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巫术到艺术，这本书带你探索摄影术的起点和摄影哲学的起源

原创门晓燕活字文化

如今，摄影无处不在。我们已经很难体会摄影术在发明之初给人们带来的隐秘体验。那时，照片不能在阳光下照射，若保存不好，时间稍长影像会消失，并且通常需要在黑暗的环境里用蜡烛照明观看。

十九世纪，摄影术的发明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进行。当年，整个欧洲文明翻新，自然与文化的距离逐渐扩大，人与自然逐渐疏离，人们渴望用一种方式去捕捉改变中的自然与社会。英国人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1800—1877）就把摄影术看作是表现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视觉语言。他将摄影称作“光绘画”、“自然之笔”，认为照相机的发明可以补偿绘画能力的不足。

塔尔博特不仅是摄影术的主要发明者之一，著名的“卡罗法”摄影术的发明人，而且是世界上第一本摄影集《自然之笔》的作者。他在《自然之笔》中详细陈述了一个新媒介、新艺术、新工艺的诞生过程，并从技术和哲学的角度真诚地展示了作者对摄影术的思考以及在实验过程中的研究和质疑。可以说，《自然之笔》对当今人们思考现代摄影仍具有关联性和启发性——开始即未来。

近日，国内知名当代艺术研究者门晓燕的新书《摄影哲学的起源：塔尔博特与〈自然之笔〉》由活字文化出品、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本对塔尔博特摄影术进行详细研究的专著，通过探索摄影术的起点和摄影哲学的起源，给予当代的摄影创作者更多启发。完整收录《自然之笔》的全部作品以及作品解说文字的中译文。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摄影哲学的起源》其中的一节，一起去了解《自然之笔》这部珍贵的摄影书籍。

现代巫术？

—

作者：门晓燕

本文为节选，原刊于《摄影哲学的起源：塔尔博特与〈自然之笔〉》

《摄影哲学的起源：塔尔博特与〈自然之笔〉》作者：门晓燕，版本：活字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2.08

摄影术是一个新鲜事物，如何定义它依然在当时人的探索中。事实上，早在1839年1月，塔尔博特在皇家学会宣讲他的“光绘画”工艺时，就通过讲述工艺用途勾勒出摄影术的一些根本特性。在科学领域，人们思考更多的是这个工艺的公共价值。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就与科学不可分，人们通过研究自然科学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塔尔博特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哲学形成的时期。电学、光学、心理学迅猛发展，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塔尔博特探索自然与科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探索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在关于摄影术的思考中，他强调了自然的力量。他认为，人在摄影中的位置不过是保留下“自然画笔”描绘的美好画面，而实现这个目的的办法是依靠科学。这便是塔尔博特最根本的摄影哲学观。

与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不可复制）有所不同的是，塔尔博特发明的“卡罗法”摄影术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现代摄影的鼻祖，其可复制性是与当代摄影一脉相承的，因此，“开始即未来”是对塔尔博特“卡罗法”摄影术和摄影哲学所做的一个最贴切的评价。图片来自：《摄影术的起源-塔尔博特工艺》

没能成为第一位公布摄影术发明的人，以及“光绘画”工艺的一些缺陷让塔尔博特经历了短暂烦恼，但也刺激他重新开始摄影探索。此外，好友赫舍尔爵士经常询问他的试验情况，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改进摄影工艺。赫舍尔在1839年3月14日宣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不仅提及用于固定影像使用的化学溶剂，即现代摄影中的定影液海波，而且首次提出了“摄影术”一词。另一位好友大卫·布鲁斯特爵士也始终支持塔尔博特的研究。在1840年夏天，塔尔博特终于重新试验和改进了摄影工艺，成功地发明了“卡罗法”。他用“卡罗法”创作出一批精美照片并流传至今——缤纷复杂的自然景色在纸张上以层次丰富的单色形态阐释着自己。大自然似乎在通过摄影教授塔尔博特了解自然的能力，了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1839年的阴郁终将飘走。1840年初，英格兰的阳光充盈、精神，满是创造力。

