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名句，写这首诗的起因，是因为狂人李白在漫游渝州时，遇到了和他一样狂放的渝州刺史，遭到冷遇，所以毫不客气的作诗回敬。这位渝州刺史，就是李邕。
李邕（678～747），字泰和，广陵江都人，一说江夏人。唐代文学家、大书法家，曾任北海太守，故人称“李北海”。李邕的书法在当时已负盛名，对后世影响亦大。唐窦蒙引述时议云：“论诗则曰王维、崔颢；论笔则王缙、李邕。”董其昌则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
李邕自称书碑八百通，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李秀碑》等数种。这其中以《李秀碑》最为稀见，碑帖善拓，存世绝少。其原因，要从李秀碑的坎坷遭遇说起。
“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好物不坚牢。”
《李秀碑》原石刻立于唐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李秀为唐代名将李谨行之子，受封为云麾将军，据碑文记载，李秀夫妇葬地亦即碑石所在地为“范阳福禄乡原”，即今北京市南部良乡一带。
隋唐时期范阳县地图
在明清文献记载中，多将“良乡县学”作为此碑出处，可知此碑大概在五代或金元时期，已被作为重要文物迁移至当地公学之中，以供人观摩学习了。《李秀碑》故宫藏本册首有元人俞希鲁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题记，提到“数年前有客自范阳来，尝持此碑见赠，观其字画臃肿不类，叩之，则曰好事者恐岁久漫灭，重加锼剔……”，可知此碑至元时尚未被毁，但是字画已经失真了。
故宫本《李秀碑》 前俞希鲁跋文
到了明代万历六年，《李秀碑》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时，已经“不知何时为校官裂为柱础”。据《宛署杂记》中《古墨斋记》一文记载，宛平县令李荫得知《李秀碑》残石被丢弃在瓦砾之中，而“字尚未泐”的情况后，即派车将残石运进宛平城内，甃于县署墙壁，请王世懋题之曰“古墨斋”。
据记载，当时存残石六块，万历间，当时著名学者王惟俭携四石并古玩字画归大梁，即河南开封，而尽沉于黄河水漶。王维俭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万历三十年以兵部职方主事削职归家，则其事或在万历三十年之后。至此，《李秀碑》所存者遂只剩二圆础形残石。清康熙三十一年，吴涵任顺天府府丞，专心访求此碑，于荒烟蔓草中得之，遂置于文天祥祠中，以至今日，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唐代碑刻原石，存字不足两百。
文丞相祠堂外观
文丞相祠内 李秀碑原石
文丞相祠内 翁方纲观款石刻局部
在北京法源寺内悯忠祠的外壁，还镶嵌着翁方纲主持翻刻的李秀碑残石数种，可见前代学者对此碑之重视。
北京法源寺
翁方纲手摹《李秀碑》残石
由于过早的泐毁，《李秀碑》拓本存世极少，宋拓更属寥寥，考索公私所藏，仅有三本，一本存故宫博物院（故宫本），一本为民国辛仿苏旧藏，或存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具体情况尚难核实（辛仿苏本），一本则为匡时秋拍征得（宝墨斋本），为明代莫是龙宝墨斋藏本，也是市场上唯一一件宋拓《李秀碑》。
匡时秋拍 宋拓《李秀碑》 内页
今据各家题跋观之，则自明代中叶至清末两百年来，宝墨斋本一直与辛仿苏本合藏。是册明朝归莫是龙宝墨斋收藏，册首有莫是龙朱笔题“希世珍玩，宝墨斋”七字，册尾复有朱笔跋文，称此册为“唐拓之极佳者”，“真吾宝墨斋中神品也”。
莫是龙题跋
“余先得昆山张石川寰所藏云麾将军李秀碑，已为奇物。今复得此本，盖唐榻之极佳者，虽多遗落，而笔画完美可爱，古人残煤断楮便如吉光片羽，何能多见耶，真吾宝墨斋中神品也。莫云卿识。”
册首有明代马之骏题“金铁森翔，烟云出没”八字，辛仿苏本亦有此八字题于册后。册尾马之骏、董其昌、陆梦龙各有题跋一则，董氏称“此为唐拓，笔法宛然”。陆梦龙提到“叔熙出《云麾碑》二本，初看一本已是赫然，及阅此本，精神倍出”，其所指另一本当即辛仿苏本。此跋具年款，为“丙申”，陆氏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万历丙辰当为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时莫是龙已殁，此本归“叔熙”所有。
董其昌题跋
“云麾将军瘦本为李师训，世多有之。肥本为李秀碑，石已泐，世无全本。此为唐榻，笔法宛然，北海云效我者拙，似我者死，虽赵集贤犹在门外。董其昌观。”
马之骏题跋
“看古人帖不必尽解，亦不必尽真，辨肥辨瘦，已落一痴。新野马之骏。”
陆梦龙题跋
“叔熙出云麾碑二本，初看一本已是赫然，及阅此本，精神倍出，辄吟唐人小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丙辰中秋后五日，会稽陆梦龙君启父又题。”
到清代乾隆时期，两帖俱为毕泷所得，是册后存毕泷考证马之骏、陆梦龙长跋一则。
