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许宏做为在二里头遗址从事二十年一线考古工作队队长，是关于夏都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一位资深考古学者，其关于二里头遗址属性问题的观点，受到各界的关注，也受到了各界的非议。
二里头遗址是做为新中国历史学界为解决中华民族夏朝问题，在中国历史传统理论指导下，而寻找到的最接近夏朝文明遗址的考古项目。二里头遗址从开始发现就是定位于夏朝国都的可能遗址而受到广泛关注的重点考古点，可以说二里头遗址肩负着解决中华民族夏朝国都问题的使命。许宏作为二里头遗址的考古队长，无疑承担着这种使命的具体求证工作，掌握着夏都问题最一手的信息与资源。
但就是这样一个肩负国家、民族、历史使命的考古队长，遗址经过六十年的国家考古，个人经过二十年的一线考古，对二里头遗址得出的结论却让所有人大失所望。许宏的结论是二里头遗址六十年的考古发掘，无法得出为夏朝国都的确切结论，虽然据说95%的历史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为夏朝国都遗址，但一个严谨的科学结论绝不是用投票决定的，而是需要实事求是科学依据。
笔者不得不钦佩许宏队长抛开个人荣誉得失、顶住各种社会压力、实事求是的学者风范。做为目前唯一与夏朝有关的遗址考古项目的考古队长，否定二里头遗址为夏朝国都的可能性，无疑承担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荣誉也是很大的损失，也导致社会人士对其个人人品的攻击。国家与社会都迫切需要段时间内能解决华夏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夏朝问题，作为最有发言权的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否定或无法确认二里头遗址为夏朝国都，无疑使得夏朝国都问题继续悬而未决。
二里头遗址作为目前最重要的夏朝历史遗存的考古遗址，其无法确认夏朝国都的现状，也使得华夏文明史的推进工作就此走入死胡同。夏朝作为中华文明史中明确记载中的历史阶段，其考古工作也走入山穷水尽的时期，社会上也出现了中国的夏朝为埃及文明的埃夏一体论，对华夏文明的民族自信不能不说是一种伤害。许宏的二里头遗址不确定为夏都的观点结论，也因此被解读为否定华夏文明为本土文明的附和者，受到了一些人身攻击。许宏如果符合那些功利性的急功近利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默认二里头遗址为夏朝的观点，其对华夏文明历史的伤害无疑会更加致命，更会给西方否定华夏文明史的学者以口实，因为二里头遗址的文明遗存完全无法与夏朝国都的文明程度相对应、相吻合，最大可能仅会是一个夏朝偏远部落的大型聚居地。只能以《最早的中国》，这种中性的表述，来阐述介于初具王权国家特征与高度文明特征的夏朝国都文明中间文明状态，为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历史中的地位，六十年来辛勤工作的考古工作者，做一个积极意义的总结。这种总结既不能满足中国历史学界和社会对夏朝历史的早日确立心态，也无法满足地方上、区域上对二里头遗址地位的期盼，还要对众多考古工作者的长期辛勤工作做一个肯定。这些为许宏个人带来了一些非议与争议，夏朝文明史的确认与探索，不论对许宏还是中国历史学界，也就此进入迷茫状态。
纵观近年来国内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所进行的围绕夏商周历史的求证工作、理论与会议，皆无实质性的理论与新的探索目标。因为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历史变化的多样性与区域的广大，华夏文明、华夏民族的具体地理来源，也成为我们民族提高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自信，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一个新的探寻方向与开放性的中华文明史发展观的建立，是解决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因为传统的中华文明历史观对华夏文明发展过程的求证工作的指导意义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华夏文明的特质是完全区别于其他文明本质的一种文明，华夏文明的来源完全不可能是来源或传承于埃及文明，即使华夏文明曾经与印度文明发生过频繁的交流，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还是两种有着根本区别的文明。如果这种观点因为现有探索夏文明探索工作的停滞，而成为主流探索的方向，那么许宏这些考古工作者们通过六十年的工作无法确立二里头遗址为夏朝国都，为以后探索夏朝国都真实地理位置，所留下的空间，将被浪费与误导。
华夏文明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形成的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夏朝遗迹之所以久寻无果，是因为关于夏朝的历史记载被后世朝代的更迭，商周王朝的统治正统性需求所隐藏、所掩盖、夏朝时期地名被挪用，而导致的根据史料记载产生寻找误区的结果。相信不久的将来，关于华夏文明形成时期的夏朝一些重大问题，终将水落石出，呈现出夏朝文明多元的、丰富的、植根于华夏民族心灵与生活之中的夏朝遗迹与夏朝文明，而不仅仅是生冷的地下文物与地下遗迹。（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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