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天下巨变，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应时而动的人物，往往能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大多数人并不能敏锐地察觉时代的主题。如果是普通人，还在用旧时代的思维行事，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是一国之君，认不清世界的变化，以为在自己的想象中沉醉，造成的损失就大了。
一 、宋襄公的美好愿望
宋国是中原东部的一个诸侯国，在春秋初年属于一个中等国家，虽然比不上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但是国土面积不小，比中原周边的小国国力要强一些。宋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商纣王的兄弟微子启，周王室处于“统战”的需要，把微子启分封到了商丘建立宋国。宋国的地位较为特殊，周王室允许作为商朝王室后代的宋国公室使用商朝的礼仪祭祀，实际上是给了商朝遗民一个寄托哀思的途径。宋国国君为子姓。
宋国作为中等国，在春秋初年尚未受到周边大国的侵袭，因此在国际舞台上还有一定的空间。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曾多次参加会盟，并派兵帮助郑、邢等国。宋襄公名叫兹甫，是宋桓公的长子，有一位贤能的庶兄目夷。
商代的国君继承顺序，兄终弟及比较常见；而周朝是嫡长子继承制。宋桓公准备让嫡长子公子兹甫继位，但是公子兹甫不知是回想起了祖先的传统，还是真的一心为国，又或者是受伯夷叔齐故事的启发，想要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公子目夷。
公子兹甫对病重的父亲说：“公子目夷年龄比我大，也比我更加贤能，我要把君位让给他。”宋桓公告诉公子目夷之后，目夷说：“能把君位让出来，不就说明他比我更加贤能仁义吗？”于是公子目夷逃到了卫国，使得公子兹甫让贤失败，登上了国君的位置。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为了争夺君位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宋襄公的这种行为不好说是迂腐还是高尚，但是想必在天下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名声。
二 、齐桓公托孤
公元前651年，宋襄公即位后，迎回公子目夷任用为相国，颇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这一年正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宋襄公参加了著名的葵丘会盟。此时的齐桓公已近晚年，希望能找到一个有能力的国君照应齐国的世子公子昭。
纵观天下，除了齐国之外，楚国被中原诸侯贬低成南方的蛮夷，不能托付；晋国虽然蒸蒸日上，可是晋献公没能及时赶到而且晋国离齐国较远；秦国就更远了。中原各国，要么太小，要么太乱，只有宋国看上去颇有实力。
于是，齐桓公把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公子昭虽然不是作为人质前往宋国，而是继续留在齐国，但是宋襄公答应将来齐桓公去世后会支持公子昭。前643年，齐桓公病死，国内大乱，五个公子争夺国君之位，史称“五子争位”。公子昭果然逃到宋国寻求支持。前642年，宋襄公号召曹、卫、邾三个小国一起率军护送公子昭回国。
齐国贵族对公子昭相对比较同情，因此没有阻拦宋襄公的联军，而是杀掉了易牙和开方，驱逐竖刁，欢迎公子昭即为，就是后来的齐孝公。
三 、笨拙的尝试
宋襄公在位期间，宋与齐国关系紧密，经常参与齐国主持的会盟，参加齐国召集的联军；比如曾多次帮助受淮夷侵凌的小国迁都或者筑城。可能宋襄公早就想紧跟着齐桓公的脚步，在中原的霸业上有所作为。不过宋襄公的贤兄公子目夷还是非常清醒，他说：“宋是小国，盲目追求争霸，会招来祸患的。”但是宋襄公完全听不进去。
宋襄公还有一个更加不现实的幻想，他一直对自己商朝后裔的身份念念不忘。他曾说自己是“亡国之余”，而且宋国的大司马公孙固曾经劝他说：“天之弃商久矣, 君将兴之, 弗可赦也已。”有可能宋襄公甚至想趁中原混乱，恢复商王朝。所以他一方面紧跟着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脚步，另一方面却在齐桓公死后再也没有过尊王之举。
宋襄公在公元前641年首次尝试召集诸侯会盟，他知道大国不好请，就先请滕、曹、邾、鄫这几个小国来试试自己的威望。没想到这些小国也不太服气，尤其是滕国和鄫国。于是宋襄公囚禁了不服气滕国国君，而把迟到的鄫国国君当做祭品杀掉。
接着，由于曹国在礼节上不足，宋襄公就攻打曹国。宋襄公想通过这种方式在小国当中立威。可是没想到适得其反，陈国国君提议鲁、陈、蔡、郑、齐在齐国会盟，号称要缅怀齐桓公的霸业，实际上是对宋襄公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
看到自己的努力没有收到良好效果，宋襄公就想召集齐楚等大国会盟，来尝一尝真正霸主的滋味。可是，他这么做却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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