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要了解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必须了解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的历史变迁。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法国王位时，年仅20岁。虽然年轻，他却看到了“旧制度”的种种弊端。旧的体制下，贵族不仅可以免税，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税收负担全落在贫困者身上，使他们更加怨声载道。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经济上虽然繁荣，但在财政上却连年亏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新的力量正在形成，他们承担着整个国家的重负，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于是提出自己的要求。
图二
面对如此困境，路易十六决计借财政问题向贵族开刀，并对让人生厌、举国怨恨的“旧制度”进行改革。未曾想，一场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却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讲述的是法国的历史，但是，书中分析的社会政治规律，放在今天中国的背景下仍有其理论及现实意义。
图三
一、法国大革命展现一国惊心动魄的财政史
路易十六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其实他本就无心朝政，只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醉心于修锁，且极富创意，与热衷于木匠活的中国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有些类似。他甚至为解决断头台斩刀卷刃的问题，亲自设计图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不久却成了这部杀人机器的刀下之鬼。
1.剑指特权阶层的财政改革屡屡受挫
路易十六接手的本就是一个烂摊子，他却积极支援美国独立战争，一度打败英国，致使国库空虚。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摆脱财政困境，必须对下层积怨已久的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改造，他决定让贵族和僧侣同第三等级享受一样的税率。为此，他做过多次努力，皆因触及特权阶级利益，均以失败告终。万不得已的国王同意召开已经中断了160多年的三级会议，决定向会议提案对特权阶层征税。
当时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僧侣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归入第三等级，占全国人口99%的第三等级代表将三级会议当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难得机会，由于路易十六难以把控局势，于是，一个以财政改革为主题的会议竟然一步步引发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最后，没有任何残暴行为的国王路易十六却被送上了自己设计的断头台。耐人寻味的是，在投票决定国王生死的时候，赞成国王死刑的投票并非来自平民代表，甚至很少有革命党，而最希望国王死去的却是教士和大贵族。
2. 失去掌控的财政改革终将导致旧制度的自我毁灭
路易十六的死并未终止屠杀，相反，恐怖行为愈演愈烈。据统计，仅1791——1794年，经过审判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人达六七万之多，战争时期被随意处死的人还不包括在内，他们被处死死还都是革命的名义。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罗兰夫人，面带微笑走上断头台时所发出的声音：“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还有一个72岁的老人马尔泽布，由于自愿为路易十六辩护，后来与家人一起，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他的外孙女因为有孕在身，逃过一劫，生下一个儿子，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
图四
雅格宾派制造了严重的恐怖，“恐怖主义”一词也由此正式产生。而那个被称为现代恐怖政治鼻祖的罗伯斯庇尔，在把众多的贵族以及自己的战友砍掉脑袋之后，自己也在群众的辱骂声中，坐在囚车里缓缓驶向革命广场的断头台。罗伯斯庇尔死后，人们在其墓碑上刻下的墓志铭也颇耐人寻味：
这里埋葬的是我——罗伯斯庇尔，
过路人，不管你是谁，不要为我悲伤。
要是我还活着，你就得死亡。
财政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保证，最终导致“大革命”的爆发。法国大革命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令人振奋，过去，俄国、中国和众多国家的革命者总是全面地歌颂法国大革命，认为这是开创共和制，打倒皇权的典范，而很少讲它的阴暗面。那种打着革命的旗号，搞恐怖行为的作法，被历史证明是不足为训的。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所以，在越来越多地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财政绝非仅仅是宏观调控的工具，更是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公平正义程度的一把标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
图五
二、托克维尔“悖论”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其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问题是一场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怎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呢？这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大革命并非在完全停滞的状态下发生，而是在改革已经启动，统治已经显得开明，社会已经看起来繁荣的条件下发生。因为旧制度的某些部分已经废除时，人们对余下的部分更加不能忍受，也更加怀抱铲除的希望。“繁荣却引发革命”，这就是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值得深入挖掘。托克维尔是个反经济决定论者，他认为，原来一个社会是否发生革命或暴乱，不一定是在它经济最糟糕或社会最压抑的时候。相反，恰恰在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反而容易发生革命，因为社会期望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实际生活的改善，而人民有了一定的思考和行动自由。既然改革让公众期望不断攀升，那么，不改革，是否就不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了呢？这显然不是《旧体制与大革命》的结论。凡是在改革之前三十年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国不存在改或不改的选项。改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随着改革的进行，公众期望攀升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和有效化解因公众期望值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图六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当时，如果路易十六能够以更高的视点观察判断所面对的形势，借助第三等级的力量，顺水推舟，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即适时地把财政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贵族诸多特权方面采取一些实质性的作为，更加主动地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制度改革的会议，法国或许会顺利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
三、财政改革应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图七
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曾讲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般来说，人们并非不知变法有利于国家，知道不变革的后果是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但是，他们担心的是变革给他们自己带来的损失。在这些人看来，变革为社会带来的公利无法马上见到，变革带给个人的损失却近在眼前，他们也就不会用个人的损失换取社会的公利。”回望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原本是路易十六重要依靠的贵族和教士，他们的种种表现，让我们感到既可憎又可悲。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目的是取消税收豁免，让贵族和教士交出他们的特权，跟其他人一样纳税，这已是大势所趋。但要做到这一点，贵族和教士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站位”，才能以局部利益的舍弃，换来自身的安宁。但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当愤怒的人们将绞索套住其脖颈时，才发出“悔不当初”的哀嚎。
人数众多的第三等级，本就不满意纳税多而权利少的政治地位。所以，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仅事关财政事务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对此，路易十六没有任何应对预案，这样看，国王早在他批准召开三级会议的那个晚上，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而作为旧制度的象征，他或许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至止付出其生命，正如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演说时说的：“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告诉我们，不要指望经济繁荣带来持久稳定和发展，繁荣也可能引发深度变革；更不要指望文人政治的理性设计和诗性情怀能够集所有智慧之大成，因为理想主义与激进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0多年来，正是以“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去沉疴于自我革命，除痼疾于壮士断腕，步步逼近光辉的山巅。到今天，这一伟大的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已是呼之欲出
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为此，我们要认真借鉴中外历史上财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充分发挥，积极稳妥地推进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各项财政改革任务。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能够有效解决的一般性竞争领域，财政资源的配置可以逐步减少，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能够真正实现。在政府调控上，应更多地通过经济手段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对限制和禁止进入的领域，通过“负面清单”的形式对各类市场主体统一施行。
图八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所写成的的长篇小说《双城记》是部经典之作，其开篇的一段话意味深长：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
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
那是信任的时代，那是怀疑的时代；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
图九
这是作者对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的时局作的一个既高度概括又富有哲理的描述，看似矛盾，实则深邃。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把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实践中，坚定政治定力，牢记“国之大者”，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财政体制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增强对财政改革复杂性、艰巨性的心理预期，努力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通过不懈的奋斗，我们必将迎来财政事业“最好的时代”和“希望的春天”。
（濮阳市财政局 张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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