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棺葬最早出现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和西北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其各自独立起源，在当地亦非主流葬俗。约商周之际，典型石棺葬出现在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很快成为流行葬俗，其随葬器物显示浓郁北方草原色彩，这使学界久将岷江上游石棺葬来源指向西北氐羌民族。近年考古发现表明，自公元前4千纪始，甘肃南部史前文化便向川西北迁徙，石棺葬传入岷江上游，并渐扩至川西南、滇西北、藏东等地。云南元谋、永仁等地发现年代偏早的石棺葬，其与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显非同一系统，族属亦不相同。其在西南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值得关注。
一、死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古老哲学命题。古往今来，人类也因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丧葬规则和礼俗，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丧葬文化。最早有意识为死者举办丧礼的行为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发现，尼安德特人(HomoN eanderthalensis)已出现为死去亲人举办葬礼，并将随葬品(食物、工具、饰物等)放入墓穴，甚至在尸体上摆放鲜花、抛洒赤铁矿粉。与尼人共存了很久的现代人(AnatomicallyModemHumans)在距今13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在地中海东岸利万特(Levant)的Qafzeh洞穴发掘出一批距今10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墓葬，也显示出进步的丧葬行为。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的丧葬方式日趋复杂且规范化，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族群差异。总体上看，在一般的河谷平原长期实行土葬，后来逐渐出现木制棺椁葬具。但在有些丘陵山地，由于生活空间的狭窄或土地资源匮乏，人们不得不在山崖凿挖墓穴或开采石材营建墓穴。可见，人类的丧葬方式和墓葬结构一方面要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各自生活区域的环境和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二、石棺葬是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中国境内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自东北向西北、再折向西南这条弧状地带上。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东北的辽河上游(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北部)；另一个是西北的黄河上游(甘肃和青海)。东北地区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前)，有学者将该文化的墓葬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为竖穴土坑葬，乙类为土坑石棺葬，丙类为积石石棺葬，三类墓大致呈现出递进的早晚关系。实际上，红山文化的石棺葬为数并不多，石棺结构也较特殊，有石棺也有石椁，甚至在墓上大量积石。在辽宁西部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遗址群发现了10余处大型积石冢。每座积石冢的中心用石块或石板垒砌大墓，周围分散小型石棺葬，特点是大量积石，很多用石板层层叠筑而成。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100～3500年)，开始出现用石板垒砌的石棺葬，但数量也不是很多。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3000年前后)时期，石棺葬开始流行。与此同时，在东北吉(林)长(春)地区、辽东和冀北也常见到石棺葬。可见，整个东北亚地区石棺葬的流行以及在墓上大量堆放石块的习俗，或许就是在红山文化的背景下逐渐扩散开来的。西北地区的石棺葬始见于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4600年)，出现时间与红山文化大体同时。在黄河上游的青海同德县宗日墓地发掘出2l座有石质葬具的墓，其中石棺葬8座。特点是在墓穴中央用石板拼筑长方形石棺，无底板，墓顶加盖石板(或不加封盖)。另发现少量用石板构建的石椁，内置木棺；还发现有用石板木板混建的墓穴。宗日墓地共发掘墓葬341座，可见石棺葬仅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发掘者称，这批石棺葬在墓地中未显示任何特殊之处，也不像是某个特殊群体所为。稍晚，在甘肃景泰县张家台发现一处半山文化(距今4600～4300年)墓地，共发掘22座墓，近一半为石棺葬；另有一座木板与石板混建的墓穴，余皆土坑葬。同时期的石棺葬也见于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遗址，由于破坏严重，结构、数量均不详。进入青铜时代，在青海和甘肃境内的湟水流域发现有零星的辛店文化(距今3600～2600年)石棺葬。到在青海刚察县砖瓦厂发掘一处卡约文化(距今3555～2690年)墓地，有石棺葬21座。前不久，在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发现一座石棺葬，无任何随葬品，从出土层位看，属寺洼文化(距今3300～2500年)的可能性较大。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东北与西北两个地区的早期石棺葬似乎不大可能存在文化上的源流关系，它们是独立起源的，特别是两地的石棺葬在各自文化中所占比例并不突出，并非所在区域丧葬文化的主流。
