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感慨,十九世纪的文学是个盛世,到十九世纪末,有世纪末之感。大家没有感受到这个。现在看,这是人类的自作多情。“世纪末”,是无法划清的。文学是千丝万缕的人文关系,不是世纪的转换斩得断的。
决定二十世纪特征的,是1914年的欧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是近代人性破裂的两大基因。欧战是欧洲自渎性的,自己难为自己。革命是一种被蹂躏的残害,对人性而言。这个观点说来话长,现在不讲,以后要写专文,论现代人性怎么被破坏的。
前几年讲古代,中世纪,近代,是分国家、挨秩序、经地域介绍过来的,以增听者常识——通俗地说,凡事当前,要有感觉、有观点;斯文地说,发挥艺术家的神、智、器、识。
据平时课余闲谈,知道大家和以往不同了。课未完,常识已多了不少,神闲不少,气定不少。
要改一改讲法:按题目,分流派讲。没有前面这些常识,不能这样讲。不按题分派讲,常识再多也没用,那么中途来听又不来听的人,是人一走,我这儿茶还未凉。
二十世纪文学巡礼,先讲英国。
除哈代、吉卜林,就要讲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康拉德极富原创性,作品整练有力。他是波兰人。父母早死,舅抚养大,所幸有好家庭教师,十七岁从马赛登船,从此二十年在海上生活。1886年入英国籍。航海经历丰富。三十八岁开始发表第一部小说,小说名《阿尔马约的愚蠢》(Almayer’s Folly)。1897年出小说《纳希修斯的黑奴》(The Nigger of the‘Narcissus’),序文中说出他对现代小说的见解。
初重形式句法,后期疏宕起来(放松了)。不含教训,不主张革命,纯以生动有力见长。写海,感觉整个海浮现在面前。初多写东方故事,后来有小说《诺士特洛摹》(Nostromo),是他最成功的作品。故事复杂,人物众多,写成功失败,爱与恨,是近代生活的大观。又有《秘密委员》(Secret Agent)、《在西方眼光下》(Under Western Eyes)、《机会》(Chance)等小说,都是欧洲生活描写。又写《得胜》(Victory)、《得救》(The Rescue),据说《得救》最完美。
对自然界赞美,我以为还属有神论。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出身布尔乔亚,谋生求学都做过大奋斗,从事过新闻业。1895年首次发表他的传奇(《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他的小说都是幻想的,现在看过时了。倒是他写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1920),我读来兴味盎然,译本很好。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一般都知道他是小说家,其实他的戏剧更能代表他。他是很有主见的人。著作有《法利西岛》(The Island Pharisees)、《村屋》(The Country House)。
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福尔摩斯》,大家都知道。不能算文学家的,但名气太大了。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戏剧家、评论家,又是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为人富于机智,才思纵横。创作《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坎迪达》(Candida)、《武器与人》(Arms and the Man)。1925年获诺贝尔奖。
他说自己是个典型的爱尔兰人,是“生来的孤儿”(指精神和心灵)。赞美他的人,说他每一句都是原创的,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的才能。
当年随母亲到伦敦,先在电话公司干。后写作,也参加过革命工作,到海德公园演说,起劲读马克思。
说来抱歉,我一听到萧伯纳就不佩服(正如我一上来就讨厌甘地)。很简单:既是思想家,何必去找马?不是我有慧眼,而是诚实地看事情。宗教、自然,只要诚实地去看,都好。
明于析物力,陋于知人心,这是马克思理论的要害。
这些人(萧伯纳)不论才华如何高超,口才如何雄辩(不论道德理想如何高超),我不取。
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都是批判社会的,文学上受了易卜生的影响。如何定位?
不要因为莎士比亚而不看易卜生,也不要因为易卜生忘了莎士比亚。永恒是长长的一连串现实,现实是短短的一小段永恒。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谓之“精深”,在妥当的位置上放得很多,谓之“博大”。
美国文学。
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 上次讲过,要补充。这位天才,真的凭直觉,达到极高的知识水准,很可贵。他是十足用肌肉来思想——他是既崇拜尼采,又崇拜马克思。要平衡尼采和马克思,这人只有死。
美国人对杰克已经很淡漠。这是悲哀的。我为他不平。美国人忘了杰克,德国人忘了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我特别推崇他的《海狼》、《野性的呼唤》。写得很好,很壮烈。阳刚的美,可望不可即。艺术家是飞蛾,扑向美的火,烧死。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是阴柔的。杰克的是阳刚的。
为了避开伤感,我放弃了好多题材。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老写平凡的所谓“邻家故事”,开一代风气。美国是西方第一个主张平民化的。美国的富翁也平民气十足。好莱坞的广义,也是平民式的。
法国文学。
当时特别有名的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他无疑是个热心正派的绅士,我少时受他的影响,如果今天还受他影响,我一事无成。一,罗兰将艺术、艺术家极度概念化。二,他的道德力量是极度迂腐的。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
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它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罗兰的书宜浅读,你若深读,即迷失在伟大的空想中。
帕斯卡谈到蒙田,还说蒙田谈到自己太多了。
罗兰的所谓轰轰烈烈,其实就是婆婆妈妈。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伤感情调。
法兰西忘掉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罗兰的理想主义,是英雄主义。英雄主义自卡莱尔来,但罗兰的英雄主义是迂腐的、无用的。
傅雷的英雄主义,第一个回合就不战了,倒下去了。这里是对事不对人,他死,毕竟是勇气。
《道德经》,宜深读。《离骚》,宜浅读。《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
《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
《韩非子》,也宜浅读。
此时法国出了个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出身犹太家庭,以《时间和自由意志论》(Time and Free Will)出名。他的哲学,简单说,就是直觉哲学、生命哲学、创造哲学。意思是从时间的本质上,打破心与物的二元论,建立一元的形而上学。今天不细讲。这种学说,正符合青年们的心理需要,分清物与心的界限,活力至上。
在欧战前成名的法国大作家还有很多,如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为中国熟知。他在上海、福建做过外交官。欧战发生后,许多作家狂热从军(战后统计,九百多位作家死于战事),只有少数人冷静、自守。
战前,立体派诗人很活跃(从绘画的立体派过来),有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雅各布(Max Jacob)、萨尔蒙(André Salmon)。
他们是立体派中坚,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过去的艺术是模仿,现在要创造。阿波利奈尔有名言:当人要模仿步行时,创造了车轮,而车轮不是一条腿。超现实主义是这样出现的。
这固然是高明的诡辩,但我要和他吵:向来的艺术,并非真是只在模拟,他们也超写实,是隐的超写实,现在不过是显的超写实。因为纯粹的写实从来没有成为艺术。
他是出奇兵,我要正规军,大军压境。
我以为,未来派是立体派与达达派之间的介体。未来派主将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主张以机械代替恋爱。我也不反驳,只要问:马里内蒂先生,你自己做得到吗?