雷考克庄园的花格窗，塔尔博特拍摄于1835年8月1日至1835年8月31日。这张照片尺寸仅为3.6厘米×2.8厘米，是塔尔博特最早拍摄的照片之一。

从“光绘画”到“卡罗法”，塔尔博特始终没有使用“摄影术”这个词，尽管此时“摄影术”一词已被使用，包括“达盖尔法”也被改称为“摄影术”。在“摄影术”被公开使用之前，赫舍尔曾经就塔尔博特的用词表达过看法。他认为“光绘画”中的“光”容易产生歧义，尽管可以区别于“石版刻版术”和“铜版刻版术”，但“容易令人联想起热感和光感理论”。赫舍尔向塔尔博特建议使用“摄影术”一词。然而，塔尔博特却一直使用“光绘画”来称呼自己的工艺。在赫舍尔给出“摄影术”一词5年后，塔尔博特在1844年出版的《自然之笔》中依然使用“光绘画”(photogenic drawing)这一术语。“光绘画”源于拉丁语，拉丁语是西方哲学文化的源语言。当然，塔尔博特也提到摄影术，在摄影术的概念下讲述“光绘画”。也许，这是他所坚持的对这门新艺术的认识。“光绘画”是大自然的艺术，他要强调大自然的价值。赫舍尔使用的“摄影术”则是从科学角度进行描述，显得简洁明了，陈述事实。这与“光绘画”虽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塔尔博特或许在意的是细微的差别——在拉丁语中，“photogenic”蕴含了光的动作，意为由光形成的绘画。对塔尔博特而言，摄影的哲学思考是关于光如何导致了绘画，而人的作用仅在于将自然的“喃喃细语”留在眼前。

雷考克庄园南露台，盐基纸印相，现存于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尽管没有资料显示这幅照片拍摄于何时，但从使用的技术和纸张上刷子刷过的痕迹来看，可以推测是塔尔博特发明摄影术初期时拍摄。这幅照片由塔尔博特的后人捐赠。与2018年笔者的英国友人郝哲斯先生专程去拍摄的照片相比，雷考克庄园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幽静而神秘的，如同它曾经的主人。

从1834年开始研究摄影术，塔尔博特大部分的探索实验是在雷考克庄园进行的。美丽的大自然、宏伟的庄园建筑以及家人，成为他摄影试验的主角。他拍摄了庄园的许多场景，有庄园全景、建筑局部、塔楼、仓房和庭院回廊等。他还拍摄了自己的书房、书架和艺术品陈设架、雕塑、树叶等。他的作品通常是一个团队的劳动成果。有时候，母亲像个总指挥，决定拍摄什么、怎么拍，妻子会准备所需材料，当然也少不了仆人的劳动。人们发现在保留至今的“卡罗法”照片中，有一些是塔尔博特的贴身仆人亨内曼拍摄的。不论是在雷考克还是在伦敦牛津拍摄，塔尔博特总是带着亨内曼同行。人们不仅能看到亨内曼拍摄的照片，还经常在照片里看到他。

在试验肖像摄影时，家中的每个人都充当过模特。有时，塔尔博特也会和画家朋友一起，从美学角度去探索影像构成。或许他希望用绘画美学寻找这门新艺术的未来。

亨内曼在沉睡中。塔尔博特拍摄于 1844 年至 1845 年。大英图书馆藏。

摄影术一经公布就面临身份不明的境地。阿拉戈在宣布“达盖尔法”时，显然希望它可以成为大众化的实用工具。他强调此工艺在未来会被旅行者、手工艺人、爱好者和科学家使用。塔尔博特在“光绘画”的宣讲中，提出它有10种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于给摄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而在于挖掘摄影的本质属性和使用价值。

