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高尔夫是商务与社交融合的基本内容，金融界的教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玩这个游戏。例如，香港那些顶级大亨 李嘉诚、郭鹤年、郭氏兄弟、李兆基、郑裕彤 全都是高尔夫球老手，他们中有些人（在中国内陆）拥有私人高尔夫球场，以便在此能给他们的客人以不受干扰的接待。亚洲的独裁者也是高尔夫球的狂热爱好者。苏哈托每周必打高尔夫球；马科斯声称自己是所有世界级领导人中最深谙此道的(他的保镖们随时待命，准备在他失误时将那一击救出障碍区；玩伴们揭露说他从来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高尔夫是亚洲地区促成大生意成交的最好的社交润滑剂。因此，打高尔夫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参加与生意伙伴和政客们的婚礼或葬礼 香港人所谓的“红白喜事”(红是中式婚礼的颜色，白是葬礼的颜色)，请客吃饭(生意常在饭局中谈成，因此教父们几乎从不在家里吃饭)，无休止地举办晚宴和聚会，这些也全都是工作。
因此，教父的一天通常很长，塞满社交事务。亚洲首富李嘉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前起床，从香港岛南部深水湾道的家出发，下山去附近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并确保能在7点以前打出第一竿。他可能和住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亿万富翁一起打球，也可能和他公司里的某个高级管理人员打球，亦可能和一个他想作出判断的新生意伙伴打球。10点李嘉诚到达办公室。自从位于中心商务区的70层高的长江中心落成之后，他的办公室就一直在那座用铬与玻璃建成的塔的顶部，那儿几乎被一个顶部缩进的游泳池占满了 。李嘉诚做的第一件事是查阅报刊，看看有没有和他或他的公司相关的报道。他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但喜欢阅读中文，因此，英文报刊中的有关部分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翻成了中文。李嘉诚也很关注经纪业对他公司的评价，那些激起他怒火的撰稿人将接到他助手的电话或是收到他的律师函。前面提到过，哪家报纸使他难看，他就会撤销在那儿的广告。李嘉诚会拿着文件、信件，打电话给一至数个高层管理人员或者直接召他们前来商谈。公司里的电话系统让这些人知道这是大老板的电话。上午11：30，李嘉诚开始做按摩。此后，还要去处理更多的管理事务，13：00吃午餐，当然是工作餐。午饭后，李嘉诚在办公室里工作两个小时，16：00回家。在17：00，他很可能会再做一次按摩，之后，也许会在18：30与生意伙伴玩纸牌。最终，商务晚宴后，于22：00就寝。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 。
把一切都算为工作的话，李嘉诚和其他教父可以说一天工作16小时。但是他们公司的实际管理以及落实打高尔夫或吃午饭时谈成的生意的任务，都落到了经理身上。这样的经理有很多，但是在大多数大亨帝国里有一个明确的人担当此任，他可以被称为“奴隶头目”。当教父想要别人去做什么事情时，第一个叫到的就是这个人。李嘉诚的“奴隶头目”是坎宁·福克。他是个有点超重的主管，留着灰白的布丁碗似的发型。在公共场合中，他有时会双手递给李嘉诚一部移动电话，这是亚洲一种表示敬意的行为，人们常常这样递交名片以示尊敬。坎宁·福克承担着大大小小的事务。一方面他要监督李嘉诚的超过200亿美元的第三代移动电话的投资，另一方面，他还要痛骂建议出售李嘉诚某一公司股票的证券分析师。保罗·麦肯兹，里昂证券资深分析师，曾经遭到坎宁·福克的痛骂，只能惊异于坎宁·福克还能找到时间骂他。他说:“你会认为坎宁·福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然而，“奴隶头目”的工作是了解老板的怪想法，使之成为现实。坎宁·福克特会恃强欺弱。香港的一个消息提供者回忆在午餐中听坎宁·福克谈论商业交易，李嘉诚的人还没提及对方，他就说:“他们必须按照这个原则做事，否则我们就压垮他们。”那人说，坎宁·福克说这话的时候，“真的很像《
教父》里的情景” 。
“奴隶头目”是一个在艰难中度日的人。他们有优厚的报酬 坎宁·福克也许是除美国境外报酬最高的管理人员，一年能赚约1500万美元 而他们每天除了伺候和听从他们的主人外，什么都不做。坎宁·福克很少在凌晨2：00之前睡觉，而且要在李嘉诚到达之前先到办公室。在香港，李嘉诚的财富劲敌是李兆基。而李兆基的“奴隶头目”是恒基地产的副主席林高演。林高演在浅水湾拥有一座大房产(根据香港标准)。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因为他大多数时候是在香港岛另一边的梅道上的公寓里过夜。他这样做是为了离随时可能召唤他的老板近一些。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身体健康，这是“奴隶头目”面临的主要危害。马来西亚大亨阿南达·克里斯南的“奴隶头目”是印度人拉尔夫·马歇尔，一直很尽职，尽管前几年他的心脏动过手术。一位认识克里斯南的投资银行家描述他对待马歇尔的态度，那简直就是连续不断的欺负。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提供消息的人说了这么一件事:在欧洲的克里斯南决定打电话给马歇尔，只是为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人提醒他吉隆坡这时是凌晨3：00，克里斯南回答说没关系，并且打电话给了熟睡中的助手 。当马歇尔跟笔者说“我只是个办公室里的勤杂工”，他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 。郭鹤年的“奴隶头目”理查德·刘有时会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掉泪。他于２００２年中国新年那天猝死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理查德·刘的猝死迫使郭鹤年回到日常管理工作上来。