立体、未来、达达,这三派势力实在不小。
德国文学。
苏德尔曼(Hermann Sudermann)、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是老作家。新作家有恩斯特(Paul Ernst)、威特金特 (Weidkind),他们主张新古典主义。凯泽、哈森克里夫(Walter Hasenclever)他们提倡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始自德国,文学、绘画,都有影响。文学宣言说:“我们人的精神,不但是吸收印象,这种精神反映这微妙的自然,要融化外在印象,以自我表达之。”
凯泽(Georg Kaiser,1878—1945),写过《加莱的义民》(Die Bürger von Calais),罗丹有同名雕塑。英法交战,法军败,为英军包围。忽来使者,只要加莱城出六人死,可大赦全城市民。加莱市开参议会,一军官认为可耻,对英法皆可耻,号召大家宁死不受此辱。另一参议员艾斯太修(Eustache)主张接受,自愿成六死者之一,保全全城。大家感动,另有六人报名,共七人。艾斯太修说,明天到广场集合,最后来的人就不必去了。翌晨,六人早到广场,唯艾斯太修未到。不久,人抬其尸而来,终见艾斯太修必死的决心。英王感动,又适得太子,不杀六人,大赦全城。艾斯太修永远为法人、英人尊敬纪念。
俄国文学。
1917年后,俄文坛完全改样。老作家或停笔,或流亡。新作家汹涌而来: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马雅可夫斯基十三四岁入党,才气横溢。后来为保全党的颜面,装成失恋而自杀。他的形象、天才,是一流,可是没有艺术品。
我也想写党的颂诗,可是一触这主题,才气马上横溢不出来。你看,这种题目一不许悲哀,二不许怀疑,三不许说俏皮话,四不许别出心裁……那完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时,我也写过诗:
“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别人的祖国。”
这就完了。
大革命前后的散文,都受莱美沙夫(Aleksey Remizov)影响。小说到战后才渐渐恢复。皮涅克(Boris Pilnyak,1894—1938)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有小说《赤裸之年》(The Naked Year),短篇也很好。还有巴别尔(Isaak Babel,1894—1940),是革命后小说家中最成功的,初写几百字的极短篇小说,但其中有刺人的力量。
意大利文学。
二十世纪初是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的天下,但帕皮尼(Giovanni Papini,1881—1956)写过《耶稣传》(Storia di Cristo),震动全欧。他的心态很勇敢,不信传统的偶像,以人的角度写耶稣。中国曾有好译本,读时如面真的耶稣。
帕皮尼是高贵纯洁的绝望者,贫苦孤独,作品温厚细腻,摸下去,才知他的底牌——他最爱尼采。他爱尼采,又写耶稣。
大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代表作《美学原理》(Breviario di estetica),影响了欧洲批评界。
西班牙文学。
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1867—1928)。有中文译本《启示录四骑士》(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血与沙》(Sangre y arena),写斗牛士。
贝纳文特(Jacinto Benavente,1866—1954)。先学法律,后写小说,抒情诗,又写戏剧,和易卜生、萧伯纳是一路的,对西班牙社会痛加讽刺。
下面通盘带一带——
犹太文坛也很有起色。多以意第绪文(Yiddish)写。我只想谈宾斯基(David Pinski,1872—1959)。大戏剧家,思想近于安德烈耶夫,非常绝望。
匈牙利文学。摩尔(Mór Jókai,1825—1904),小说家,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特。
当时裴多菲(Sándor Petőfi,1823—1849)是个民众景仰的英雄,在战场上失踪,不知所终。中国有一位孙用翻译过他的诗集,优美,天然流露。
保加利亚文学。伐佐夫(Ivan Vazov,1850—1921)。人称,由于伐佐夫,世界文学不得不向保加利亚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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