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6月29日至9月26日，张献忠“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现的大批珍贵文物在国家博物馆公开亮相，向世人揭开了一段尘封许久的历史。笔者先睹为快，谨以此文从财宝来源、武器装备、大西军战斗力等方面做一粗浅解读。
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方“永昌大元帅金印”，该印呈正方型，虎形钮，印面有宽边栏，印文为九叠篆“永昌大元帅印”6个字，印背虎钮两侧各凿刻一行楷书文字，右为“永昌大元帅印”，左为“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癸未年就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有分析认为这方金印铸造于当年11月，正值张献忠所率大西军席卷湖南、江西之际。当时张献忠在湖南扩军，将原有“步骑4大营”扩充为“9营”，兵力从20万增至不少于40万之众。为进一步理顺指挥体系、整顿部队提升战力，张献忠特命人铸造元帅金印以统一号令。
再往里走，可以看到展柜中陈列着不少古代兵器，以铁制刀、矛、箭簇、铁蒺藜（扎马钉）等冷兵器为主，火器品种稀少，其中最抢眼的莫过于三眼火铳。
虽然从考古价值上来讲发现三眼火铳实物意义非凡，但这种火器有效射程较近（50米左右）且命中率不高，发射动作繁琐、别扭（需要射手将铳柄夹在腋下然后腾出手去点引信），明代著名兵器专家赵士祯就对三眼火铳很不看好，认为后者能否“命中杀敌”纯靠撞大运。
后来在辽东战场对抗八旗铁骑时，三眼火铳同样被证明难以克敌制胜。不过，这件文物的出土却透露出一则信息——明代三眼火铳主要列装北方边军，而其最终出现在大西南的江底，很可能是大西军转战南北时缴获的战利品。
从目前发现的张献忠大西军所用冷兵器来看，质量上难称精良，制作规格也不统一，其打胜仗更多靠士气旺盛和实战经验丰富。史载，大西军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可见多数是叛逃过来的职业军人。
这帮亡命徒随张献忠征战多年都变成了“老兵痞”，一位明朝军官就说大西军打仗是“习惯成自然”，从战场上瞅过去但见对手脸上、身上大都带伤，有的人甚至铅子、箭头还嵌在肉里也满不在乎，特别是听说要跟官兵打仗更变得极度亢奋，令人望而生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武器种类来看，无论大西军还是四川明军在重型火器方面都十分匮乏——张献忠因为长期流动作战，不便携带笨重的火炮尚可理解（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却能带着重达数百吨的金银财宝跋山涉水、转战万里），而明军装备也如此差劲似乎就只能“归功于”明末社会经济体系大崩溃后的军费紧缺了。
实际上，在拥有较多火器的北方明军溃散后，与清军交手的南明军队和农民武装不止一次吃过“重火力不足”的亏。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调红衣大炮猛轰史可法据守的扬州城，重达10余斤的弹丸越过高墙命中府衙，一时间“满城惶悚”，1个月后城池失陷80万军民惨遭屠杀。
同年正月，清军用红衣大炮猛轰潼关，迫使大顺军弃守天险撤出陕西，4个月后李自成在湖北被杀。1659年初大西军名将李定国率部在滇西磨盘山设伏，准备全歼尾随而来的吴三桂主力，不料叛徒告密，吴三桂下令炮击伏兵，终使李定国功亏一篑。
张献忠主要行军路线图
继续沿顺时针参观，可以看到大量刻有时间、地点、用项、官员及银匠姓名的明代税银，税种包括粮银、饷银、轻赍银（用于漕粮运费和军费开支）、义助银、禄银、税契银、行税银等，地域涉及河南、两湖、四川、江西、广西、广东诸省，不但是明代中晚期征税制度的反映，也是张献忠主要行军路线的佐证，更折射出明末苛捐杂税确实已多如牛毛。
国博展出的大多为50两银锭，镌刻铭文清晰工整，造型均为统一制式的马蹄元宝，虽然其因数百年泡水氧化、沙石冲击而变得乌黑发暗、卷曲斑驳，但据科学检测这些银锭铸造规范、成色上佳，纯银含量都在95%以上。
史载，有明一代，官方对白银采取先抑后扬的政策——明初禁止民间金银交易。至中后期，随着赋役改革和“一条鞭法”全面推行，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基本上都改为以银两方式征缴。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和政府税收，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明帝国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博展出的大量官银，正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生动反映。
