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背后的思维方式

因为进了一个微信群，从而有幸地结识了金岷彬先生，并且了解到金岷彬先生与陈明远先生合著《历史观的新突破，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重大修正》、《现代系统论与世界体系，火技术与陶冶体系》、《文明拂晓，复合工具体系》三本书的事情，出于对金岷彬先生学术素养的崇拜，就立即网购了这三本书。

目前，已经读了《历史观的新突破》和《现代系统论与世界体系》两本书，剩下一本，还没有收到。

但是，仅从已读的两本书中，老曹，就已经大体了解到了，两位学者的思想境界与特征。

总体来说，两位学者知识深专、思维严密、学术素养扎实。

这是没的说。

而且，正像两位学者自己所言，两位学者的著作，以严密的推理，扎实的论证，对之前关于史前史的“三分期学说”，进行了无可辩驳的重大修正。

之前的关于史前史的“三分期学说”，就是把史前史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

两位学者通过论证，将史前史修正为“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金属器）时代”。

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但是，作为一个喜欢研究哲学的人，老曹读到两位学者之科学气息浓厚的书，在感叹他们的业精于专之余，就不免还是觉得，专业固然是专，却未免落于专而不博，就难以看到，一个更为宽阔的世界。

换句话说，两位学者，就好像是独眼龙看世界，一眼得见。

而一个正常人，一般地，应该是有两只眼睛的。

人的两只眼睛，分为左眼和右眼；左眼为阴，右眼为阳。

阴与阳，从不同的角度，分别看目标、看世界，然后，经过统合，就得到一个完整的、对于目标或者世界的认识。

人与自然，是一个对立统一。

自然，有影响人的一面。

她使人类社会，本能地往前走。

人类，也有影响自然的一面。

人类，会主动地去认识自然，并且改造自然为己所用。

比如，根据经验，动物怕火，人类不怕火，人类就会在野火烧过的地方，去寻找被烧熟的动物肉吃。

这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动物性的本能。

但是，人类收集火，控制火，利用火，甚至制造火，这就不是本能了。

这就包含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包含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主动作为，包含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这就显示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自然主导与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果。

自然为阴，人类为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阴阳互动的结果。

所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能光从阴的角度去看，还可以从阳的角度来看；不能光从自然、从技术、从工具的角度去看，还可以从人类自身的角度、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从人类为了改变自我、改变世界而发生的主动作为上去看。

火技术的发展，推动了陶器的产生与发展。

但是，火技术的发展，是陶器产生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

促使陶器产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

是人们为什么要制造陶器、人们制造陶器的目的是什么。

人们制造陶器的最初目的，是用来盛装东西，而不是用来做饭。

那么，有什么东西，必须要用陶器盛装，而不能用既有的竹器、木器一类的器具盛装呢？

那就是植物的种子。

竹器、木器盛具，不能防鼠咬，不能避免种子被老鼠吃掉。

陶器最初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盛装植物的种子，避免种子被老鼠吃掉。

所以，陶器与农业生产，就是相伴而生。

没有陶器，就没有农业生产。

陶器的产生，是人类主动作为的结果，是人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的结果。

金属铜，有自然铜和人造铜。

自然铜产生于西方，而人造铜产生于华夏。

人造铜是如何产生的呢？

并不是有了火技术，有了制造陶器的经历，就可以制造出人造铜。

陶器制造的过程中，没有产生出块状铜的可能性，没有产生出让人类认识到铜的金属性质的可能性。

那么，是什么条件，能够产生出人造的块状铜，能够使人类认识到人造的块状铜之金属的特性呢？

那就是“炼石补天”的宗教仪式。

正是“炼石补天”的宗教仪式，能够意外地产生出块状铜，从而让人们见识到人造的块状铜，并且了解到铜的金属性质。

“炼石补天”的宗教仪式，有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也有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炼石补天”的遗址与实物。

牛河梁遗址之人工筑成的小山——祭祀台上，有许多坩埚。

这些坩埚，绝不可能是用来炼铜的。

炼铜，没有必要专门建造一座小山来炼。

那么，这些坩埚放在人工筑成的小山上，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用来举行“炼石补天”的宗教仪式的。

而在这个“炼石补天”的宗教仪式中，就可能意外地产生人造铜。

虽然人造铜的产生，是一个意外，但是，这个意外之中，也包含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识与探求，也包含着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而正是这个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才导致人造铜的必然产生。

如果站在人类自身的角度，站在人类之主观能动性的角度，站在人类对于周围的环境主动作为的角度，我们还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划分为采撷时代、采撷与狩猎时代、渔猎时代、农牧业时代、工业时代等等几种社会发展形态。

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角度而已。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还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地主社会、资本社会等等。

这也是一个角度。

当然，不同的角度，就代表不同的立场，他们都有相对于这个角度与立场的真理性的一面。

但是，他们相对于另外的角度、另外的立场，就不一定是真理了。

所以，看世界，不能只用一只眼去看。

人类会长出两只眼睛，那是有道理的。

深读两位学者的书，回头再看看两位学者的立场与角度，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与角度呢？

