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他的博士论文《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前言中，引用了帕斯卡的一句话。帕斯卡说：“人必然是疯狂的，不疯也许只是疯狂的另一种形式。”随后，福柯更是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刊于《作家日记》里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们并不是通过监禁邻人才确信自己是正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充满了无限的隐喻，福柯以这两句话作为文章的开头，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声言，欧洲人自中世纪以来就与某种被混乱地称作疯狂、精神错乱，丧失理智的东西发生联系。也许像与苏格拉底对话的智者将某些东西归于病态的威胁一样，西方理性正是要将自己深度中的某些东西归于这种模糊的存在。无论如何，对于西方文化来说，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构成了它的独特性的一个维度；这种关系远在纪尧姆·波施之前就陪伴着它，近在尼采和阿赫多之后仍追随着它。
在这里，福柯为话语界定了一个时间的起讫范围，即自欧洲中世纪始，也许将延伸至今。在这一漫长的历史中，福柯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对某些真正体现理性深度的东西的压抑，甚至把它们归于疯狂“这种模糊的存在”。这一切也许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威胁性，这种威胁性构成了对已矗立的大厦的某种摧毁。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再来讨论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要人物堂吉诃德，将会发现某些有趣的东西。
这部使塞万提斯名垂千古的巨著，自一六零五年年初在马德里问世以来，便成了不朽的文学瑰宝，受到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喜爱。作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堂吉诃德》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１８３７年的德文版《<堂吉诃德>序言》里，海涅认为塞万提斯开创了现代小说并把《堂吉诃德》提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在今天，现代小说得到比任何时候都更充分的发展，现实与虚构，真实与虚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正统与异端，无一不是作家笔下所描绘的对象，然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堂吉诃德》，仍然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即关于疯狂。
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围绕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主仆二人而展开，其中穿插了一些题外的故事，作者对人物的塑造是细致入微、层次分明、寓意深长的。在小说中，作者把堂吉诃德描绘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一个十足的疯子。明明是磨房的风车，他却认为是三头六臂的巨人，于是便不顾一切催马提矛冲了过去，结果被掀翻在地不能动弹，即使如此，当侍从桑丘跑来再一次告诉他这不是巨人而是风车时，他仍执迷不悟，辩解说，这是魔法师把巨人变成了风车；他把羊群看作鏖战中的军队，结果被牧羊人打落了牙；他把理发师的铜盆看作是摩尔国王曼布里诺的头盔，等等。这一系列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超出常理的，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是一个疯子的疯狂行为。在这里塞万提斯把堂吉诃德塑造成一个中了骑士小说的毒的非理性者，一个与当时的理性相对立的精神病人，他的那些话语、那些行动是关于疯狂的一种独白，这样的独白犹如黑暗中的一点光明，乌云里的一束阳光，带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印象和气息。塞万提斯为我们营造了某种独立与现实之外的虚幻性，这或许是一个疯子的内心世界，也许正如福柯所言，是理性深度中模糊的存在。
在《水与疯狂》中，福柯说，疯狂是乱岩突兀的理性水流涓涓的外表，也许正因为在古老的想像中疯狂具有流体的本性，我们在文化中才发现了若干重要的主题，如：醉酒是一种短暂的，不固定性的疯狂；气郁是一种轻度疯狂，是在有内热和精神过于兴奋时人体逐渐聚集而形成的一种模糊的、弥散性的气；忧郁是静静的，黑色的水，是泪水汇聚而成的郁愤之湖；还有性兴奋带来的精神错乱及不可控制的发泄。
人们对于疯狂的界定，通常在于非理性上，这是与理性相对的，不管是非理性还是理性，疯狂还是正常，它们都是构成人性中两种最本质的东西。与爱情是作家笔下亘久不变的描绘对象相同，疯狂也同样扮演了主人公的角色，爱情和疯狂永远是文学的两大主题。在作家的笔下，疯狂这种气质常常是以一个异端人的形象出现的，他们通常被人称为疯子。《堂吉诃德》作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对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的刻画，也为后来的疯狂提供了源头。这个“疯子”，不管是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里的白痴班吉，还是马尔克斯《枯枝败叶》中带有变态心理的大夫，抑或者艾·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他们都与那些所谓理性的人存在着这样的一种领域，“其间疯狂的人和理智的人尚在区分，却尚未区分开来”。然而，这正预示了分裂是必然存在的，堂吉诃德正是这一分裂的引吭高歌者，一位先锋战士。
在《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中，塞万提斯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游侠冒险，描绘了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初西班牙社会无比广阔的生活画面，展示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文学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对中世纪封建教会鼓吹的以“神”为本，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在此基础上，许多人文主义作家着力塑造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体力上均具有“巨人”风采的崭新形象，并以此与僧侣们鼓吹的神学权威相抗衡。在这一点上，塞万提斯的表现手法却另辟蹊径，也更散发出一种隐喻气息，他把这一伟大的气质寄托在了疯狂之上，注入了疯子堂吉诃德的体内，让这种疯狂与旧有的理性对抗，去连接原本在理性与疯狂之间拥有而后被迫中断的对话。“一方面是理性的人，他们给疯子派去医生，只认为一种以疾病的抽象普遍性为中介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疯狂的人，他们只能借助于同样抽象的理性与另一部分人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肉体和道德的约束，匿名的集体压迫、必须服从的要求”，这一切在中世纪就是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神学，教会思想。堂吉诃德试图通过一个疯子的行动和语言，通过疯狂来批判某种压抑，连接一场对话，构建一种新的秩序，进行一场革命。
同样在《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中，福柯对这样的一种革命作了更具体的阐释，福柯说：“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人与精神失常的争论是极富戏剧性的，它使人与世界的阴暗力量对立起来；疯狂的经验被有关原罪和救赎、愚蠢、变形以及一切知识的神奇秘密的拟想搞得含混不清……使古典的疯狂经验在其权利和形成方面具有价值的努力，其核心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光明与黑暗、阴影与光亮、睡梦与清醒、阳光的实在性与午夜的潜在性之间的简明的分割。”
这种简明的分割凝聚在堂吉诃德锋利的长矛尖端，那一连串令人忍俊不禁的荒唐事，与其说是一种喜剧，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严肃和深刻，堂吉诃德是深沉的。这种深沉因披上疯狂的外衣，而获得了一往直前的勇气，这种勇气具有一种重构被封建神学所遗忘的真实的伟大气质，具有一种冲破现实监禁的沉默性，然而它却又是缺失的，也正因为此它才能熠熠生辉。
“喃喃低语、在黑暗中摸索、归还珍宝的悲怆的同伴们。一种神秘的新奇物在你们骨髓里唱歌。发展你们合法的怪异吧。”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