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艺术品》2017年6月刊《时代的潮汐》
特殊的时代产生特殊的艺术。在和平年代，艺术不失为一种风雅的在闲情逸致的情景中慢慢把玩的美的载体；然而，当社会一旦处于非常时期，它便有可能承载艺术以外的功能，担负起宣传工具的任务。这也是关山月这一阶段作品的主要特征。
关山月具有忧时伤世的心态和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抗战爆发后，作为一位充满爱国情怀的热血青年，关山月即以他在逃亡过程中耳闻目睹的难民的悲惨遭遇作为创作素材，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进行强有力地控诉，完成了大批被其界定为“抗战画”的创作工作，并在各地举办“抗战画展”。
关于当时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批难民逃难的情景，正如他在《从城市撤退》（1939年）的款识中所说：“民国廿七年十月廿一日，广州沦陷于倭寇。余从绥江出走，时历四十天，步行数千里，始由广州湾抵港，辗转来澳。
当时途中避寇之苦，凡所遇、所见、所闻、所感，无不悲惨绝伦，能侥幸逃亡者，似为大幸。但身世飘零，都无归宿，不知何去何从。且也其中有老者、幼者、残疾者、怀妊者，狼狈情形，可不言而喻。”《中山难民》（1941年）的款识也说：“民国廿九年二月十日，中山县陷敌。民众逃难来澳，狼狈情形，惨不忍睹。”
关山月可谓以艺术介入社会并获得成功的典型范例，他从高剑父那里接受过来的“艺术革命”和“艺术救国”的思想学说，在全民族处于生死悠关的紧急关头，有效地转化为实践。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时期获得一次艺术表现的重要机会，也许他后来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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