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五(1835)年,邓廷桢任两广总督时,鸦片早已由药材变为以走私买卖为主要形式的毒品,大量非法输入 中国,造成国内烟毒泛滥,白银外流,严重危害着国计民生。对鸦片贸易是弛禁还是严禁的分歧意见已经开始出现.道光十六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正式提出了弛禁论主张,道光皇帝收到 许乃济的奏折后,特批给邓廷桢和 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议复。他们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1836年10月11日)联合上奏,表示赞同许乃济的弛禁论,认为许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并提出了弛禁的具体办法九条。邓廷桢等的这个驰禁章程,把许乃济驰禁论加以发展和具体化,并准备付之于实施,它使鸦片入口、运输、种植完全合法化,当时在广州广为传布,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贩食之人,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鸦片贸易要导致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面前,特别是许乃济弛禁论遭到朱嶟、许球、袁玉麟等人的批驳和正义舆论的谴责后,在广东这个鸦片走私贸易首当其冲的关口,邓廷桢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弛禁主张,认真执行严禁政策。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他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通过十三洋行总商伍崇曜通知 英国商务监督,命令所有停泊在内洋、外洋的鸦片趸船必须全数回国,不得逗留,更不能进入广州港口。但是,由于英国不肯轻易放弃他们鸦片贸易得到的巨大利益,而继续进行猖狂的走私活动,又由于官吏们暗中受贿,与鸦片走私贩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因而执行不力,实际上没有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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