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彼此也有不少差异,而且有所发展和变化。开始，“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明史· 谢榛传》 ）。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诗论也并不过分拘泥，如说“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他还很重视创作中的“超悟”、“兴趣”。到李攀龙声名大振后，复古理论走向极端，“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於本独推李梦阳”( 《明史·李攀龙传》 )，要求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 《送王元美序》 )。 李攀龙死后， 王世贞主盟文坛垂二十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 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褒赏，声价骤起”（ 《明史·王世贞传》 ）。 就在这过程里，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主义某些弊病，曾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 ，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句”（《宋诗选序》 ）的道理，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肯定“直写性灵，不颛为藻”、“不求工于色象雕绘”。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褊狭，有的通达，故其创作中的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近体诗方面都有一定功力， 李攀龙 俊洁响亮， 王世贞精切雅致，吴伦 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 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厚，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尽管后七子复古运动后期，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击下，已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还盛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 ( 《仿佛楼诗稿序》 )。清初诗家如朱彝尊、 毛奇龄的手眼也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影响不小。到了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仍偏袒七子，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