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园

徐园的诞生

说到上海徐园，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徐棣山。

徐棣山（名鸿逵，以字行），出身江南的买办商人，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因太平军入浙被迫到上海谋生成为买办，在商海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却未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和文化地位。为摆脱“洋奴买办”的标签，构建儒雅名士的身份，徐棣山于1883年起仿效士大夫之风，陆续营建徐园、铭园、水云乡等私园以自娱养身，其中徐园最负盛名。

徐棣山最初修筑徐园是想营造一个超脱于繁华闹市之外的怡情养性之所，正如园名“双清别墅”所寓意，一个“思想及行事皆无尘俗气”的第二居所。因此，他完全沿用传统私园的造园思想和手法，把其打造成为一个追求意境美的传统江南园林。徐棣山遵循“隐居求志”的造园思想，力求通过造园摆脱“红尘”“名利”的奴役，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在选址上，他选择远离闹市当时仍为僻乡的闸北唐家弄作为园址。徐园建成后，徐棣山每日午后在园内“静谈秋水，漱石眠花”，自娱养身，获得友人“雅人深致，不媲名士风流”的评价。不过，园主并非仅将徐园视为逃离世俗烦扰的个人天地，还想塑造徐园的名望以结交更多风雅儒士。因此，徐园建成后不久便欢迎骚人雅士前来游览，很快成为闻名沪上的公共雅集地。

文人雅士在徐园的合影

徐园的发展

自晚明起，园林就成为文人学士喜爱的“雅集”之所，寄居上海的文人墨客内心延续了传统士人的园林情结，渴望在清静怡人的园林陶冶性情。近代买办商人们也希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自家私园内组织各种雅集和文会，从而结交十方名士与本地文人。于是，在园主和上海都市文人的推动下，徐园逐渐摆脱仅限于自家和三五知己消闲的封闭状态，公共性、开放性逐渐凸显，成为沪上文人墨客、艺术家雅集的公共空间。明清士人往往通过在交游聚会中“侪流标榜”的互动逐渐促成彼此的声名，这是个人借由投入社交场域获取社会身份的过程，如同借由科举考试获取个人特定身份一般。

但是，当时西人修建的外滩公园却禁止华人入园，虽经多次激烈抗议仍无济于事。而且限于财力，沪上职业文人和画家中大多无力自建园林，于是，便希望富商能营造华人公园或将自家私园开放。

法国游客在徐园“又一村”放映短片

1884年《申江胜景图》将徐园（港北花园）收录其中，沪上文人阅后心生羡慕，遂相约好友共游之。园主希冀借此结交名人雅流，遂“任人游观，茗烟之供概不索资”。1886年11月，张幼亭应园主之允，招请《申报》主笔何桂笙和汪啸云、潘月樵等十余人在徐园赏菊，何桂笙与徐棣山相识并成为挚友。当天何撰写《徐园赏菊记》发表于《申报》头版，后又有数篇有关徐园的游记在《申报》刊载，徐园很快名声大振。外埠文人雅士也多“向慕之”，但若无熟人引荐仍无法进入徐园。1887年１月，浙人“蕺山铁道士”来沪，经由何桂笙介绍才一览徐园，观后他甚为赞赏，提议“稍一取资”，对外开放。徐棣山欣然应允。因此，1887年春节，徐园正式对外营业，门票一角。与其说徐棣山将徐园对开放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倒不如说是想为沪上文人提供一个公共雅集场所，并借此构建自己的雅士身份。

左图为任伯年为徐鸿逵作《猫竹图轴》，右图为徐鸿逵画作

1889年，喜好书画的徐鸿逵成立了“徐园书画会”，当时的海派书画名家朱梦庐、任伯年、虚谷、蒲华等常来此雅聚。一次，任伯年铺纸提笔，一滴焦墨不慎落在纸上，只见他稍作思索，便欣然泼墨，一幅猫图跃然纸上。落款：光绪己丑正月廿五日徐园第一集。棣山先生为之一笑，山阴任伯年，加盖印章。

徐园的盛况

徐棣山竭力将徐园塑造成文人雅士理想中的“雅地”。他组织成立书画社和诗社，并多次举办品兰会、书画会、棋会、琴会、曲会等多种雅集。于是，文人墨客呼朋唤友畅游徐园，沪上名士慕名前来者颇多，徐园成为骚人墨客的雅集胜地。“凡四方名士之至申江者无不蜡屐来游，以资胜赏，甚至香闺淑媛，方外名流亦或留翰墨之缘，以为名园生色。”1892年春徐园书画会，卫生虚、金吉石、闵吟椒、黄静园、毛华生、陈维祺、陆子万、朱岳生、吴渭聘、徐澍亭、钱少伯等二十余人，分别展出行书、篆书、隶书、漆书、楷书等书法作品，姚栖谷、巢子余、徐晓岚、朱梦庐、杨佩甫、郭少泉等三十余人带各自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画参展，园主徐棣山也自作《乳鸭紫藤》一幅，可谓书画名家大聚会。

1916年4月19日，南社临时雅集于徐园合影

从1887年春节开园起至1894年左右，徐棣山利用徐园清净隐逸的情趣，以曲会、琴会、书画会、棋会和兰花会、菊花会等活动为主要特色，定位于为沪上文人雅集提供公共平台。沪上职业文人和画家虽然靠卖文为生，却大多延续了传统文人追求清高脱俗的隐逸思想，他们借诗酒唱和、评书品画、抚琴下棋等“雅事”，通过想象将园中的兰、荷、竹、梅等物寄托自身的高尚品质，力求在俗不可耐的城市中努力使自己超“俗”趋“雅”。来自江南各地的文人墨客汇集于此，打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是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近代文人雅集，通过彼此的“侪流标榜”，相互提高了社会声名，实现了“雅士”身份的相互认同，同时也帮助维持和增强了徐园“超俗隐逸”的倾向。

※本文节选改编自：《上海：都市想象与日常生活的更张》之《从“隐逸”到“入世”——徐园与近代上海绅商的变迁（1883—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