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郭凤莲创造了两个大寨时代，好像是有点名不副实。
因为，大寨的第一个时代，分明是由陈永贵创造的，她只是陈永贵的接班人。
然而，这里有一个“人民史观”还是“英雄史观”的问题。
如果从“英雄史观”的角度看，大寨人的第一个时代，确实是由陈永贵创造的，其他人都不能与陈永贵相提并论。
但是，如果从“人民史观”的角度看呢？
郭凤莲就和陈永贵一样，也是大寨人民这个英雄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她也是创造大寨的第一个时代的人。
从某种角度上讲，郭凤莲和陈永贵，都不是大寨村的原住民。
他们都是因为各自的具体原因而来到大寨，并且最终落户大寨的。
郭凤莲本是山西省昔阳县武家坪村人。
她之所以成为大寨人，是因为，她的姥姥家是大寨的。
在她3岁的时候, 她的母亲贫病致死, 她的父亲就将她送到姥姥家，由她的姥姥抚养。
于是，她就在她姥姥家长大。
当时， 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村支部，为了使妇女们能够摆脱家务，参加农业生产,就成立了一个“大寨幼儿园”。
郭凤莲就是最早进入“大寨幼儿园”的孩子之一。
后来，她在外面读完高小后，又在陈永贵的要求下，重回“大寨幼儿园”，当起了幼师。
1963年，一场洪灾，把大寨大队的139亩梯田全部冲光。
41亩地里的庄稼苗，也淹没在泥水里。
全村89户人家，78户房倒窑塌，几百口人，只剩下了9户窑洞比较完好。
在大灾面前，大寨人不等不靠，没有接受国家的任何救济，白天修土地，晚上修房子，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并且，当年就打下了40万斤粮食。
1964年，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大队的事迹。
毛主席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到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公开表扬了大寨大队的精神，把大寨精神总结为8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在全国展开。
而在那场抗洪救灾的斗争中，16岁的郭凤莲，也和全村22名女青年一起，组成了一支“女子突击队”。
她们和男人们一样，昼夜奋战，勇挑重担，被大家称为“铁姑娘”队。
所以，大寨的第一个时代的创造，她郭凤莲也是有份的。
只不过，在大寨人民的这个英雄群像中，陈永贵作为其领导者，就显得更加突出。
而郭凤莲，作为晚一辈，也是在当时的晚一辈中最突出的。
说到大寨的第二个时代，无疑地，郭凤莲就是这第二个时代的突出代表了。
也不能说，大寨的第二个时代，就是她郭凤莲一个人创造的。
如果没有全体大寨群众的支持，她郭凤莲，也会一事无成。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郭凤莲作为一个特殊人物，她在创造大寨的第二个时代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先前的大寨大队，和后来的大寨村，前后两个时代，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寨人民始终没有丢掉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始终是在走集体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第二个共同特征，就是因为他们为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所以，他们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就都由共和国的基层，进入到共和国的高层，体现着我们共和国的体制特色。陈永贵，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郭凤莲，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
所以说，郭凤莲虽然是陈永贵的接班人，但是，她在大寨历史中的地位，是与陈永贵双星辉耀的。
甚至，她还超越陈永贵，成为了大寨历史上的另一座丰碑。
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郭凤莲这座大寨历史上的另一座丰碑呢？
我们如何认识郭凤莲带领他们大寨群众所创造的，他们大寨人的第二个时代呢？
大寨人的第一个时代，也就是陈永贵时代，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大寨人的第一个时代，也是有她的局限性的。
这个局限性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残酷的环境压力，所导致的人们精神上的内敛。
就是大寨人把环境压力，对于自己的约束，转化成了自己精神上的自我约束，形成了一种精神惯性。
而在这种精神惯性的作用下，大寨人的视野，也就局限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局限于“同舟共济、共同富裕”。
他们就不能够看到和想到，除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除了“同舟共济、共同富裕”，其实，还有更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可供选择。
这就是视野的局限、眼界的局限，就是高度的局限。
陈永贵在他们那个时代，无疑是中国农民中的天才；是中国农民中无人能比的杰出领导者。
但是，天才，也超不出他所生活的环境氛围；杰出的领导者，也只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为杰出的领导。
1978年，当时的大寨大队，在玉米地里套种了460亩小麦。
其中，光小麦，就收了15.7万斤。
大寨人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小麦。
过去，大寨人每人每年，只能分2斤半小麦，一直是把细粮卖给国家，粗粮留给自己。
