计量研究法和历史心理分析法的引进和在国内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
第三、“金观涛现象”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批判。新时期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对“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简单化的反弹，以及对世界史学发展迫切了解的愿望，历史研究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倾向。由此，自1980年起，从事化学研究的金观涛、刘青峰夫妇运用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得出“超稳定系统”的结论，把悠久的内涵丰富的不断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看成“一潭死水”，本质上是反唯物史观，反唯物辩证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史学。1988年12月的《史学理论》杂志座谈会，1989年12月中国社科院学术座谈会，是对相当长时间的论证和探讨的总结，基本澄清上述负面影响。随后，在广大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也逐步纠正了中国近代史领域出现的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中国历史学得以健康发展。
第四、新时期史学成就举要：（一）1999年4月，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共计12卷，1400万字，详尽记述了中国历史从远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压轴之作”。（二）吴于廑和齐世荣着手编辑的《世界史》诞生。这部巨著里，吴于廑教授八十年代提出的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宏观的世界历史”的理论体系，得到了众多史学家赞同。1992年《世界史·近代史卷》出版，1994年《世界史·古代史卷》出版，1995年《世界史·现代史卷》出版。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初步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对全面提高我国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三）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创新。（四）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的贡献。
总之，这部书值得史学爱好者和历史教师阅读和研究，共勉！本文摘抄较多，遗漏更多，望诸位谅解。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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