显然，两位学者，不是在从人类自身的立场与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而是在从自然，从工具、从技术，从人类的对立面的立场与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换句话说，两位学者，是在用西方科学分析的思维方式观察历史，而不是在用中国传统的阴阳比较的思维方式观察历史。

西方的科学分析，与中国的阴阳比较，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举个简单的例子，水是由氢离子和氧离子组成的，这就是科学分析的结果；水是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这就是阴阳比较的结果。

科学分析，是向内看，只看水这个事物的内部；阴阳比较，是向外看，是把水与其背后的米汤、酒醋、碗碟相比较。

所以，科学分析到的事物之本质，在形而下、在事物的内部；阴阳比较出的事物之本质，在形而上，在事物的外部。

那么，是不是科学分析到的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真理；阴阳比较到的对于事物的认识，就不是真理呢？

其实，她们在各自的认识范围内，都是真理；超出了各自的认识范围，就都不是真理。

正是因为西方科学分析的局限性，西方社会，就没有悠久的历史。

因为，她们的眼光过于局促、短浅，她们过于注重竞争。

正是因为中国阴阳比较的局限性，中国社会，才会治乱循环。

因为，中国人注重整体平衡，而忽视个性追求，结果，就总是被个性追求，突破了整体性。

很不幸的是，正当中国自身治乱循环又面临着一个“乱”字的时候，又碰上西方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于是，西方一时碾压东方，中国落后了。

这大概就是一些中国学者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忘记了自己民族原有的传统之思维方式的原因吧。

两位学者在著作中，对中国的历史传说，很不以为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很不以为然。

两位学者，根据考古资料认为，《八卦》起源于陶器时代的数符卦；古代《易经》中，谈不上有什么阴阳对立变化的思想。

两位学者还认为，《河图、《洛书》，以及《太极图》，是宋代才衍生出来的产物，并非远古所有。

然而，事实上，传承历史、纪念祖先，是每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精神行为，只不过，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承方式。

苗族人的《亚鲁王》，就是他们的历史传说。

他们的这个历史传说，是依靠他们的东郎进行的。

东郎，是在人们逝世之后，给逝者做法事的说唱人员。

东郎所说唱的内容，就是他们苗族的历史。

根据他们东郎说唱的《亚鲁王》，他们苗族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他们是从东方迁徙到湖南，又从湖南迁徙到贵州的。

而他们的亚鲁王，就是他们在湖南战败后，带领他们到达贵州的祖先。

相比苗族人，汉族人的历史，就要久远得多。

这是由于，汉族人传承历史的方法，比苗族人的方法要可靠一些。

汉族人最初传承历史，是依靠“结绳记事”。

所以，就有华胥氏生庖犧于成纪的说法。

成纪，就是完成了一段记事，记事的结绳，就不再延长了，新的记事，就用另一根绳索，来重新起头。

后来，文字发明，汉族人，就又“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这种不依赖人，而依赖工具传承历史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即使记录历史的人都战死了，其他人，只要还保留着他们所记录的历史，则过往的历史，还是可以继续传承。

苗族有东郎，汉族有盘古、有少典，这些人，都是记录和传承历史的人。

正是由于传承历史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汉族的历史，就久远；苗族的历史，就短促。

实际上，根据汉族的历史记载，苗族人，就是7000年前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

他们在汉族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蚩尤氏。

蚩尤氏就是距今5500年前的大汶口早期文化的主人。

到了距今5500年，大汶口文化的中期，蚩尤氏部族就战败，一部分逃往湖南，一部分被汉族所征服。

而在苗族人的《亚鲁王》之历史记述中，就没有他们在山东的这一段历史。

他们的历史，只是简略地记述他们来自于东方，详细的历史，只是从距今两千年的湖南地区讲起。这就是由于，他们在湖南地区再次遭遇惨败，东郎全部战死，没有人，能够讲述他们在湖南地区以前的山东地区的历史了。

而汉族的历史，为什么能够追述到渔猎时代的华胥氏呢？

因为，我们有“结绳记事”和“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所以，我们的历史，是值得信赖的。

《八卦》在陶器上表现为数符卦，这是事实。

但是，在这个事实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

阴阳意识，在7000年前半坡文化的人面鱼纹中，就有清晰的体现。

而《河图》《洛书》，在1977年安徽阜阳双土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中就有出现，与宋代陈抟道士所拿出来的《河图》《洛书》完全符合。

这证明了，并不是宋代陈抟道士凭空捏造了《河图》《洛书》。

距今5800-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无足玉龟、及其含山玉版，上面的孔洞数，就是对《河图》《洛书》的简洁表达。

只不过，不是对《河图》《洛书》十分精通的人，是不能够理解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的。

所以，陶器上的数符卦，是来自于《河图》《洛书》，是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历史传说的实物证明。

而《河图》《洛书》，是由点数组成的两幅象，里面是点数，都是有阴阳的。

数符卦转变为符号卦，符号卦显示出阴阳性，正是以《河图》《洛书》中的点数之阴阳为背景的，并不是当时还没有阴阳概念，没有阴阳概念，就产生不了符号卦。

尊重科学，同时也尊重阴阳；尊重考古实证，同时也尊重历史传说，这能让一个学者，变得更加厚实，更加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