这时，身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私下和几个主要干部商量，给群众分口粮时，人口粮分20斤，劳动日粮再分20斤，每人一共分40斤。
当时，他们去请示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老书记陈永贵，看这样行不行。
陈永贵当时没有表态，过后，却特意回到大寨，开了一个晚上的社员大会。
陈永贵说:“咱们现在过的这个光景，是一点一点省出来的！”
“有的人，是有米一顿、有柴一灶！根本就不想着勤俭节约！把勤俭节约忘得干干净净！”
会后，郭凤莲等人，就又找到陈永贵，商量着，最后决定将人口粮加劳动日粮，每人分20斤，剩下的全部卖给国家。
这就是第一代大寨人的精神。
这并不是陈永贵一个人的精神，而是全体第一代大寨人的精神。
他们的这种精神，是由过去艰苦的环境条件逼出来的，却又转化成了他们精神上牢不可破的惯性。
所以，当新的环境形成、当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必然地会有些迷惘和不适应。
1980年，大寨人迎来了他们光辉历史上的一段至暗时刻。
那一年，郭凤莲被调离大寨，去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
第二年，大寨村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
由于受到一些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走了回头路。
到1983年，大寨村，才真正下放了自留地。
比起其他地方，他们的步伐，是整整晚了两年的时间。
然而，在这期间，大寨村先后换了4任支书，却始终都打不开新的局面。
1992年春天，郭凤莲重新回到大寨，接手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上任不久，她就组织部分干部，去当时搞得很红火的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地取经。
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对她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借银行的款；现在，首先就要找到财政要钱，找到银行贷款！”
这让郭凤莲一时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在她离开大寨的1980年以前，他们大寨大队，是从来都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援助的。
可是，这会儿，那样的老思想，却是不合时宜了，却是行不通了。
老是指望着依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什么时候，才能够积累起足够的本钱，去迈大步，发大财呢？
思想观念转变之后，大寨村，就在华西村所在的华士镇帮助下，办起了羊毛衫厂。
因为没有流动资金，郭凤莲又去向昔阳县财政局，借了20万元。
当时，还担心还不了；结果，后来竟还上了。
可是，还了财政，又没钱了。
他们就又想到，去银行贷款，又在银行贷了20万元。
后来，把银行的款也还了，他们的羊毛衫厂，就算是终于成功了。
羊毛衫厂的成功，也标志着他们思想转变的成功。
随后，大寨村先后建成了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核桃露厂、煤炭发运站等。
以“大寨”的名号命名的酒、醋、面粉、杂粮、核桃露等产品，也纷纷上市。
如今，大寨村的家家户户，都停着小汽车，都住着大楼房，每一位村民，都是大寨集团的员工，每年都有集团的股份分红。
这就是又一个大寨时代啊。
这是比上一个大寨时代更加富足、更加绚丽的大寨时代啊。
那么，这前后两个大寨时代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寨的两个时代的不同呢？
这前后两个大寨时代的区别就是：精神上的高度、境界。
就是不同的精神高度，不同的精神境界。
高度和境界，决定眼光、决定出路、决定发展的速度。
而这个精神上的不同高度、不同境界又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环境的改变中来。
环境的严酷，导致精神的内敛，也导致眼光的内敛，从而导致精神高度与精神境界的低级。
环境的宽松，导致精神的开放，也导致眼光的外向，从而导致精神高度与精神境界，与外面的世界同步，水涨船高。
问题是，当一种精神，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之后，它就会同时产生惯性，形成一种精神惯性。
而惯性，具有保持自身既定状态不变的性质。
所以，精神惯性一旦形成，就很难自我救渎，大多数，都需要借助外力来打破。
除非，你本来就具有变异的基因，就像郭凤莲相对于陈永贵，在基因上发生了改变。
陈永贵的精神，是在旧社会深受地主阶级压迫，又没有贫雇农互助的环境下形成的，面对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环境，他是不容易改变的。
而郭凤莲的精神，是在陈永贵所创造的互助合作，并且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的环境下形成的。
这个环境与陈永贵的精神所形成的环境大不一样，所以，郭凤莲的精神相对陈永贵的精神也是大不相同的。
因为，他们之间具有代差，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两个不同环境下的人，所以，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精神基因。
这导致他们相对于同一种新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认知，又形成不同的新的精神惯性。
郭凤莲具有继承陈永贵的精神的一面，然而，她又基于陈永贵所创造的新环境，对陈永贵的精神，具有叛逆的一面。
恰恰是这叛逆的一面，就是大寨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就是第二个大寨时代的精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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