《自然之笔》，1844—1846年，塔尔博特拍摄，东京都摄影美术馆藏。

1844年出版的《自然之笔》是塔尔博特发明“卡罗法”之后的一个大胆尝试，也是他10年来对摄影本体和价值思考的一次梳理和总结。书中的24幅照片创作于1844年至1846年间。据考证，除了第22号作品《西敏寺大教堂》以外，其余23幅作品均为塔尔博特本人创作。一些学者提出《自然之笔》是摄影史上第一部商业摄影图书，这种说法有其道理，毕竟它是以出版销售为目的而创作的。然而，其重要性却远不是“第一部商业摄影图书”所能概括的。《自然之笔》汇集了塔尔博特多年的经验，是站在新媒介的起点上对摄影术所做的哲学思考，是对摄影发展方向的一次探索，而且是将摄影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所做的一次尝试。应该说，《自然之笔》是第一部摄影哲学论著，是摄影理论与实践的基石。

塔尔博特之女玛蒂尔达。盐基纸印相。现存于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

自1834年成功完成第一幅照片开始，塔尔博特就不时地把自己创作的照片赠送给亲朋好友。这些照片备受欣赏和喜爱。例如，1834年12月12日，塔尔博特的妻妹就写信给他，感谢塔尔博特寄给她的“美丽的影子”。根据德国摄影史学家斯特芬·西格尔教授的研究，这封信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证据，证明塔尔博特在1834年从事的摄影试验。可见，塔尔博特并没有羞于展示自己的发现，但也知道这个发现不完善，不足以让大众知晓。除了亲朋好友，维多利亚女王也收藏了一本塔尔博特为她特制的精美相册。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精通艺术，看到照片后坚信这个新发明将会给艺术领域带来重大影响。这些照片大多为单幅，在朋友那里以各种形式被精心收藏。为了避免阳光照射造成损坏，有人用丝绢包裹，有人将照片夹在书籍中。早年间的照片不能在阳光下照射，若保存不好，时间稍长影像会消失，并且通常需要在黑暗的环境里用蜡烛照明观看。《自然之笔》出版时，塔尔博特已找到了相对长久固定影像的方法——是时候让大众知晓并参与到对摄影的探讨中了。《自然之笔》是首部通过购买才能获得的照片集，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此书了解这门新艺术。塔尔博特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发明过程中的经验与失败，以及对摄影发展的设想。读者可以从文字中领悟他的摄影哲学思想，感受他对这个新媒介未来更好发展的期待。

《开启之门》之一(一把笤帚的独白)，塔尔博特摄于1843年2月13日。盐基纸印相。现存于大英图书馆。

翻看《自然之笔》像是阅读一位科学家的实验报告，又像是感受艺术家充满想象的创作体验。生活优裕的塔尔博特出售照片不是为了在经济上获利，如书中导言所述，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摄影，也期待有更多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发展摄影。他希望并且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走在摄影之路上。《自然之笔》的出版推动了摄影产业的建立。为书籍做广告在那时正兴起，目光敏锐的伊丽莎白夫人曾建议塔尔博特为《自然之笔》做广告。她在1845年1月22日的信中说：

我亲爱的亨利：

第二卷是否已经出版了，还是你仅仅提供给一些人私下观赏？我希望你做出一定数量来用于打广告......广告有着难以描述的力量，否则个人无法引来大量消费。为书籍做广告是新兴之事，不过我注意到它已经存在3年了。如果不做广告，许多作品也许永远不为人知。对于这个新艺术(当然还有许多有待发现)来说，最好是让人们都知道......

