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烈侯　　韩烈侯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烈侯实行改革。严遂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严遂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 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韩烈侯时期，严遂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称“严遂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终严遂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需要指出的是，严遂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远不如魏、秦等国。

　　韩烈侯时期的韩国在现在的河南一带，《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也就是说，韩国祖先最初是被封于“韩原”这个地方的。致韩厥之时，列为晋国六卿之一，即“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献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贞子徙居平阳。至于“郑”这个地方，最初不是韩的领土，而是另外一个诸侯国——郑国。《史记》记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我们知道，春秋与战国分野的标志就是韩、魏、赵的三家分晋。所以，说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应该是郑。《史记》记载韩景侯时期韩的疆域范围：“九年，秦虏王安（韩最后一个王），尽入其地，为颖州郡。”以上资料说明，韩的领土范围大致应是黄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颖水之滨，故在河南界内，郑州、洛阳之间，西北与山西接壤，南不过淮河一线（当时是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