要说这些官府税银为啥都落到大西军手中，众所周知，张献忠打仗的主要特点就是流动作战，起兵17年间虽攻城略地无数却大多随占随弃，这就决定了大西军必然会尽快、尽量在当地搜罗战利品以便继续转战他乡。
比如，“江口沉银”展览中出现了大量耳环、手镯、耳环、耳坠等金银首饰和散碎银两，这些价值并不昂贵的女性饰品和小银块/银锭显然属于普通百姓私产，这就从一个侧面揭开和佐证了张献忠所部沿途“打粮”的真相。展方虽对这些民间财产的来源避而不谈，但大西军后勤供应基本靠“抢”是没有问题的。
再往里面参观，就会看到多个明代用于册封宗室（包括女眷）的金册、金宝。明代建立了严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将皇子王孙分为8个等级。诸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之外封郡王，由朝廷岁赐食禄，在封地设置王府，世袭爵位，享有特权。江口古战场遗址就发现了明代册封亲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的金册、银册和金宝，涉及荣、襄、楚、荆、蜀等王府，反映了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册封礼仪。
蜀王金印
展柜中特意陈列了一方破损相当严重的“蜀王金印”，底部篆书“蜀”字虽可勉强辨识，但割划、凿切痕迹明显，据称发现时已被分为16块。而展览中出现的金饼（用缴获的黄金重新冶铸而成）和“西王赏功”金银币，也说明大西军数十万官兵之所以效命张献忠，想来与前者出手阔绰有很大关系，说白了就是让跟随他的人在战乱年月能吃饱穿暖、升官发财。
说到这里，不妨多着些笔墨聊一聊被张献忠害得“家破人亡”的明代王爷们。据史料记载，从1641年2月至1644年8月的短短3年半时间里，张献忠就先后处死5位藩王，没收了至少10位藩王积聚的大量金银财宝。
比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攻下军事重镇襄阳后，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在没收襄王府所有财产后他“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张献忠此役缴获白银数量之大可见一斑。
明代长沙府“孝敬”吉王的50两大金锭
2年后，张献忠率军横扫两湖——在武昌楚王府，大西军“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动用了几百辆大车都没法一次运完。而在攻占长沙、衡阳、常德等地后，大西军又从分封当地的吉王、桂王、荣王各府中搜缴到大笔财富。
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从吉王一家就占有肥沃良田近百万亩（当时田赋都折成白银缴纳）来判断，两湖地区的这些明代藩王个个都是“百万甚至千万身价”。其中，荣王名叫朱慈照，崇祯五年（1632年）从老爸朱由枵那里袭封王爵，可惜好景不长，1644年张献忠攻入湖南，朱慈照逃到辰溪（今湖南怀化市以北）后不知所终。
“西王赏功”金币相当于大西军的一等军功章，此外还有银币、铜币
巴蜀地区的瑞王（就藩重庆）和蜀王（就藩成都）更是富可敌国，史载大西军攻克重庆时，末代瑞王朱常浩的庄田租银基数竟高达200万亩，以至于要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各省分摊、加派赋税才能交够这位王爷的“年租”。蜀王朱至澍与前者相比毫不逊色，他的王府庄田已经占到当时都江堰灌溉土地面积（约300万亩）的70%，200多万亩是妥妥的。
如果参照明代就藩山东的德王、鲁王的田赋标准（上等耕地每亩3钱银、中等耕地1钱7分银）粗略估算的话，瑞王、蜀王每年光收地租银（明代1两等于16钱，姑且按成都平原“天府之国”上等和中等耕地各一半）就能有至少28万两进项，看来“3年明藩王，百万雪花银”真不是吹牛。
由此亦可推断，张献忠所获官银、王府库银不会少于1000万两白银，折合总重约373吨。那么，又是谁敢从号称“虎狼之师”的张献忠几十万大军手中“虎口夺食”拦截如此多的金银财宝，以至于留下“江口沉银”的千古谜团呢？且听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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