三、后来的石棺葬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的广大丘陵山地，大约在商周之际，在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出现了典型的石棺葬。这种特殊结构的墓也被称作“版岩葬、石板葬(墓)”或“石室葬(墓)”。由于石棺葬大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河谷山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加之与内陆关山阻隔，很快便成为一种具有强烈边地色彩的文化特质。石棺葬普遍随葬一种造型特殊的双大耳罐，特点是宽錾大耳，罐腹部流行左右对称的螺旋状磨压暗纹，形状颇似长有大角的羊头；也有的在罐腹部用浅浮雕手法捏塑牛头纹；个别甚至用绿松石珠或小铜泡镶嵌组成类似纹样。石棺葬随葬的铜器以武器、工具和小件装饰品为主，器类和造型显露出浓郁的北方草原色彩。
有鉴于上述种种，学术界对石棺葬的来源和族属很早就指向西北地区的氐羌民族。如早年郑德坤先生在论及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时，便将其视为“理番文化”，并认为这是一种中原、草地混合型文化。为此他指出：“就其(理番文化)遗物内容而言，此种文化与甘肃文化最相近。理番陶器形制原以中原制度为本，然其显为外来影响者，即与甘肃陶器之特质相同。理番陶形共20类，其与甘肃陶形完全相同者居其半。……带耳陶器为甘肃作品之特色，而理番亦以此为特质。理番铜器以匈奴或斯西安工业品为主，甘肃铜器亦非例外，然西宁寺洼出土之连珠盾饰、铜钮略作三角形之甲裙鳞版，均为版岩葬遗物之特著者；他如贝币及绿松石珠之发现，亦可见两地文化之接近不仅限于陶器铜器而已。理番位处甘肃洮河流域之南，山连地接，其文化内容之相近故非偶然。”郑氏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尽管当时的考古发现很少，但已有考古学家敏锐地捕捉到川西南地区石棺葬与甘肃南部之间存在文化联系。1947年，裴文中先生将其在甘肃礼县长道镇所获一件双大耳马鞍口灰陶罐视为安佛拉(Amphora)与寺洼文化混合物，并断其为汉代以晚的东西。旧川夏鼐先生认为那件陶器与临洮寺洼山遗址所出陶器近似，与岷江上游理番文化石棺葬所出双大耳罐更为密切。还有学者指出石棺葬中的双大耳罐尚保留着齐家文化的色彩。
1970年代，冯汉骥、童恩正先生撰文明确指出：“石棺葬中最为普遍的和最有特征的陶器双耳罐，似与甘、青或陕西地区的同类陶罐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如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中的双耳罐，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所出的I式双耳罐与此地的I式双耳罐均已十分近似，而三地所出的单耳罐亦大致相同。特别是Ⅲ式双耳罐口沿俯视成尖核桃形，平视成马鞍形，而椭圆形之马鞍口式双耳罐则为寺洼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又此地的高颈罐，与寺洼山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中所出的同类陶罐也十分相似”。“……石棺葬的建造者所表现的文化，其中虽杂有很大一部分汉族的东西，其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也是极为明显的。所以，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而南下留居与此。”1986年，童恩正先生撰写了《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此文专辟章节论述石棺葬，并着重指出：“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的相似。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氐族的可能性较大)所采用的一种葬具，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
四、老一辈学者对石棺葬的来源和族属所作推论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很多认识还只能停留在假说的层面。最近20余年来，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有关石棺葬源流的线索也渐渐浮出了水面。1990年代以来，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加强了在岷江上游、川北草原及大渡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并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使得这一区域自史前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脉络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近10余年，在川西北的茂县波西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马尔康市哈休遗址，都发现了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中晚期(石岭下阶段)遗存，可证中原系统的原始文化已涉足西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在岷江上游屡屡被发现，如茂县营盘山就发掘出规模可观的马家窑文化聚落遗址。”特别是在更南面的大渡河流域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身影。在下一阶段，有少量齐家文化的遗存现身于岷江上游和川北草原，但规模和影响似乎相对有限。1970年代，在茂县发现一批石棺葬，随葬有灰陶或灰皮陶双大耳罐、簋式豆、单大耳罐、长颈壶(罐)等，这批陶器无论是造型还是质地均带有明显的寺洼文化作风，与甘肃南部早期寺洼文化的随葬陶器异常接近，年代或可早到晚商或商周之际。到前不久，同样的石棺葬及其随葬品在茂县营盘山再次被发现。
