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鲦亭记
欧阳修〔宋代〕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
吾兄晦叔，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壮矣。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
今吾兄家荆州，临大江，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的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何哉？盖其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陶乎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则其心岂不浩然哉！
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则水波之涟漪，游鱼之上下，其为适也，与夫庄周所谓惠施游于濠梁之乐，何以异！乌用蛟龙变怪之为壮哉！故名其亭曰“游鲦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记。
译文
夏禹治水，疏导了黄河、汉水、渭水等七条大川，岷山的导江是其中的一条。导江流出荆州地界，汇合了沅江、湘江，又汇合了汉水、沔水，最后流入大海。它浩渺无际，是蚊龙水怪的托身之所，江上波涛昏暗，变幻无端，是多么雄壮啊！这是勇敢者的景观。
我哥哥晦叔为人刚直不阿，好讲义气，勇敢而有大的志向。能够读懂以前的史书，知道时代兴衰变化的脉流。听他说话，就会感觉茅塞顿开。他困于地位卑下，终身未找到用武之地，但心胸也够雄壮的了。雄壮者不登上峻伟的山峰，不面临万里长河，便不能心情舒畅。
现在，我哥哥住在荆州，靠近长江，但他舍弃浩渺无际、放纵不羁、勇敢者乐意的雄壮景观，而正在划地造池，方圆不到几丈大，并在池上建造亭楼，反而以此为乐，这是为什么呢？这大概是因为他击壶吟唱，袒胸饮酒，陶然自乐，感觉不出浩渺无际的江河伟大，方圆几丈的亭楼局促，他的胸襟难道还不伟大吗？
目睹富贵荣华而不动摇，身处下位窘境而心胸博大的人，是真正的勇敢者。既然这样，那么水波轻轻荡漾，游鱼上下畅游，其舒适，与庄周所说的惠施在濠梁游赏时感受到的快乐，又怎样来区别呢？难道只有鲦鱼变幻无穷才算雄壮吗？我因此把他的亭子命名为“游鲦亭”。景佑五年四月二日，记于船上。
注释
游鲦（tiáo）：指悠然自得的游鱼。鲦，鱼名，指一种生于淡水的小白鱼。
禹之所治大水七：夏禹治水，疏导了黄河、汉水、渭水等七条大川。
岷（mín）山导江：相传大禹治水，凿山疏流遍九州，“岷山导江”为其功劳之一。见《尚书·禹贡》。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
汪洋：形容水势很大的样子。
诞漫：广阔无边的样子。
凭：依托，依仗。
晦冥：阴沉，昏暗。
晦叔：作者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
豁如：明白，晓悟。
无所用以老：一直到老都得不到重用。
祟高：高大。
适：恰当，适当。
荆州：州名，州治在江陵（今湖北江陵）。
规地为池：意为在地上挖池。
击壶而歌：形容抒发壮怀或不平之情。典出《晋书·王敦传》，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
解衣而饮：脱衣饮酒。喻不拘行迹。
陶乎：沉醉的样子。
方丈：一丈见方。形容狭窄。局局促，狭小。
浩然：宽广，豪迈。
涟漪：水面的波纹。
适：安闲。
濠（háo）梁之乐：指别有会心的自得境界。典出《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乌：何。
舟中：作者于赴乾德途中。由夷陵赴乾德应溯汉水而舟行。
赏析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创作背景
这篇散文作于景祐五年（1038），是年十一月改元“宝元”，故一作宝元元年。景祐四年十二月，汴京发生地震。这在笃信“天人感应”的当时。被看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某种警示。于是，直史馆叶清臣上疏道：“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口不敢言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此前，因范仲淹被贬，公为之辩护，于景佑三年（1036）被贬峡州夷陵令。叶清臣的奏疏被仁宗采纳。因此，欧公与范、余得以从偏远之地，移到了距京城相对较近的郡县。公于五年三月，赴任乾德县令（今湖北老河口市）。船到江陵，年长二十余岁的同父异母之兄欧阳昺，前来迎候，便在此小住几天，并写下此文。
先秦
汉人
魏晋南北朝
唐人
宋人
明 王守仁 瘗旅文（苏轼 凌虚台记）
元人
明人
清人
近代
其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