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走向民间，始于讲史。讲史是“说话”的一种。“说话”是唐宋人用的习语，是指职业化民间艺人讲说历史故事，相当于后世的“说书”。
通俗史学是城市通俗娱乐文化兴起后的产物
今人谈通俗史学，有源于夏以来者。我以为扯得太远了。通俗历史知识的传播，严格说来，是城市通俗娱乐文化兴起后的产物。城市娱乐文化的兴起、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有大量的市民群体。作为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余暇时间不多，所以对业余精神享受要求不高。而城市中的市民，则正相反，有较多的空余时间，所以对业余生活的要求很高。这是通俗娱乐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和城市管理制度有关。许多文章谈到了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通俗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不够的。城市及商品经济，早在战国以来，即发展了。之所以迟迟不能发展为通俗娱乐文化，这是和城市夜生活制度分不开的。汉唐时期的都市，尤其是首都，实行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内，商店集中在市内。坊犹今天的“新村”，而市则犹今天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白天热闹，晚上关闭。坊与市四周，筑有围墙，每个大门，有小官管理。又行宵禁制度，夜间不准出入。一到晚上，没有行人，没有商店，如此“军事管制”，自然谈不上发展城市娱乐文化。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开始变化。这时期，由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人口的膨胀，打破了规则的坊里制度；商店的繁荣，打破了封闭的“市”。商人们在沿河近桥地带，或城门内外等交通繁荣地段，开设了新的“行”与“市”。“行市”、“街市”的兴起，打破了旧有的封闭式集市。商业区与居民区的混合，有了大街小巷，有了街市、行市。北宋开始，因循上千年的宵禁制度取消。于是，有了夜市，有了酒楼、茶室，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勾栏）。如此，城市娱乐文化开始发展起来。
两宋是我国说书制度的发展时期，也是我国讲史的大发展时期。开封、杭州城内有众多的瓦肆、勾栏。都城的文化生活进而影响到中小城镇，乃至乡间集市。城市娱乐文化的核心是围绕故事而展开的。说故事，唱故事，演故事是其一大特点。听故事，尤其是历史故事，是大众的一大嗜好。城市经济的繁荣，夜生活需求的提高，职业说书人便产生了。“讲史”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它和“小说”一家，分庭抗礼，在宋朝瓦子勾栏里，是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项目之一。
宋朝的说话主要有小说和讲史两种。两者有区别，简单地说，小说篇幅短，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内容多关一人一事；而讲史则以讲说前代兴废历史故事为主，篇幅显得长。北宋的讲史，主要有说《汉书》、《五代史》、《三国志》三种。南宋时除这三种外，还有说《列国志》、《七国春秋》、《说唐》等。南宋时还有一种说“铁骑儿”，介于两者之间。它是说当代战争的，以抗金英雄人物和农民领袖为主线，有点类似后世的英雄传奇。
宋代的讲史人很多。《东京梦华录》记载的讲史之人有7位，《武林旧事》所载演史之人有23人。这虽是大头，但当时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是可以肯定的。说书人多是一批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讲故事活动。一般说来，说书人“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论古今”，须有一定的文史知识，有较好的口才。两宋的讲史以及各类说书，主要集中在汴京和临安，也有一些散见于部分城镇和农村。汴京和临安两地，有相当多的讲史听众，上自皇帝、百官，下至普通市民、士兵。据说，南宋时的供奉局，有专门的说书人。在有宋历朝皇帝中，仁宗和高宗是两个听话迷。
说书的繁荣，带动了“说话”脚本即“话本”的创作。话本，是说话人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文人对已讲、待讲、旧有、新编各种故事的详细梗概的记录，是说话人据以献艺，并在献艺中随时“生发”加工的底本[1]。宋朝著名的话本有《孙庞斗智》、《刘项争雄》、《黄巢》、《三国志》、《晋宋齐梁》、《收西夏》、《吕相青云得路》、《中兴名将传》、《洛阳古今记事》等。流传至今的有《梁公九谏》、《新编五代平话》、《新刊大宋宣和遗事》等。
元代政治压力大，“小说”衰落，讲史一科比较发达。元代讲史和说“铁骑儿”有点合流。元代的讲史话本称“平话”，也作“评话”。当时编刊的讲史话本，据《永乐大典目录》卷46所载，有26种之多，惜均已失传。其他刊本保存至今者，主要是“全相平话五种”，即《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全相平话乐毅图七国春秋后集》、《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平话五种”是后人加的标题，原来当是一套断代的中国历史平话丛书。其规模也还要大，似乎包括《七国春秋前集》、《前汉书正集》、《后汉书》等。此外有《吴越春秋连象平话》、《仁贵征辽事略》等。元代平话比宋代讲史话本有所进步，在形式上有了大的改进，分段及标题比较明确，可以供人阅读。题材兼及英雄传奇，和“小说”、“铁骑儿”有所合流。
历史演义的产生与发展
历史演义的产生是明代的事。“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生有者也”[2]。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两部演义体历史小说，一是由讲史直接而来的《三国演义》，一是由“铁骑儿”及“扑刀杆棒”相承的《水浒传》，这标志着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正式出现。民间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一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其为人处世教科书特征，成了古代中国人最爱看的历史演义。