上述考古发现证实，从甘肃南部经川西北折向西南的这条历史大通道早在公元前4千纪便已凿通，并持续到晚近的历史时期，而此通道的出现与川西北石棺葬的起源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以下细节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其一，体质人类学。郑德坤先生曾提及“版岩葬”出土人类颅骨的长宽指数为七三强，显系长颅型，与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sson)在甘肃所获的人骨颇为相似。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今后需要加强两地的体质人类学比较研究。其二，火葬。在理县子达砦曾发现少量火葬墓(SZM202、SZM203)，特点是在棺内遗留有零碎烧黑之残骨，系经火烧后在行埋葬者。旧刮类似的火葬习俗在甘肃南部的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墓地均有发现。前者如临潭县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那里的火葬墓形式多样。有的将骨灰装入陶器，埋在墓口上方一角，再用石板将陶器圈围起来；有的用石板制成微型石棺，将骨灰放置其内；有的开挖小型圆角长方形墓穴，将若干存放骨灰的陶器集中放入墓穴，再用石板圈围；还有的将骨灰播撒在偏洞室墓穴内，外侧摆放随葬陶器，形同一般的土葬墓形式。后者如临洮寺洼山墓地，将尸骨焚烧后装入陶器，再埋进墓穴。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在甘南还是川西北地区，火葬的数量在墓地内都只占少数，它们很可能是对某些非正常死亡者实施的特殊处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临潭磨沟墓地的火葬墓普遍采用小型石棺葬的形式。其三，白石崇拜。在四川茂县别立、勒石两座墓地均发现有随葬白石的现象。如别立M17墓主头部两侧各放置一堆白云石碎块；别立M9将白石碎块撒在墓主棺下的生土上。又如勒石M3墓主头前放置较大的石块；勒石M14随葬2件陶罐内盛放有数粒白云石块。随葬白石(或石块)的现象也常见于甘南一带的齐家文化或寺洼文化。1970年代，在广河齐家坪墓地发掘100余座墓葬。其中，有超过1/5的墓随葬砸碎的小白石块，少者数10块，最多达200余块。这些碎石一般放在墓主腰际或肘部内侧，也有的放在身体下或头部左右。在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此类碎石多放置在墓主骨盆部位，少量放在头部左右，或撒在墓道中。在临兆寺洼山也发现个别墓主身体下放置砾石快，应属此类习俗的孑遗。川西北石棺葬随葬白石的习俗应源自甘南。其实，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将其与羌人的“白石崇拜”挂钩。其四，陶器。川西北石棺葬随葬陶器数量不多，种类也相对单调。如年代偏早的石棺葬主要随葬双大耳罐、簋式豆、单大耳罐、长颈壶(罐)等，大多素面无纹，格调素雅，造型和器类组合与甘南一带早期寺洼文化的随葬陶器相近。稍晚，川西北石棺葬部分随葬的双大耳罐在器腹磨压螺旋盘曲大羊角暗纹，奇特的造型和纹样遂成为川西北石棺葬中最富代表性的元素，如普遍采用流线型宽錾大耳，器口侧视略微向内凹、俯视椭圆形或菱形(即核桃形)，部分晚期的双太耳罐器口折成近900夹角，颈部流行磨压竖条暗纹，腹部磨压盘曲螺旋大羊角暗纹或捏塑牛头纹。再有，石棺葬中随葬的陶器常见刻划“文字”或“符号”现象，这也是甘南和陇南地区寺洼文化陶器的普遍特征。其五，铜器。川西北石棺葬随葬铜器以武器、工具和小件装饰为主，包括铜戈、铜刀、铜斧、铜矛、铜鞲、铜扣、铜管等，上述器类在甘南一带的寺洼文化中也很常见，且造形接近。其六，骨器。川西北石棺葬流行随葬一种骨管，有的表面刻画简单几何纹，管内常常装入骨针，此即北方草原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广为流行的骨针筒，后来亦常见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中。
五、以上现象不难得出下列结论：即川西北石棺葬的出现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和青铜文化的不断南下有密切的关系。自公元前4千纪始，随着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大规模扩张，不断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施加影响。约当公元前4千纪下半叶，分布在陇山以西的仰韶中晚期文化中有部分沿青藏高原东麓迁入岷江上游和川北草原。到了马家窑文化时期，已基本掌控了川西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继续沿龙门山脉的东缘向大渡河流域渗透。目前，有关这一文化迁徙的背景还不清楚，但气候与环境的改变及人口压力可能是其中的重要诱因。这一事件的后果不仅加速了宝墩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形成，也将黄河流域的文化输往长江流域。