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亡，不是亡于满洲，而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的军队主要就是流民，那么这些流民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这一群人里，有一小部分是发不下军饷的官军，有极少一部分是读书人或小手工业者，绝大部分则是失地的农民。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极为严重，虽然工商业有所发展，但尚未能影响全局，决定明朝社稷安危的，还是农业。明朝人可以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官，二是民。
如果百姓都有点种，有饭吃，天下就会安定，不会出大乱子。但是，明朝后期却无法实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地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张居正早在翰林院做编修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上给嘉靖皇帝的“陈时事疏”中，就明确地指出来。
土地都集中在什么人手里了呢？一是皇帝，二是皇亲国戚，三是官宦权贵。比如洪熙元年1425年，北京地区皇庄，也就是皇帝直接所有的田庄，有三处，占地面积不详。但是到了弘治二年1489年，增加到五处，共128万亩。到了正德七年1512年，便有三十多处，面积达370万亩。
洪武年间，河南开封周王府庄田一万亩，弘治十四年1501年，孝宗一次赐周王府52万亩；成化年间，山东济南德王府，三次受赐，共65万亩。
皇帝自己侵占的或是赏赐给别人的土地，动辄几万十几十万亩，来自哪里？还不是普通百姓赖以谋生的土地？难不成还是自己派人开荒开出来的？那么凭什么赏赐给别人？主人从普通百姓变成了藩王和权贵？不就是皇帝老儿一句话吗?难不成还是皇帝从百姓手里买来的，付了征地款？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都带头了，下面的文武百官也是争相效仿，使出浑身解数，以权谋私。嘉靖时期的首辅严嵩有田二十万亩，其家乡江西省袁州府，十分之七的肥田，都是他家所有。此外，扬州、南京等地，还有田庄数十处，占田二万七千多亩。后来的首辅徐阶，在苏州府、松江府等地，占田24万亩。张居正后来被抄家，只有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名下田地基本没有多少，这真是相当地清廉了。
这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除了朝中大员之外，各级官吏用各种手段侵占民田、巧取豪夺的，更是不计其数，无法胜举。不过其基本手段都是一样的，绝大多数都是勾结官府，硬将百姓的良田指为荒地、水洼，然后据为己有，划归到自己名下。
成化二年，户部尚书马昂，北直隶，山东，河南，屡次发生此事，少则2、3万亩，多则5、7万亩，“民受其害，赴京告诉，月无虚日”。张居正后来当首辅之时，就曾亲自处理这样的案子。
明朝初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纳税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亩，而到了隆庆万历年间，也就是张居正改革前夕，鱼鳞图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下四亿五千万亩。
这二百年间，四亿亩土地是凭空消失了吗？当然不是，这些土地只是在鱼鳞图册上消失了，土地还在，只是变了主人，集中到全国少数人手中。这也是张居正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他实施一条鞭法的主要原因。
土地兼并的后果有两个：一是朝廷赋税的流失，二是流民增加，民变四起。
当时的朝廷赋税，都是从土地上来的。或许有人认为，权贵官绅买了那么多土地，上缴的税赋自然也会多了起来。你也太小瞧这些权贵官绅的智商了，他们买到大批良田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勾结官府，在朝廷的鱼鳞图册（明朝的土地登记簿）上，更改数据，缩小自己名下实有的土地面积，其后果便是朝廷收不到钱。
土地兼并，使很多农民失地，不得不成为佃农，租地主的土地。明代自耕农的土地收成，大概有百分之十作为赋税上缴官府，官田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而佃农租地主的土地，所缴地租却要占收成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正常年景，佃农只能勉强维生度日，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曾描绘过佃农的凄惨：“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甚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每当官府征收赋税，“卖屋者有矣，卖田者有矣，卖牛者有矣，卖子女者有矣。敲折之下，何求不足？冤号之声，上彻于天。”
如此下来，一遇荒年，便是举家逃亡，流民四起。历史就是一个轮回，开创大明江山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流民。而二百年后，他的不肖子孙，又亲手制造了无数像朱元璋一样的流民。张居正的变法，就是以恪守朱元璋之祖训为口号的，看得出，他就是想恢复朱元璋杜绝流民的办法。
流民扶老携幼，沿途乞讨，官府不闻不问，皇帝在食“肉糜”。由于当时的城市经济尚不能容纳大量的劳动人口，流民只能逃入深山或边区。弘治年间，光四川一地，就有十几万饥民流入汉中，湖广也有十几万饥有流入河南。
当时的朝廷无有效对策，而是实行禁矿、封山、驱赶流民回籍的强制措施，因而将流民逼上绝路，激起了民变。慢慢地，李自成这样的人就出现了。内有流寇，外有虏患，虽然有张居正变法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大明朝最终还是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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