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敏
汉语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之一。如果算上种类繁多的各地方言，汉语系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学科。语言学并非全然是艰深晦涩的知识，曾经给电视剧《封神榜》配过古音的语言学达人郑子宁所著的一本《南腔北调》，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入手，用轻松简洁的语言讲述了诸如方言与军事密码、中国为何“南江北河”、台湾腔为何“娘”等语言学知识，全书富有知识性，又有趣易懂。
发得出来的音和写不出来的字
很多人对“duang”这个音不陌生。几年前，一则恶搞版的成龙洗发水广告中植入了“duang”的配音，随后这个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蹿红。
学者郑子宁注意到，这个音带来了一个语言学上并不太引人注意却一直存在的问题：此音没有相应读音的汉字。事实上，汉语普通话中根本没有这个音，自然就不存在相应汉字。当时还有人一度做过尝试，比如造出一个“上成下龙”的汉字来，然而终究没有获得大众认同，所以至今这个音主要还是以拼音的形式流传。
汉语拼音中还有很多拼得出来却不存在的音节。比如den,ki,ho,puang,chei等等。普通话中有22个声母，39个韵母，4个声调。简单用乘法粗略可以计算出普通话可能的音节排列有3400余个，但实际使用的只有1300多个。也就是说，类似于“duang”这样声母韵母都存在、但整个音节不存在的情况并不罕见，真正存在的音节反而是少数。如果把范围从普通话放大到汉语方言，“duang”这个音就存在了，比如海南话中的“庄”和老南京话中的“短”。所以，普通话中不存在的音，不是因为这个音不好发，而是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不允许这种组合。“一方面d没有增生u的能力，另一方面上古汉语的ong在普通话中读ong，和on的命运迥然不同，没有变成uang。如此一来uang没有了合适的来源，自然就不存在了”。郑子宁从古汉语语法的角度解释。
另外，Peking和Tsingtao分别是北京和青岛的旧译名，至今在北京大学的英译名和青岛啤酒的商标上仍在使用。这并不是音译的和汉语原音差异大，而是在拼音的演变过程中，官话中在i、u前面的z、c、s和g、k、h均腭化为j、q、x。腭化后，两组声母混淆，例如将、姜分别读ziang和giang，现在混为同音jiang，也因此形成了新的语法组合，即z、c、s和g、k、h声母后不能跟i、u开头的韵母组合。这个音变对汉语语音组合法的影响非常强大，以至于很多人发英语字母Q的音都不标准。如果按照原有拼音，Q发音应为kiu，但是汉语中没有该音节组合了。
当然，如果“duang”这个音的影响足够大，人们也未必不会创造出一个字来对应这个音。比如陕西名吃biang biang面，人们为之创造了一个60多划的复杂汉字。这个汉字在社会上被广泛认可，汉字字库中却没有收录。
复杂的方言可当作军事密码
如果要排名最难懂的中国方言，温州话恐怕出不了前三名。不但北方人听不懂温州话，就连温州周边的浙江其他城市居民也听不懂。温州话难懂不但在中国声名远播，美国电视剧《盲点》中也将温州话称为“恶魔的语言”，剧中以温州话编译的信息甚至难倒了美国FBI的情报人员。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把温州话当作秘密通讯工具，敌方无法破解。
使用敌方听不懂的语言通信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左传》中有所谓的“楚言而出”的记载，证明当时楚地方言和中原地区语言不通，中原人无法“破译”楚国人交流时使用的当地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确实有过一种语言因为难懂，起到了为通信加密的作用，这种语言就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土著居民纳瓦霍人的纳瓦霍语。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这批特招入伍的纳瓦霍人合作制作了一套以纳瓦霍语为基础的语音密码，这样情报就算被会纳瓦霍语的人截获，也不能轻易听懂其中的意思。他们屡建奇功，英雄事迹后来还被改编成好莱坞大片《风语者》。
即便历史上有这样的真实事件，郑子宁也不认为温州话曾经在战争中用作军事密码。他的理由是，首先一种适合作为秘密传输用具的语言通晓人数不宜过多。纳瓦霍语的使用人口仅限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少数区域，三十万纳瓦霍人中还有十万人不会说纳瓦霍语。相比之下，会说温州话和能听懂温州话的人就多多了，粗略估计也有几百万。此外，温州话的地域分布并不只是限于温州，丽水、台州、浙南都有人会说温州话。温州还是著名的侨乡，日本有很多会说温州话的温州人。
郑子宁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从语言学本身的特征来看，温州话“难懂”的程度远远比不上纳瓦霍语。纳瓦霍语的语法极为复杂，学习这种语言对外族人来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而温州话虽然难懂，但并不像纳瓦霍语一样难学。作为汉语方言中的一种，温州话的基本构架总体仍然和其他汉语相当接近，和吴语方言更类似。所以在近代史上，中国军队不可能用这种相对容易被破解的语言传递军事密码。
“南江北河”是源于语言习惯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河流的分布和命名很多遵从“南江北河”的习惯，如北方的黄河、辽河、淮河、海河，南方的长江、珠江、闽江、钱塘江等等。对于这一现象的由来，有江大河小、江清河浊的说法。郑子宁从古汉语发展演变的角度，考证了这一现象。
与“河”不同，学术界一般认为“江”这个字是起源于南方的外来字，甲骨文中没有“江”字。在东南亚语系中，如缅甸原先的居民孟人的语音中江是“krung”，越南中部土著占语则为“kraung”，而越南语中河流的发音“song”和来自古越南语“krong”，均与上古汉语“江”的发音极其相似。而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民族分布和今天大不相同，百濮的荆蛮、三苗等一些东南亚族群的先民聚居在此。大约到了商王武丁时期，不断向南扩张的中原人才第一次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站稳了脚跟，随后逐步扩张，导致长江流域原本居住的居民缩至东南亚地区。
所以，逐步南下的中原人在长江乃至以南的区域遇到了更多的“krong”，一条条的江逐渐迫使汉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江作为南方河流的通名。唐孔颖达在《尚书·禹贡》“九江孔殷”的条目的注疏中就提到：“然则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而在北方地区，江缺乏南方那样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江”始终难以北上。
上古时期，“河”这个字用得也不多，因为人们习惯把河流命名为“水”，“河”本是黄河的专名。然而在历史上，黄河可谓汪洋恣肆，多次决堤改道，侵占其他“水”的水道，这就导致华北平原上经常会出现一条河道既是本来的“某水”又是决堤或改道的“河水”的情况。由此，黄河在华北地区的频繁改道对水道更名的影响显而易见，颜师古注《汉书》时写道：“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由此逐渐奠定了“南江北河”的局面。而“水”这个从上古汉语乃至原始汉藏语就开始有的河流通名，在现今的中国已经非常少见并且渐渐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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