所不同的是，进入川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并未像西北那样演变到半山-马厂文化，而是将其文化元素融入当地的史前文化，对成都平原及西南一带的原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有个别齐家文化遗存现身于岷江上游和川北草原，但并未显示出扩展其势力范围的意图，而是借助这一南北通道，扮演着某种文化中介的角色。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部分来自甘南的寺洼文化人继续向地广人稀的岷江上游寻求发展的空间，茂县石棺葬所出带有寺洼文化风格的陶器即可为证。截至目前为止，在川西北一带尚未发现仰韶中晚期(石岭下类型)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也不知此时是否存在石棺葬的习俗。齐家文化的墓葬尽管有个别发现，但形制亦不清楚。如此，茂县随葬有早期寺洼文化陶器风格的石棺葬就成为当地最早的石棺葬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晚商或商周之际。此后，随着这批外来移民在川西北地区扎下根，势力不断坐大，并将石棺葬这一文化特质相继传人四川境内的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一带，进而持续地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广阔丘陵山地，并沿着南北向的河谷传播到金沙江上游、滇西北、藏东、黔中和黔中南等地。时至今日，此葬俗在西南某些偏远地区仍可见到。
六、以上对石棺葬的来源以及在此类文化特质，在西南地区的扩散过程进行了梳理，并深入论述了石棺葬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需要指出的是，这其间还有一些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首先，石棺葬在中国西北地区并非丧葬文化主流，在甘南一带亦较少见，为何到了川西北方得以光大，成为一种流传甚广的丧葬习俗？对此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既然川西北地区的居民是由不断来自西北的移民组成的，石棺葬又率先出现于马家窑文化，那么，古老的西北氐羌民族将此葬俗引入川西北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些外来移民一旦在岷江上游的高山深谷内落脚，很快便发现当地盛产的页岩和片麻岩非常适合于制作石棺，而且为此耗费的工力也较之砍伐林木、制作木棺要便利许多；加上石料较之有机木材更为坚固耐用，几个方面的优势使得石棺葬很快成为一种定制而普及开来。其次，石棺葬中有部分随葬的双大耳罐器腹和器耳捏塑有乳钉或乳突，此类装饰鲜见于甘肃南部的齐家文化或寺洼文化，当另有来源。考虑到分布在河湟地区的卡约文化双耳罐流行捏塑乳钉或乳突的现象，此类元素或许来自北面的青海地区。联想到大渡河上游的麻尔柯河即源于青海，循此河谷上溯可达青海班玛县，由此继续向北及通往黄河上游；四川西部的雅砻江经河渠县可通往青海玉树地区。显然，青海与川西北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是可能的。第三，经比较可知，分布在岷江上游、川北草原到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及滇西北、藏东这一广阔范围的石棺葬，普遍随葬磨压螺旋盘曲羊角暗纹或捏塑牛头纹双大耳罐，此类元素起源于岷江上游，逐步向西南一带扩散，并呈现越往南时代越晚的趋势，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第四，童恩正先生曾指出，金沙江流域的云南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等遗址，发现的部分石棺葬年代或可早到商代(当地为新石器时代)。对此又作如何解释？我们也注意到，这批石棺葬的年代确实年代较早，它们与川西北地区的石棺葬显然不是一个系统。这些石棺葬在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这一事例的另一个启示在于，西南地区石棺葬的起源并非一元；元谋和永仁的石棺葬当属另一文化圈，族属亦有差别。最近，在大渡河流域也发现了年代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文化面貌也很独特。上述现象再次印证了“不同民族可以使用同一文化，同一民族亦可接受或使用不同的文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石棺葬文化。
羌人从商周乃至新石器晚期以来的西迁和南迁曾经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问题，并达成了许多一致的意见，如认为今天川滇西部的许多民族都与历史上的羌人南迁有密切的甚至是源流关系。但近年来台湾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着作，对这种“典范羌族史”进行了全面解构。他认为文献记载中的“羌”并非一支客观上源流相承的族群主体，而是一种主观上的族群认同。文献中反映出的羌人的西迁和南迁并非有一支民族主体在迁徙，而是一种华夏西部边缘的族群认同观念的变迁。这种意见有很多的合理因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汉晋时期西北地区的氐羌系民族确实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南迁，并对其后川滇西部地区的古代民族和文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并非仅仅是一种主观上族群认同的变迁。广泛分布于川、滇西部的石棺葬遗存在西汉以后的消失便是这次民族迁徙的结果。
