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是在神农氏时代，与庙底沟文化、红山文化三足鼎立，分布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和江淮地区的一种文化。
她由北辛文化演变而来，年代在距今6500年-4500年之间，延续约2000年左右。
有意思的是，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墓葬，显示这种文化，存在着15-20岁之间的成年男女，进行普遍的拔除门齿，以及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的现象。
另外，有的人，还长期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也造成了颌骨的内缩变形。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
这就不得不把当时华夏地区普遍的意识形态，以及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之间的关系，综合起来进行考虑。
当时的华夏地区，“五行”学说是大行其道的。
而由于金属还没有普遍使用，当时的“五行”元素中，是没有“金”元素的。
当时的五行元素，是“石、木、水、火、土”；也就是用“石”代替“金”。
我们从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以及红山文化牛河梁文化遗址“炼石补天”的遗迹，都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地信奉“五行”学说。
这是早期的大汶口人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以及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的文化上的原因。
那么，什么原因，是导致早期的大汶口人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以及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的直接因素呢？
这就是战争。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这里的“都于陈”，就是在现在的河南淮阳立都。
这是在战略上造成进攻山东、“东封太山”的一种态势。
因为，在当时，黄河以北连续有古黄河和古济水两条河流，横档在河北与山东之间。
在河北，是不好对山东发动进攻的。
而在河南，则没有大的河水，阻挡河南与山东之间的联系。
这样，淮阳，就成为立足河南进攻山东的前线基地。
那么，伏羲氏部族要进攻山东“东封太山”，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当然会奋起反抗。
而反抗，第一要有硬件，要有得以进行反抗的人力物力；第二要有软件，要有足以鼓舞人心、支撑人们抗战信心的精神意识。
而根据伏羲氏的“木德王”，伏羲氏部族的德运属于“木运”，也就是说，在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看来，伏羲氏就属于“木妖”。
那么，对付“木妖”，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根据“五行”学说中“石克木”的原理，来以他们本部族的“石灵”去克“木妖”了。
这就是今天的山东人，仍然在以“泰山石敢当”的“泰山石”赚钱的文化由来。
那么，在当时，山东土著们在战胜了“木妖”，赶走了伏羲氏之后，他们，是否就会深信他们部族的德运为“石运”，他们就要想办法保护和增强自己体内的“石气”，而破坏自己体内与“石气”作对的“木气”呢？
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无疑就是为了破坏自己体内，与“石气”作对的“木气”，使自己体内的“石气”，始终处在优势的状态。
因为，“石死木活”，“木”是具有生长性的；而人身上的骨头，也具有生长性。
骨头，也就是“木”。
与拔除门齿、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和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现象同时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的，还有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
獐牙和獐牙勾形器，应该是对牛图腾的符号化，也就是以一个简单、抽象、而又贵重的东西，来代表牛图腾，以象征部落首领的身份。
《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神农氏的图腾为“人身牛首”。
而神农氏为当时的盟主。
东夷氏部族尊崇神农氏的牛图腾，是神农氏部族的文化，以盟主之地位向东夷氏部族发生影响的结果。
而龟甲，应该就和红山文化遗址、凌家滩文化遗址中的“无足玉龟”一样，是代表部落首领的身份。
只是，大汶口文化中的龟甲太多，又没有像“无足玉龟”那样经过精雕细琢的加工，所以，就没有“无足玉龟”那么神圣和庄重。
这也许是显示，大汶口文化的极权意识不强，没有一个集权中心，所以，他们每个部落的酋长，都可以把自己当成本部族的首领，当成“四岳”岳主之一，从而享有龟甲，以显示自己四岳岳主和部族首领的身份吧。
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八角星纹图案。
这些龟甲和八角星纹图案，都表明了，大汶口文化所在的东夷氏部族，曾经和共工氏部族一样，也是与伏羲氏部族进行过生死决战。
他们，也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中的“四极”之一。
而拔牙、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口含小石球或小陶球，“泰山石敢当”等风俗的流传，就是他们与伏羲氏部族进行过生死决战的后遗症。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对应的，是“天下结盟”之后的神龙时代，年代为距今6300-5500年。
中期对应的，是黄帝部族崛起，神农时代向黄帝时代转化的阶段，年代为距今5500-4800年。
晚期，则是蚩尤氏所领导的东夷部族被黄帝部族战败之后，臣服于黄帝部族，却还没有被黄帝部族所同化的时代，年代为距今4800-4500年。
从早期起，大汶口文化的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都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之骨骼。墓地中，常发现随葬的狗和猪。
中期以后，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用猪随葬的墓，占到1/3以上。
有的墓中，随葬的猪下颚骨多达32个，表明中晚期的养猪业，已经十分发达和兴旺。
渔猎和采集生产，这时候仍然比较重要。遗址中，有獐、斑鹿、狸、麋鹿等野生动物的残骨。
很多遗址中，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之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
在兖州王因遗址，还出土了20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水生动物的骨骼同弃于垃圾坑中，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集体捕获比较凶猛的大型水生动物。
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
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
考古中还发现，晚期的氏族墓地中，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
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
这一时期，灵魂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的头朝东或朝北，可能是表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海上。
而后来胶东半岛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可能是表示，这些人是从内陆迁徙过来的。
综合来看，大汶口文化是一种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氏族公社向私有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化。
而她的族群，则是北辛文化族群的后裔，是与伏羲氏部族有着历史过节、并且难以忘怀的、东夷氏部族的后裔。
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氏部族的生产技术，是发展得很快的。
但是，他们在对于世界的深层次认识方面，在对自己部族的灵魂形态的塑造方面，显然是没有用心。
他们的本族图腾是基于渔猎生产的海鸥。
但是，不见他们像伏羲氏部族和神农氏部族一样，把自己部族的图腾，时刻放在心里，随时找机会去表现。
他们把獐牙勾型器作为权力的象征。
獐牙勾型器所代表的牛图腾，与农业生产相关。这是受神农氏部族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这也就表明，大汶口文化的人们，不注重对世界、对人类存在之终极意义的思考，而比较关注眼前的实利。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汶口文化的极权体制就十分微弱。
他们没有集权中心，所以，也就没有公共资源，去从事专业的神性化创作。
而单个的部落，又没有能力去养活一支进行专业的神性化创作的团队。
这也就导致他们，只能够用龟壳代替无足玉龟。即便有少量的真正的玉龟，制作上，也无法达到精致的程度。
眼界的低下，精神的平庸，应该是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和共工氏部族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政治舞台乃至于文化传承中，消失的原因。
只是，他们居于东方，与强者相距遥远，共工氏部族在他们的前面，替他们挡了一阵，所以，才使得他们，比共工氏部族，要多地苟活了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