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是在神农氏时代,与庙底沟文化、红山文化三足鼎立,分布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和江淮地区的一种文化。
她由北辛文化演变而来,年代在距今6500年-4500年之间,延续约2000年左右。
有意思的是,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墓葬,显示这种文化,存在着15-20岁之间的成年男女,进行普遍的拔除门齿,以及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的现象。
另外,有的人,还长期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也造成了颌骨的内缩变形。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
这就不得不把当时华夏地区普遍的意识形态,以及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之间的关系,综合起来进行考虑。
当时的华夏地区,“五行”学说是大行其道的。
而由于金属还没有普遍使用,当时的“五行”元素中,是没有“金”元素的。
当时的五行元素,是“石、木、水、火、土”;也就是用“石”代替“金”。
我们从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以及红山文化牛河梁文化遗址“炼石补天”的遗迹,都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地信奉“五行”学说。
这是早期的大汶口人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以及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的文化上的原因。
那么,什么原因,是导致早期的大汶口人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以及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的直接因素呢?
这就是战争。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这里的“都于陈”,就是在现在的河南淮阳立都。
这是在战略上造成进攻山东、“东封太山”的一种态势。
因为,在当时,黄河以北连续有古黄河和古济水两条河流,横档在河北与山东之间。
在河北,是不好对山东发动进攻的。
而在河南,则没有大的河水,阻挡河南与山东之间的联系。
这样,淮阳,就成为立足河南进攻山东的前线基地。
那么,伏羲氏部族要进攻山东“东封太山”,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当然会奋起反抗。
而反抗,第一要有硬件,要有得以进行反抗的人力物力;第二要有软件,要有足以鼓舞人心、支撑人们抗战信心的精神意识。
而根据伏羲氏的“木德王”,伏羲氏部族的德运属于“木运”,也就是说,在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看来,伏羲氏就属于“木妖”。
那么,对付“木妖”,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根据“五行”学说中“石克木”的原理,来以他们本部族的“石灵”去克“木妖”了。
这就是今天的山东人,仍然在以“泰山石敢当”的“泰山石”赚钱的文化由来。
那么,在当时,山东土著们在战胜了“木妖”,赶走了伏羲氏之后,他们,是否就会深信他们部族的德运为“石运”,他们就要想办法保护和增强自己体内的“石气”,而破坏自己体内与“石气”作对的“木气”呢?
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无疑就是为了破坏自己体内,与“石气”作对的“木气”,使自己体内的“石气”,始终处在优势的状态。
因为,“石死木活”,“木”是具有生长性的;而人身上的骨头,也具有生长性。
骨头,也就是“木”。
与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和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现象同时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的,还有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
獐牙和獐牙勾形器,应该是对牛图腾的符号化,也就是以一个简单、抽象、而又贵重的东西,来代表牛图腾,以象征部落首领的身份。
《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神农氏的图腾为“人身牛首”。
而神农氏为当时的盟主。
东夷氏部族尊崇神农氏的牛图腾,是神农氏部族的文化,以盟主之地位向东夷氏部族发生影响的结果。
而龟甲,应该就和红山文化遗址、凌家滩文化遗址中的“无足玉龟”一样,是代表部落首领的身份。
只是,大汶口文化中的龟甲太多,又没有像“无足玉龟”那样经过精雕细琢的加工,所以,就没有“无足玉龟”那么神圣和庄重。
这也许是显示,大汶口文化的极权意识不强,没有一个集权中心,所以,他们每个部落的酋长,都可以把自己当成本部族的首领,当成“四岳”岳主之一,从而享有龟甲,以显示自己四岳岳主和部族首领的身份吧。
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八角星纹图案。
这些龟甲和八角星纹图案,都表明了,大汶口文化所在的东夷氏部族,曾经和共工氏部族一样,也是与伏羲氏部族进行过生死决战。
他们,也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中的“四极”之一。
而拔牙、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泰山石敢当”等风俗的流传,就是他们与伏羲氏部族进行过生死决战的后遗症。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对应的,是“天下结盟”之后的神龙时代,年代为距今6300-5500年。
中期对应的,是黄帝部族崛起,神农时代向黄帝时代转化的阶段,年代为距今5500-4800年。
晚期,则是蚩尤氏所领导的东夷部族被黄帝部族战败之后,臣服于黄帝部族,却还没有被黄帝部族所同化的时代,年代为距今4800-4500年。
从早期起,大汶口文化的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都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之骨骼。墓地中,常发现随葬的狗和猪。
中期以后,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用猪随葬的墓,占到1/3以上。
有的墓中,随葬的猪下颚骨多达32个,表明中晚期的养猪业,已经十分发达和兴旺。
渔猎和采集生产,这时候仍然比较重要。遗址中,有獐、斑鹿、狸、麋鹿等野生动物的残骨。
很多遗址中,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之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
在兖州王因遗址,还出土了20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水生动物的骨骼同弃于垃圾坑中,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集体捕获比较凶猛的大型水生动物。
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
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
考古中还发现,晚期的氏族墓地中,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
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
这一时期,灵魂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的头朝东或朝北,可能是表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海上。
而后来胶东半岛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可能是表示,这些人是从内陆迁徙过来的。
综合来看,大汶口文化是一种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氏族公社向私有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化。
而她的族群,则是北辛文化族群的后裔,是与伏羲氏部族有着历史过节、并且难以忘怀的、东夷氏部族的后裔。
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氏部族的生产技术,是发展得很快的。
但是,他们在对于世界的深层次认识方面,在对自己部族的灵魂形态的塑造方面,显然是没有用心。
他们的本族图腾是基于渔猎生产的海鸥。
但是,不见他们像伏羲氏部族和神农氏部族一样,把自己部族的图腾,时刻放在心里,随时找机会去表现。
他们把獐牙勾型器作为权力的象征。
獐牙勾型器所代表的牛图腾,与农业生产相关。这是受神农氏部族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这也就表明,大汶口文化的人们,不注重对世界、对人类存在之终极意义的思考,而比较关注眼前的实利。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汶口文化的极权体制就十分微弱。
他们没有集权中心,所以,也就没有公共资源,去从事专业的神性化创作。
而单个的部落,又没有能力去养活一支进行专业的神性化创作的团队。
这也就导致他们,只能够用龟壳代替无足玉龟。即便有少量的真正的玉龟,制作上,也无法达到精致的程度。
眼界的低下,精神的平庸,应该是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和共工氏部族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政治舞台乃至于文化传承中,消失的原因。
只是,他们居于东方,与强者相距遥远,共工氏部族在他们的前面,替他们挡了一阵,所以,才使得他们,比共工氏部族,要多地苟活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