一、关于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和基本生产生活状况的记载，以《史记·西南夷列传》最为翔实可靠。司马迁曾有机会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卷一百三十)。在亲自考察的基础上，司马迁对西南各族群做了分类记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卷一百一十六)。以上断句依据中华书局标点本，笔者完全同意这种断句方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太史公这段记载中的“笔法”：先是列举一大类民族中的几个代表，然后对这类民族加一概括的判语，最后对整个西南夷作一界定。其中夜郎、靡莫(包括滇)、邛都为一大类之代表，判语为“魋结，耕田，有邑聚”；巂、昆明为一大类之代表，判语为“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徙、筰都、冉駹又为一大类之代表，判语为“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白马自为一类之代表，判语为“皆氐类也”；最后总结：“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十分明显，所谓“皆氐类也”指的只是“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的一类民族，太史公并不认为冉駹以南(包括冉駹，今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的民族为氐羌。可见到西汉中期，川滇西部的广大地区的主体族群中并无氐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的相关部分完全照抄《史记》，说明这样的状况在西汉中期以后可能还延续了一定的时间。
然而到了东晋常璩作《华阳国志》和南朝刘宋范晔作《后汉书·巴蜀志》时，冉駹中便有了氐羌的身影。“(冉厖)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而且其风俗也为“死则烧其尸”，“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后汉书》卷八十六)。冯汉骥先生就认为与羌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地区或许就是《后汉书》中“广汉羌”的分布地。不仅冉駹有氐羌，而且其南部的筰都地区有“白马氐、髳羌”，邛都地区有“越巂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也说“(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卷四)。那么，似乎在汉晋时期，氐羌系统的民族从川北甘南地区，迅速流布于川西横断山系和云贵高原间。王明珂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样情况，但他坚持认为汉晋时期“羌”或“氐羌”的这种移动，是因为此时华夏边缘的向西南扩张而带来的族群认同的改变，并非有一支族群主体在迁徙；他还绘制了这种观念变迁的图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看似精致，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羌”或“氐羌”的南移下确实表现了一支北方游牧族群大规模南下的史实。
川滇西部南北走向的横断山系和其间的河谷，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确实是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地带。许多古代民族沿着这些河谷频繁地进行着南北迁徙，尤其北方人群的南下十分突出，带来了许多北方的文化因素。早年在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的姜维城和建山寨便发现过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大渡河中游的汉源狮子山遗址中也有这种彩陶出土。近年来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在茂县营盘山遗址又再次发现了大量的彩陶片，彩陶图案题材中有弧线三角形、变体鸟纹、蛙纹等种类。据观察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类型——石岭下类型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表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已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入到川西地区。进入铜器时代后这样的情况更为突出。张增祺先生认为：在云南的青铜文化中，发现过诸多较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的色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各种动物为母题的铜牌饰，以及包括双环首青铜剑存内的曲柄青铜剑、弧背青铜刀、带柄铜镜、双耳陶罐、蚀花肉红石髓珠等诸多器物。这些遗物与我国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有的可能直接来源于中亚或西亚地区。霍巍先生也对西南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带柄铜镜以及盐源地区的出土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做过专题研究，认为这些文化因素都来自北方地区，甚至有通过北方地区传来的异国文化。童恩正先生提出了“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理论，来解释两地间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上的联系。后来这一地区更是著名的民族通道——藏彝走廊。因此，氐羌系族群在汉晋时期的大规模南下并非没有可能。要确定这一问题，还要仔细地对比分析相关的文献材料。