演义体在明清间的创作进入高峰。明代嘉靖以后，由于经济的发达，出版业兴旺发达，一时写书、刻书、读书成风。这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小说。这种成功，直接带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嗣是效颦日众”[3]，出现了许多历史演义小说，如周游《开辟演义》、《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余邵鱼《列国志传》、甄伟《西汉演义》、谢诏《东汉通俗演义》、佚名《续三国志演义》、杨尔曾《东西晋演义》、袁韫玉《隋史遗文》、林瀚《隋唐两朝志传》、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纪振伦《杨家府通俗演义》、佚名《皇明英烈传》、冯梦龙《新列国志》等。清代前期有陈忱《水浒后传》、褚人获《隋唐演义》、佚名《唐代演义》、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钱彩《说岳全传》、佚名《说唐》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可以说，从盘古到明朝的中国历史，每一朝都有了历史演义小说，“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4]。这其中，《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通俗演义》流传最广。
历史演义的发展是清末民初的事。它是爱国革命思潮的产物。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的“国亡有日”的感觉越来越浓。为了拯救中国，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抗帝宣传运动。在这场宣传运动中，历史成了他们的主要宣传工具，而演义体则成了他们的主要宣传形式。因为他们的对象是亿万万大众，要让大众能接受，必须采用通俗的形式。讲史是中国所有劳苦大众都能接受的方式。作为讲史书面形式的演义体自然也深受大众欢迎。于是，演义体在革命宣传运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演义的创作，在近代经历了一个由零星到长篇的发展过程。蔡东藩在吴趼人等人的影响下，发誓编了系列中国历史演义，集近代历史演义编写之大成。
历史演义的影响
讲史及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历史的国家，就史学的发达程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媲美。但中国史学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很浓。它的读者群，只局限于有知识的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是一种“雅学”，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又，历代之史，篇幅很大，卷帙浩繁，文字艰深，令人望而生畏。这种史书，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是难以阅读的。在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里，历史的位置越来越小，除了专业史家外，绝大部分人没有时间去阅读浩繁的史书。这样，历史的普及便成问题。讲史的产生，打破了这种格局。
讲史及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民间化。历史有多种用途，它除了政治、军事、人生、德育教育作用外，还有娱乐、消闲功能，这是古代正统史家没有意识到的。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市民、农民、士兵来说，他们也有懂一点历史知识的内在需求。他们学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业余消遣。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之真”与“传闻之真”是一样的。他们关心的是情节，关心的是故事发展的结局，关心的是前人的事迹，以从中获取一些人生经验。至于历史上是否是真这样的，他们不关心，也不感兴趣。历史演义小说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出现，适应了大众的这种文化需求。它使非专业的各社会成员、无知识的社会底层人员得以凭感官，也有机会接受历史知识。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历史演义小说能起到如此大的社会历史教育作用，这是正规史学远远达不到的。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还开辟了一条形象化中国史编纂的道路。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人、事、物综合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生动的、形象的。中国的史体很丰富，但没有一种史体是综合反映这个过程的。中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史体发达的国家。有编年体，有纪传体，有典制体，有传记等。从观察历史的角度与写作的体裁来说，是够丰富的，但没有一种史体是综合反映这个过程的。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但面广而散；纪传体则将人、事、物分开来写。这种书太板实，读起来太吃力。而历史演义小说是用形象手法来重现历史过程的，这种情节性很强的书，某种程度上说，更符合历史实际过程。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给中国的文史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对文学界来说，创造出了长篇章回小说；对史学界来说，创造出了按事件为历史发展线索的新角度、新体裁。
史学色彩很浓的历史演义，是一种预示着史学改革的新史体。蔡氏《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国历史向来只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个系列，蔡氏这套丛书的出版，则创造了第四个系列。史体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历史是可以从多角度来观察的。用形象化的手法来写历史，是一种创新。
吴晗认为，只有把历史知识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到了责任。这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家，但是，怎样把祖国的历史深入浅出地、雅俗共赏地写出来，在人民群众中加以普及，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
(原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1日。全文见钱茂伟、王东《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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