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贡生为非作歹，他自己内心其实是虚的，打听到知县准备抓自己问罪，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倘若审断起来，体面上不好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上行李，一溜烟逃到省城去了。
从严贡生的心里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他逃跑的主要原因：“体面上不好看”。既不是对法律的畏惧，也不是对自己良心的谴责，而仅仅是面子上不太好看。严贡生畸形的三观让他对欺压要高百姓习以为常，也难怪当写借条的老者在路上遇到老乡时，老乡第一句话就是建议他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原来严贡生泼皮无赖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官府的人来到严家，找不到严致中，还好有严致和。严致和是严致中的弟弟，是个监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万银子。他有钱但是胆小，见哥哥闯了祸，有官差来抓，不敢怠慢，把官人好好招待了一番，还送了两千文钱。
打发走官人只是缓兵之计，问题的根本还是没有解决，严致和只好请他两位舅爷来商议。两个姓王的舅爷也是铮铮有名的人物，见多识广，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之法：让严致和自认倒霉，折合猪的时价和医疗费，拿出几两银子，补偿给姓王的；黄家的借约，由他们两个有头脸的人做中间人立个字据，作废严致中手中的借条。就这样，严致和花了十几两银子，帮他哥哥把官司給结了。
严家的这两个案件其实是很简单的民事案件。但是身为县令的汤奉和身为平民的两个舅爷对此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汤奉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并且直接下令将其抓拿归案，直接把当事人给吓跑了。两位姓王的舅爷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两个告状的人，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本来民事案件的首选解决方式就是调解，在这件事上反而是平民考虑到了这一点，或许只有当事人才想着解决问题，而高高在上者最先想到的只是他的威严。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过了几天，严致和办了一桌酒席，打算请二位舅爷以示谢意。一开始两位舅爷还摆架子不肯来，最后严家以妹妹身体不舒服为由才将两位舅爷请来。两位舅爷见到妹妹，发现妹妹已经病得不轻，面黄肌瘦，连路都不太会走了。这是一个铺垫，是本回后半段故事的重要前提。
酒席上，大家叙些闲话，聊到严致中，两人的一席对话更是将严致中这个吝啬鬼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大家认识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严致中请客吃饭；前年出贡做贡生的时候，借请客之名到村里搜刮贺礼，到现在还欠着厨子和卖肉的钱。
严监生对此大发感慨:“日逐夫妻四人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接着又说其兄是如何不会治家,肉“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分家时一样的田地，到现在都败光了，甚至还偷了公家的黄花梨椅子去换肉包子吃。
严监生的这番指责与表白看似在两位舅爷面前表达对自家哥哥不懂治家、挥霍无度的不满，实际上却是想在外人面前炫耀自己治家有方：你们看分家时我们俩兄弟分了一样的家产，到现在我哥手无分文，而我足有十多万银子。但实际上严致中是一个极度吝啬的人，这一点在人物刚出场的时候就已经交代，在后文则有更精确的刻画。他的家产并不是经营出来的，而是“省”出来的，同时他的监生身份是花钱买的，故而他在官场上没有势力,也没有靠山。当其兄严致和的官司缠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只好忍痛割舍钱财，迅速了却这场官司。
作者写严监生这个人物时，起笔并不是写他如何吝啬“聚财”，相反是写他无可奈何地“破财”，这似乎颇有蹊跷。但我觉得这才是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的高超之处。随着情节的展开，我才慢慢地悟出作者的用心良苦，着墨欲放先收，不但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还让读者明白了原来严监生的个性上还有比“吝啬”更为严重的特点：胆小。当麻烦与钱财出现冲突时，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两位舅爷自然看出了严致和的意图，又明白他的为人，哈哈大笑。一时兴起，玩起了状元令，三个人喝到四更天，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下一篇，我们来讲讲严监生的老婆，其中牵扯出来一个有趣又有名的故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