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卷一百一十六)。相同的事件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却记载为：“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乎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卷四)。《史记》中的“滇”《华阳国志》中变成了“叟”，《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又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三国时期南中大姓雍闾反蜀，“使孟获说夷叟”。而我们知道“叟”往往与西北地区的氐羌系游牧民族相关，《汉书·武帝纪》中说：“北发渠搜，氐羌徕服。”《华阳国志·汉中志》说阴平郡“多氐使”，又说武都郡“有氐傁，多羌戎之民”，“傁、搜”即“叟”。从引文中看似属于氐羌民族系统。这种现象并非只能由《史记》与《华阳国志》的对比才能看到，西晋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载南中平定后，“赋出叟、濮”；又说“越嶲郡自丞相讨高定(元)之后，叟人数反”(卷三十二)，等等，也不言“滇、夜郎”而言“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卷四)。滇、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两个族群和聚落中心，在《史记》中明明是“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这时怎么变成了“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别实史料之间在太大，绝非同一个民族的演变，明显是有一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代替了原来以农耕为主的民族。
从对其它文献的分析得到的认识来看，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或许就是“氐羌”，可见“氐羌”在西汉以后时期的南移，并非仅仅由人们的观念变化造成，历史上确有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在南移。《后汉书·西羌传》中说：(秦献公时羌族首领)“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今青海境内)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卷八十六)。可见历史上氐羌南迁确有其事。上引文献记其开始南迁为战国之时，但最初只是在湟中一带(今湟水流域)，真正大规模进人横断山系和云贵高原，当离战国有一定的时间距离。所以才有“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的说法。
结合前面的分析，氐羌系族群的这次大规模南迁当在西汉以后、汉晋之间。弄清了汉晋时期甘青地区游牧为主的氐羌系统民族大规模南下的史实，便可为我们探讨石棺葬族属的问题提供一个可靠的历史背景。这类石棺葬遗存从川西北一直分布到滇西北，其中石棺的具体形制还有一定的差别，然而主要器物中都有双耳陶罐、三叉格铜剑和铜柄铁剑等。许多学者一见到这些器物，便认为其属于西北地区的氐羌民族系统，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这类遗存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到西汉时期，这一时期分布在该地区的主要是《史记》中记载的，以冉駹、邛都、徙、巂、昆明为代表的许多民族。如上所述，司马迁恰恰认为他们不属于氐羌。司马迁作为当时人，其意见是值得尊重的。再者，如笔者前面所分析的，氐羌西汉以后才大规模进入该地区。也就是说，氐羌大规模进入该地区的时期恰恰是石棺葬消失的时期，怎么能说石棺葬属于氐羌系统的遗存呢？从文献上看，氐羌是行火葬的民族，与用石棺、行土葬的风俗实不相干。《苟子·大略》说“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缧也，而忧其不焚也。”注云“氐羌之俗，死则焚其尸”(卷二十七)；《吕氏春秋·孝行览》说“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卷十四)；《后汉书》云：“羌人死皆焚其尸”；《庄子·逸篇》说“羌人死，焚而扬其灰”(《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墨子·节葬下》中也说“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卷六)。此秦西之国，当也属氐羌系统。氐羌既行火葬，那么其大规模进入川滇西部之时，当然正是这里的石棺葬消失之时。有几处墓地中石棺葬被火葬墓代替的事实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前面讨论到《后汉书》中所记的冉駹，在氐羌进入后开始行火葬之事也可作为一证。这样看来石棺葬确实非氐羌民族的遗存，而是氐羌进入之前这里的土著民族的遗存。但是，石棺葬中主要的器物双大耳罐等，确实指示着其与西北地区古文化的渊源关系。笔者认为：不妨将其族源和族属的问题分开来看。从族源上讲，石棺葬民族的主体之一可能的确来自西北地区，但年代久远，文化面貌和风俗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再视为同一系统；从族属来讲，他们自然属于司马迁所谓的冉駹诸夷，不得以氐羌称之。土着民族与外来民族本来就是相对概念，虽是外来，长久居住之后便成了与新的外来民族相融合的土着民族了，不能等同视之，而且相似的文化因素也可以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观点来解释，不一定就表现了古代民族的族属和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