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关系”一词，意味着“联系”或“交往”。在亚洲，这一词语被大量用来简称与有权人的且能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个人联系。“关系”有行贿受贿的含义。在中国，它被过于滥用了，因为该词本身只表达找到合适的人，买通他后，就万事大吉了，这词的简明意义与中国辽阔的国土、复杂的文化极不相称。不了解这一点的外国商人，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讨好那些无权给予他们想要的特许经营权或交易的政府官员。东南亚不同，它更像人们期望中的“关系”世界。苏哈托、马科斯、马哈蒂尔等高级官员促成交易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寻求同这些人的良好关系是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
殖民遗产与本地政治精英(贵族的、因歧视而反商业的)和外来的经济精英之间的传统分离，使得东南亚成了“关系”商人的真正发祥之地。这些教父是出手大方的款待者和送礼者。当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旅行时，那些大亨的家、旅馆和员工是供他们任意使用的。阿南达·克里斯南非常关注政客们以及他们孩子的私生活，可以说他的关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拥有私人飞机、巨大的游艇，同时在瑞士、奥地利以及伦敦拥有住宅。对那些需要让他们一直保持开心的人，还会提供给他有报酬的董事职位。例如:在马来西亚，常规的做法是以股份和董事职位报答执政的巫统家人以及国家王室成员。林梧桐的博彩帝国从不对外透露马来西亚股东的姓名，因为信伊斯兰教的人十分讨厌赌博；他的主要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几乎都是名义公司。但是林梧桐根本无法掩藏他对与强大的马来西亚警察的密切关系的依赖。许多退休的警察在他那庞大的赌场继续工作着，而他的主要公司云顶集团的董事和总经理包括了前首席检察官兼国家警察局副局长。大亨郭令灿还请王室成员、马哈蒂尔的姻亲兄弟、前首相的子女及兄弟姊妹、副首相、部长担任他公司的董事。有时，大亨在有良好关系的人身上作长远投资，也会得到回报。2003年9月马哈蒂尔出乎意料地让位于阿卜杜拉·巴达维时，郭鹤年趁机推举林志华出任高官。林志华与巴达维曾是马来西亚大学的同学，后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新政府执政后，其他商人试图挑战郭鹤年在糖类产业近乎垄断的特权，政府冷漠地回绝了要求改革的呼吁。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董事职位、免费或低价股票以及直接赠与都只是做生意的成本。商人需讨得政客的欢心，而有权人也希望捞回他们的政治投资。正如巴达维的一个政治秘书就马来西亚的体制评论说:“模板本身就是腐败。”然而，尽管东南亚的经济体制是腐败的，但它却比那种掌权者也想牟取商业租金的社会体制有效。东南亚与毁了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的盗贼统治者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南亚的政客只是把公共资源与经济权力卖给个体商人却不干涉商业的运营。当亚洲的专制统治者的行为更接近非洲的盗贼统治者 苏哈托当权的最后10年，他的孩子越来越肆意妄为 那么结果会更相似。
正常情况下，东南亚地区对政客的投资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面提到的亿万富翁贿赂首相之后，得到了看似随意的好处。这与陈弼臣一个儿子的描述很相似：贿赂泰国政客和将军的过程非常体面，很“绅士”。圈外人不会那么自然地说这种话，但这位泰国大亨的儿子这么说时却毫无讽刺之意。他信·西那瓦出任泰国总理之前，泰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曾就关于政府相关工程的回扣标准咨询过他。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一般是10%，但非常大的项目可能降至3% 5%。苏哈托当政时，印度尼西亚商人们谈论在进入的商业交易上应付的高额费用时，也是用相同的口吻；苏哈托的妻子 婷夫人，在商业圈里被称为“提成夫人”。印尼最大船舶公司的拥有者SudarpoSastrosatomo，把苏哈托用来收集回扣的基金会称为“平行的税收系
统”。
在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阶级上的，这使得该地区成为亚洲的关系中心。约翰·梅贝思 《远东经济评论》在印尼的资深记者，就独立和亚洲金融危机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调查了这个国家的领导层，他发现他们不是指向苏加诺，也不是指向苏哈托，而是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封建传统，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罗斯音·阿卜杜甘尼，从共和国诞生起便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还担任过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他哀叹道:“在这些结构中，上层阶级只是在寻找进贡。”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出售特殊经营权和许可证的习惯从来没有中断过，独立之前、之后一个样。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印尼的“普里亚伊”贵族官僚一直拥有可出售的租金、资产和权力。马来西亚更是如此。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不是英国的正式殖民地，从而把土地和其他许多宝贵的经济权力留在了不同的皇室家族手中。例如，郭鹤年早期的大宗房地产交易便不是与英国政府交易，而是与柔佛州的皇室交易。当殖民者离开后，他们所赠予的特殊经营权只是增加了当地政治精英手中的经济租金。在泰国，1932年的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但提供租金的做法从未中断过，只是部分掠夺物到了平民官僚和军人的手里。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看起来有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但当华盛顿逐渐下放权力给马尼拉时，腐败也是不断扩大；独立之后的菲律宾，腐败更是严重。虽然20世纪70年代前，新加坡和香港有着广泛收受贿款的文化，但赤裸裸的政治腐败在这两个城市与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吸引地区资金靠的是比内陆更“廉洁”、“稳定”。但是，这两个城市中的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勾结还是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