毕泷题跋
钱大昕题跋
“予访此碑未损本四十年未得，前岁始于蒋氏池上草堂，同榕皋、芝岩诸兄摩挲此本，诧为稀有。兹復从皋假归书斋，展玩旬日，乃知北海妙处全从羲献得来，正不在袭优孟之面目也。嘉庆丁巳四月廿日竹汀居士钱大昕识。”
乾隆五十六年，池上草堂蒋春皋从毕泷处得此二册。嘉庆丁巳年，钱大昕为之题跋。道光二年时帖归惠甫，道光十八年时已归季硕，梁章鉅为之题跋四则，并称此帖为“唐橅而宋拓者”，后来又在另则题跋中修改看法，认为此帖“不止宋拓”，当为唐拓。
梁章钜题跋
跋文提到：“今谛审此帖，不止宋拓，的是唐代氊蜡，太古之色扑人眉宇，尤为可爱也。”
翁同龢题跋
跋文提到：“此本残字凡五百七十九，纸墨沉古，洵如莫、董诸公所称叹，世人徒见《岳麓》、《云摩》近拓，欹侧瘦削，不知北海浑厚中锋，为王、羊的髓也。”
此两册之后又经罗天池、潘仕成收藏，后岳雪楼孔广陶亦得此两册，而终以财力不济，于同治庚午（1838）年留辛仿苏本而释出此本，自此两本分离。此本为潘健盦收藏，后又归民国杨寿枢所有。此流传记录在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中亦有述及。更有补述者，李宗瀚在故宫本《李秀碑》的题跋中说：“予家有莫氏宝墨斋残本，存五百七十余字，云卿、思翁手跋，并目为唐拓。”所记各点与此次上拍的宝墨斋本悉合，因知宝墨斋本和故宫本都曾为李宗瀚所有。
故宫本 《李秀碑》 李宗瀚题跋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传世的三本宋拓《李秀碑》，一开始在文字顺序上都是错乱颠倒的。故宫本后有李宗瀚题跋，记载着他请人按原文顺序重装的经过。辛仿苏本前有一则孔广陶题跋，也说明两册装潢错舛，无文理可诵，“因欲改装，恐乏良工而神明顿失”，所以一仍其旧。
戏鸿堂帖所刻李北海书
更有意思的是，捡董其昌《戏鸿堂帖》中李北海书与宝墨斋本相对照，虽文字顺序不同，而戏鸿堂所刻入之字皆不出宝墨斋本范畴，两相比较，戏鸿堂本单薄细弱，神采顿失。那么或许有一种可能性，即宝墨斋本即戏鸿堂本所据，而陈香泉帖考所谓“董太史联续成文”者。董其昌在戏鸿堂帖中，称此为“李北海书”而不着碑名，也是一种故弄玄虚的手法。在翁方纲文集题跋中有一则《跋云麾将军李秀碑抚本》，提到了董其昌在辛仿苏本后的题跋：“余有李秀碑全文可读者”，也提到了董其昌在宝墨斋本后区分李邕《云麾将军碑》肥本瘦本的区别，此跋语中又称“董文敏所得本，盖远在此抚本下”。翁氏同时指出了董其昌的前后矛盾之处，即“假使董藏全文本自可读，则《戏鸿》所刻何必以己意联续成文乎？”由此或可推定董其昌所得并非全文可读，观《戏鸿堂帖》字迹当从宝墨斋本摹入。
海山仙馆丛帖所摹宝墨斋本《李秀碑》
此宝墨斋本后又被刻入《海山仙馆丛帖摹古十二卷》卷七，此卷不仅将正文全部刻入，也同时刻入莫是龙、董其昌、翁方纲、钱大昕的跋文。李秀碑拓本存世量极少，钱大昕也感叹曰：“予访此碑未损本，四十年未得。”现存世且流传有序仅见三本，为阅读及临帖便利，都不同程度被填过墨。古人得整拓本为保存和临习之便，常剪裱装帧成册，然当拓片文字残损辨识不清，石花遍布影响观瞻时，便会以墨在字周围填去破损之处，使字面醒目突出。这种填墨的习惯在摩崖和早期碑刻拓片中较为常见，因年代久远，石面破损严重，便填墨以塑型。填墨如描红，填墨之人带着个人的理解做取舍，往往对字形有所影响。此三本均通篇有填墨，可见李秀碑在宋代已经残损严重，很多文字也因填墨的原因肥瘦差异明显。马成名先生在《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中亦提及此帖与其他两本的区别，定此帖为宋拓宋刻本，但是，未曾发现有其他宋刻复本出现。观其点画风神，雄健秀润，自是一流，又墨色如漆，沉古滋润，宋纸宋墨，则前贤今贤所无疑议者。
宝墨斋本宋拓《李秀碑》内页选二
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包世臣说：“北海如熊，肥而更捷”，都指涉到李邕书法丰满健硕的特色，玩赏此碑，于朱痕翠墨间，不难有所会心。古人得宋刻一纸，珍如拱璧，何况此本名碑存世罕见，且流传有序，名家题跋累累赞誉有加，在明朝已成为“希世珍玩”了。
匡时秋拍 澄道——古代书画夜场
lot 1343 宋拓《李秀碑》
本幅27×29cm×11；题跋32×37cm×5；26×29cm
出版：
1.仲威《中国碑帖鉴别图典》P639，文物出版社，2010年。
2.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扉页及p95-100，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备注：
1.莫是龙、董光裕、毕泷、吴荣光、梁章矩、潘仕成、孙尔凖、罗天池、汪谷、潘延龄、杨寿枢等递藏。
2.莫是龙、董其昌、马之骏、陆梦龙、钱大昕、孙尔凖、吴荣光、姚元之、毕泷、梁章鉅、耆英、翁同和等题跋。
3.王文治题签。
4.此帖清末曾刻入《海山仙馆丛帖》摹古十二卷之卷七。
5.董其昌《戏鸿堂帖》李北海书以此帖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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