熟悉“奴隶头目”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动力并不只是他们的薪水，而是拥有权力的感觉与接近教父。权力带来的战栗比非个人的跨国公司更加大，特别是由于大亨的地位更直接地与他们的政治势力有关。然而最终，“奴隶头目”的地位只是一个幻景，他可能会有股票期权，但是企业的控制权永远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大亨只会把企业的控制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忍受着一个反复无常的雇主的幻想，但却一无所获。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
“奴隶头目”几乎肯定是亚洲人，和大亨同种族，能说同样的语言并且完全融入了大亨的家庭。现代教父的管理干部中的另一种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圈外人，是外国人，通常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留用这些人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对称性。在殖民时期，西方银行和贸易商行依靠买办来调解和当地人的生意，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的职位，很有可能得到贿赂和合法的佣金。何鸿燊了不起的叔叔何东爵士，是怡和控股里最大的买办，也是被允许在太平山居住的第一位华人。李国宝爵士的外祖父，是太古集团的买办。现代教父根本不像殖民者依靠买办那样依靠圈外人。现代教父更具有世界性，一般都留过洋，会说英语。但是，圈外人仍然是东南亚重大商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亨们需要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或需要他们扫清家族企业碰到的政治问题。
19世纪后期，像印度尼西亚的黄仲涵这样的大亨已经开始雇佣欧洲的工程师去帮他操作进口的器械。但是独立后，教父们的需要更加复杂。他们突然与政治势力结成联盟，拥有排他性的许可证，能够买下或强行夺取原殖民地的全部商业利益。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需要了解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本。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鬼佬随从(广东话“鬼佬”的意思是“鬼子”，常用来指外国人，较为委婉)。教父们的部分随从除了运用专业管理才能外，并不做其他什么事情，但另一些随从却是道德不健全的人，随时准备为教父干些不体面的事。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一家投资银行)的亚洲分行行长、久经锻炼的罗德尼·沃德就该地区独立后的不道德商业评论说:“鬼佬们不只是贪婪成性，而且还不承认这一点。”
移居海外的英国海盗查尔斯·莱茨是最早的鬼佬随从之一。在西班牙内战中，他与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后
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泰国的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会说泰国话的他被日本人俘虏，关进了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怡和集团工作。但是独立后，他工作的英国商行和冷傲的富商凯撒克家族不能适应新的商业环境，这使莱茨非常沮丧。他建议邀请当地的商业新秀加入董事会，却遭到了断然拒绝。莱茨与东南亚的新兴大亨郭鹤年、郭令明等都是朋友。20世纪60年代，他成了最早的跨越种族界线的外国交易商，与李莱生合作。李莱生的父亲是有名的华籍马来西亚锡矿主，当时正要进军林业种植。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英国公司开始廉价出售农庄，而1970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虽然“新经济政策”是为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利益制定的，但实际上它却损害了原殖民势力的商业利益。莱茨与李莱生合伙，他们配合默契有效，李莱生搞定莱茨想要的地皮和生意，莱茨去伦敦谈条件。李莱生成了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种植园主，主要经营橡胶，后来还经营棕榈油；而莱茨却毫无疑问成了侨民机构的异类。莱茨现已近90岁高龄，仍然每天去新加坡的办公室上班，仍然是李氏家族控股公司的董事。
随着大英帝国统治的崩溃，影响力渐大的东南亚教父自然而然地找有才能的外国人以供他们使用。郭鹤年雇佣了众多的顾问和主要员工，其中就有伊拉克籍的犹太人雅格·巴拉斯，担任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保尔·布什，马来西亚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现在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英国高级会计师；欧化了的苏门答腊岛籍的华人叶派特（音译），原在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为荷兰大贸易公司工作，后来成了在该国发展急速的郭氏利益集团的主要经理。只要大亨信任外人，雇佣不同国籍的有才能的人会带来无数的好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亨并不能真正信任外人。家族企业很容易怀疑外人，尤其是鬼佬。毕竟，一般的大亨都有很多需要保守的秘密。但是，有一个教父比任何其他教父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丰厚报酬的鬼佬和亚洲人一样可以信任。这个教父就是李嘉诚。西蒙·莫瑞已经为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他评论说:“李嘉诚是一个完全无种族观念的人，他看人是看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