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的政治地缘学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一千一百多字。

”五服”是其中一部分，二百多字。

就是这二百多字，成为中国文化史中早而全见诸文字的地理学文献。

细细品味，这二百字又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地缘学论述之一。

“禹贡”“五服”之大意：以中央政权为中心，“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服者，事也，现代语范围之意也。甸、侯、绥、要、荒五服各五百里，是以中央为圆心，向外溢出五个地理圈。如从经济文化安全视角看，即是五个政治地缘圈。

按“禹贡”意，第一圈是京畿，向中央纳税纳粟纳米纳秸秆。

第二圈是诸侯的采邑，听候王命。

第三圈是安服王命，“二王后三恪”（黄帝、尧后裔封国为二王后，舜、禹、商后裔封国为三恪）对周为宾，多在此圈。

第四圈是要交好使其服从之，减或灭赋税。

第五圈政教荒忽，因其俗而治之。蛮生于此。犯人流放于此。故称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在五圈外溢过程中，在文化上，中原教化由盛而弱；在经济上，与中央联系由紧而松；在安全威胁上，依次由弱而强。

该说虽产生于三千年前，却揭示了一般国家地缘理论的精髓：中央与地方、边疆乃至域外的经济文化军事影响力和控制力，由内向外呈递减趋势。至今仍有意义。

对华夏而言，还有两个现象更值得思考。

第一个现象是：当中央权利不能维持五服秩序时，国家的安全威胁主要不是来自”要”或”荒“外二圈，而是来自”甸、侯、绥”内三圈。

春秋战国时期，首先是周朝姬姓子孙之间干仗，中原诸侯国斗得不可开交。

撇开现象看所谓本质，中原诸侯国到底在争什么？许多诸侯国自己也未必都清楚。说到底，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争大一统。不是周王室控制不了五圈秩序吗？那就需要一支新生力量来替代周王室行其事，所谓形势逼人者也。

再插一句，当时的中国，仅指姬姓诸侯国与“二王后三恪”。其它如楚国者，尚不能入中国之列。因此，中原争斗是中国内部重新实现统一秩序的过程。

第二个现象是：中原诸侯国与位于“要荒”蛮夷国如楚国的冲突。关乎中国文明的延续与传承。

这种冲突的最重要一役是晋楚城濮之战。台湾三军大学所著之《中国历代战争史》称：“城濮之战，为春秋之好世中原民族抵御荆楚北侵势力最为重大之一战，亦即中原民族存亡所关之一战也”。如楚胜晋，则荆楚将统一中国，“中国历史将重新改写”。

不知这算不算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城濮战败，荆楚文化自此失去替代中原文化的最佳时机，且不得不走上被中原文化融合之路。尚处于幼年的中原文化则躲过一大劫难。

看来，在”甸侯绥”内的争斗仅关乎中原文化圈内谁将统一中国，而”甸侯绥”与”要荒”甚至荒外势力的争斗却关乎中原民族和与华夏文明的存续。

前者谁胜似不打紧，后者唯中原诸侯胜才是根本与大道。

“禹贡”二百字，三千年后，读来仍让人惊疎。

看文献，鲜有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析“禹贡”者，遂试言之。

此外，春秋战国时“里”的长度约为400米。

作者：顾德欣，中国老教授协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国防大学教授。作者乃饱学之士，涉猎甚广。本号将连续刊载作者多年写就的读书笔记、游记随笔，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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