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不仅仅是一种可供观赏的花卉，在中国文化意象中，梅有“四德”、“五福”之说，更是一坛典藏了数千年的文化美酒。
百花园中，梅花无论形、姿、色、韵、香，皆属上乘，其枝姿、花形、花色富有变化，且开花早、花期长。“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葬”等诗句，都是她花开群芳之先的写照。梅还是一种长寿树种，可享千年高龄，湖北黄梅蔡山的一棵白梅，相传是东晋支通和尚亲手所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隋梅”，据说是智者大师创立佛教天台宗时的遗物。
梅花在商周时期就已广泛种植，但那时不是为了赏花，而是为了采其果实用作酸味调料。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梅花和梅子作为馈赠或祭祀的礼品，《说苑》中便有越国使臣向梁王赠送梅花的记载。汉初，已有重瓣梅花，当时上林苑中植有同心梅、紫蒂梅等品种。南北朝时，扬州、南京都是有名的赏梅胜地。隋唐时代，咏梅盛极一时，白居易在离任杭州太守之时，便有“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之吟。宋时，梅花多达十几种，江浙一带更是“梅闻天下”。北宋诗人林和靖在杭州西湖孤山结庐植梅，其咏梅佳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千古绝唱；南宋诗人陆游甚至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成都花会：“当年走马锦官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从宋代开始，梅花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题材，清康熙钦定的《历代题画诗》中，便有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题画梅诗。
统领中国画坛近千年的墨梅画法，出自北宋末年衡山华光寺仲仁和尚，据说他“以墨晕作梅花，如影然”，是偶然在月夜从窗间观梅所得的艺术灵感。扬无咎（字补之）是仲仁的入室弟子，为画梅花，家种老梅，花开花落时常对之写生。他在老师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用李公麟人物画中淡墨白描的线条画梅，衬以一气呵成的粗笔枝条，愈发显出梅花冰清玉洁的清妍之态。其风貌、意趣自然与宫廷画师笔下人工造作、重瓣繁花的“官梅”截然不同，被徽宗贬为“村梅”。故其自署“奉赦村梅”，体现他以独傲霜雪的野梅自况之意。
南宋的水墨画梅，既有托物言志的寓意，在笔墨表现上，又与书法相通，使画中的笔情墨趣，富有“写”意，因而深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除扬补之外，还有马远、马麟、徐禹功、汤正仲、赵孟坚等名家。“二马”父子画梅，又有新创，常以“边角之景”表现出幽远开阔的意境和十分优美的情调，小中见大，别具一格。
元代，在士大夫画和文人画相继盛行的时代氛围下，以梅、兰、松、竹、菊等为题材的“君子画”得到了最适宜发展的土壤，取得了仅次于山水画的辉煌成就。“元人之竹”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墨竹画的巅峰。与此同时，以王冕为代表的墨梅画也以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与之呼应。王冕能诗善画，尤精墨梅，擅绘千丛万镇的繁梅，枝干盘虬，花瓣则以“点花法”与“圈花法”相兼，风姿绰约，别开生面，并首创以胭脂做没骨体，被誉为“画梅圣手”。传世真迹《南枝春早图》是其代表作之一。据画史记载，赵孟頫夫妇及曹知白、朱德润、倪瓚等都擅画梅，钱选、吴镇、邹复雷、陈立善等也都有佳作传世。邹复雷，元道土，琴书余兴以写梅自乐，得华光老人不传之妙。其所绘梅花，干苍枝劲，时带飞白，花朵繁密，以蘸墨点成。
明代前期的画梅，继承王冕画法而又有自己风格的画家，以陈录（字宪章）和王谦（字牧之）最为著名。陈宪章之梅笔力劲健，笔意儒雅，具繁花似锦之象；而王谦落笔雄奇，枝柯如铁，有苍龙出岫之势。但梅的写意画的真正兴起并形成文人画艺术语言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则是在明代中后期。当时出现了两路不同的画风：一是以陈淳（号白阳山人）为代表的温润娴雅，兼工带写的小写意风格；另一路是由徐渭（号青藤）为代表的狂烈激昂的大写意画风，两路画风虽格调不同，但互有联系，相互依存发展，陈淳天资英发，下笔超异，其画梅尤妙写生，清新淡雅，蕴藉含蓄。徐渭虽有奇才，但一生屡遭坎坷，终不得志，所以其墨梅构图奇崛，用笔放纵，被画界誉为“才横气豪”。正如其题画诗所言：“从来不见梅花谱，信笔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枝，东风吹着便成春。”徐渭这一路对后世的影响程度和规模，可谓波澜壮阔，从明末清初到近现代，延续不断。
清代画坛，文人画已占主导地位，更多画家为追求笔墨情趣，在表现形式上翻新出奇，涌现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而在清代画梅高手中，最具创新精神和个性特色的，当数“清初四僧”中的石涛、朱耷，“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罗聘，“海派”中的赵之谦、虚谷、吴昌硕等。
石涛虽以山水画见长，但也是兼擅画梅的大家，是创新派的杰出代表。石涛之梅布局奇竭，笔墨老辣，虚实相宜，大段的题咏与笔下之梅气韵贯通，交相辉映，极尽抒写之妙，体现了他自己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的画学理论。朱耷画梅属怪异型，完全排除了世俗的干扰，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从而显现出更趋圆浑的笔墨。这与他的孤愤心境、倔强个性、狂怪行径有关。
清代中期的乾隆、嘉庆年间，新兴的商业城市扬州以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成为各地画家的云集之所。这些画家风格各异，各擅其长，强调个性，力求创新，以书、画的结合，为文人画开拓新径。在备受人们喜爱的“四君子”画中，墨梅尤盛，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金农之梅于古拙冷艳中不乏诗意，李方膺之梅以瘦硬见长，有奇肆豪放之格，汪士慎之梅铁骨铮铮而又具雅逸清劲之情，罗聘之梅粗枝大杈，繁花密蕊，呈生意盎然之趣。此外，黄慎、高翔等亦多有画梅佳作，连偏爱兰竹的郑板桥也偶作墨梅，出手不凡。
鸦片战争后，在西画东渐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于中国商业大都会上海的“海派”画家，对传统绘画大胆变革，以创新的面貌使传统文人画从观念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型，直接接轨于中国近现代画坛。赵之谦是“海派”前驱，他画梅充满文人情趣，又不无世俗情味，还独具金石之气，承前启后，别树一帜。虚谷画梅布局随意奇险，造型简括夸张，格调清新超逸。吴昌硕作为后期“海派”的代表和中国古典绘画的最后一位大师。其画梅的引人入胜之处，不仅在于传统功底的醇厚，更在于金石风骨的力量感和雄健的风貌对大写意传统的重要推进。吴昌硕还首创以西洋红画红梅，形成了鲜明强烈的色彩个性。
当时代跨入20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画发展出路之争，梅的绘画语言更加丰富，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徐悲鸿以西画的写实形式与中国传统的审美品格相结合，无论墨梅、红梅都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效果。齐白石虽属于传统的坚守者，但他所画之梅健康、亲切，具有民间艺术的质朴气息，展示了传统中国画在当代的生机。
梅开丹青，千古流韵。它所展示的丰富美学内涵，历代画家的艰苦探索、勇敢创新，赋予其无穷无尽的魅力。今天我们鉴赏的每一件传世名作，都是追寻其历史文脉的迷人幽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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