有资料显示，塔尔博特听从母亲的建议为这部书做了广告。他显然对商业运作没有上心，许多制作照片的工作交由亨内曼来完成。《自然之笔》就在亨内曼位于雷丁市的摄影小店制作和出售。

塔尔博特最初构想全书由50幅照片组成。从书中文字里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他希望可以讲解更多的照片。但最终《自然之笔》只用了24幅照片，分成6部分分期出版。这种书籍分期出版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方式。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就曾使用分卷出版的方式，边写边出版自己的小说。1837年，狄更斯24岁时就分期出版了插图书《匹克威克外传》。这种出版方式无疑是有优势的，可以让作品尽快与读者见面；出版商可以降低先期投资；读者可以分期购买，经济上更适宜。当整部书全部发行之后，读者可以将购买的各部分自行装订成一部完整的书籍。

尽管分期发行有诸多好处，但塔尔博特的手工照片由于制作技术上的限制，照片效果难以保持一致。因分期出版，照片在较长时间内制作完成，在定影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制作时因气候不同、光线变化多端、冲洗用水的杂质、纸张质量不稳定等各种问题，照片最终效果出现差异。《自然之笔》每一卷的照片都很难保持一致的效果，而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妥善保管照片，不少照片很快褪色。研究者的考查结果显示，能够清晰保留至今的原作稀少，许多照片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此外，这种分卷出版再合订的方式，对于《自然之笔》这种没有故事性的书籍来说，没有前后顺序，也不必全部购买。于是，既有集齐所有部分并按出版时间顺序合订的版本，也有缺少一卷或几卷合订的版本，编排顺序不一致也时有发生。

美国摄影史学家博蒙特·纽霍尔在1969年撰文表示，《自然之笔》在摄影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谷登堡圣经》在印刷史上的地位相比。他指出：“如今，《自然之笔》一书十分罕见，我四处寻找却仅找到24部。其中至少有11部是不完整的......没有一部是24幅照片都完好的。”后来，研究者经过多年调查寻找，情况比纽霍尔知道的要好一些。致力于研究塔尔博特的学者拉里·沙夫教授曾于1989年、1993年和2012年在世界范围内对《自然之笔》展开3次调查。根据2012年第3次调查结果，《自然之笔》的留存状况如下：第1卷，图片第1幅至第5幅，1844年6月24日制作；第2卷，图片第6幅至第12幅，1845年1月29日制作；第3卷，图片第13幅至第15幅，1845年5月14日至29日制作；第4卷，图片第16幅至第18幅，1845年6月21日制作；第5卷，图片第19幅至第21幅，1845年12月13日至22日制作；第6卷，图片第22幅至第24幅，1846年4月23日之前制作。截至2012年，已发现了87部共328卷，其中40部基本完整，有11部是按照出版顺序合订的版本。这些看上去令人迷惑的数字，是由分卷出版后自由组合构成完整书籍所致。

纽霍尔不是因为数量稀缺才发出《自然之笔》可比肩《谷登堡圣经》的感慨，而是基于它在摄影史上的重要性。《谷登堡圣经》是西方使用活字印刷印制的第一部书籍，是图书制作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折点。《谷登堡圣经》因其在美学和艺术上达到的高度而备受赞誉。更重要的是，它使《圣经》得以广泛传播，不再仅仅是教会独有。《自然之笔》是摄影术发明以来最早的商业出版书籍，它显示出这门新艺术被大众传播的可能性。绘画等艺术形式不仅创作人数稀少，作品数量也少，且多为富裕阶层所有。《自然之笔》的出版表明，摄影术不仅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其他艺术，而且可以以一种平民姿态存在。人们通过《自然之笔》开始认识摄影术并获得启发，从各个角度发掘摄影的潜能和独特作用，唤起掌握这门新艺术的热情。可以说，《自然之笔》是现代摄影的起源，从建立语言、理论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敲开了现代摄影的大门。《自然之笔》出版后，《雅典娜》期刊在1845年几次刊载评论文章，各种观点不断更新，先是说《自然之笔》是“现代巫术的精彩展示”。不久后又有了新的说法，认为：“所有看过塔尔博特作品的人都会相信，这门艺术具有美好的前景，它的应用与品质等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