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引出的疑问
西汉武帝初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史上无疑属于那种重大事件，即使最简单的通史著作也不能不写上一笔。
这一笔的写法，也早已定性，即说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此说已经如此流行，以致成了一种历史常识。
然而，常识并不总是等于真理[1]。人类认识史早就反复证明，有些所谓常识，似是而非，往往令人由轻信它而走向谬误[2]。
其实，对这种常识性说法，早有异议出现。例证不必远举，还在这个世纪的早期，易白沙批评汉武帝利用孔子做傀儡，列过一份“为之倡筹安会”的十君子名单，董仲舒便屈居第四[3]，说明他不以为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倡议者。六十年代前期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关于此举过程的叙述，也与别的通史著作不同，尽管仍说董仲舒首倡其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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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人民出版社，1983年
也许由于这些异议在结论上似乎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云云没有明显不一致的缘故吧，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因而前面的说法作为常识的尊严便保持住了[5]。
不过事实是不讲情面的。当我们仔细查核有关独尊儒术历史的文献记录以后，便只好承认，所谓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而作出的决定这样一种流行结论，最经受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
一个简单的事实引出了疑问。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建议的时间，几乎所有通史著作都系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那时，刘彻由太子而即皇帝位，只有半年，才举行正式的登极典礼，年龄多大呢？十五岁[6]。虽说在这以前，他已做了八年皇太子，受过预备做皇帝的各种教育，但终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毫无实际的政治经验。这样一个少年，即使作为储君，可以提早行冠礼，在古人眼也不算成人，居然能决定采纳不采纳改变整个统治思想的建议这样的大事，于逻辑上说得通吗？不可说违反常识吗？
逻辑推论当然不能代替事实考察。汉武帝号称雄才大略的皇帝，与秦始皇堪称伯仲，不待说也可由上述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推论，说是那恰当证明他从少年起在政治上便有非同常人的天才。清朝以来的许多论著，将独尊儒术归功于或归咎于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看来就是出于这样的同样可以说成是不顾常识的假定。
于是，我们只好从头开始，对最初的矛盾记录重作清理。
时间记录的矛盾
讨论我们的题目，目前还只能依据文献所提供的原材料。而主要的文献，自然是《史记》和《汉书》。
作为刘彻的同代人，司马迁不仅熟悉建元至天汉四十年间的宫廷政治内幕，而且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今上”很不佩服。因而，他的目击记录，属于最古老的，其可靠性难以怀疑的原始材料。但出于现在还不太明白的原因，正是我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位大史学家留下的却多属碎金断玉。譬如他给自己的先生董仲舒，只立下了短短三百来字的小传，并且只允许董仲舒附于“儒林”的骥尾。他甚至没有提到那篇令西汉经学家们五体投地的“举贤良对策”，尽管那时“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7]，似乎写此人不会触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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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像
选自《三才图会》
大写儒术独尊史的班固，或者是他的父亲班彪。他们满怀敬意地给董仲舒另立专传，还不辞辛苦地抄录了董仲舒三篇对策的问答全文。正是他们，断言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主持者[8]，而董仲舒是这场大事的发动者[9]。然而，也正是他们，就这同一件事情，记载自相矛盾，给后代学者的叙述带来混乱，以致尽管清代以来为弄清事实有过许多考证，但至今仍有再加考证的必要。
要确定董仲舒是否首先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要紧的是确定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时间。但就是这个起码的事实，《汉书》便有不同说法。
作者替汉武帝在位期间编写的大事记，曾明白的说汉武帝策问贤良的那篇诏书，发布于元光元年（前134），并指出董仲舒、公孙弘都在这一年应诏对策[10]。
但作者替公孙弘作传，却说此事发生于元光五年（前130），还指出汉武帝亲自确定公孙弘对策为第一[11]。
到了董仲舒的传记里，时间却变成不确定概念。司马迁记载董仲舒的履历，有这样一句话：“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根据上下文看，时间当在建元六年（前135）以前好几年[12]。班固或者班彪照抄《史记》原文，却在中间插上一长段话，先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里不说对策时间，又说“前后百数”，显然故意含糊其辞；接着全文引用董仲舒的三篇对策；然后又说“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下文又抄袭《史记》，显然是告诉读者此次对策在建元六年前[13]。
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同一部书里便有三种说法，叫人该相信哪一种呢？
不妨核对一下《史记》的有关记录，据我初步统计，《史记》提及建元初至元光末汉廷招贤良文学的活动，凡有九处。记录虽然都很简单，却可得知这十二年里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贤良的年份。其中有两个年份无可怀疑，即建元元年（前140）[14]，元光元年（134）[15]。第三个年份，即元光五年（前130）[16]，却有疑问，因为记录仅一则，内容为公孙弘再度被郡国推举应文学对策，而事情与元光元年的两则记录重复。由此可以判断，此则记录的系年，元光五年当是元光元年之误[17]。
就是说，根据《史记》，汉武帝初期招贤良文学，实际只有两次，即登极那一年和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汉书·公孙弘传》说元光五年公孙弘对策第一的那一次，在时间上沿袭《史记》的误记，将同一事件分记于两年。
尽管《史记》没有说到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但由于班家在西汉末曾得到皇帝赏赐的宫廷藏书副本，因此《汉书》所录三篇对策的真实性，可以不必怀疑。现在只需要推断董仲舒对策的时间，究竟在建元元年呢，还是在元光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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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
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现藏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以前，我曾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认为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都应在建元元年提出，因而认为《汉书·武帝纪》把他们应诏对策系于元光元年，是搞错了时间[18]。但经过再核查原材料，感到自己其实也犯了过分相信清人考据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以前判断董仲舒在建元元年被举贤良并提出“天人三策”的主要依据，为《史记·儒林列传》的一段叙述，不妨引录如下：“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只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据行文的语气，“自是之后”云云，很容易理解成下文所开列的名单，就是建元元年应诏的主要贤良，当然也包括董仲舒。但细查不然。在这份名单中间，可以确定在建元元年应征的，只有辕固生一人[19]。申培公在武帝初也曾应征，但身份不是贤良，而是以赵绾、王臧的老师身份被邀到朝廷“议明堂事”[20]。其他诸人，不是已经死了，便是毫无在建元元年应诏的证据[21]。因此，这段叙述所说“自是之后”，只能理解成为一段解释性的插话，意思说从汉武帝即位招致贤良文学以后，“五经”的官方解释，来自那几个儒者的传授，并非说这几名儒者就是被举的贤良代表。
第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已任博士，《史记》《汉书》都没有这以后他曾被免职的记录。而从汉文帝以来，应征的贤良，通常的出路就是任博士、即做皇帝的顾问官。所以，董仲舒已在博士任内，再被举贤良，是说不通的。而司马迁在叙述董仲舒做博士后，接着说“今上即位，为江都相”[22]，就行文看只能理解说他升了官，时间也可能不是建元元年，因为那时的江都相还有郑当时[23]。
第三，就《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举贤良对策”的内容来分析，不可能是建元元年的作品。尤其是第三策的结尾，公然提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而后“邪辟之说灭息”云云，在窦太后正在严密监督少年孙皇帝一举一动的建元初期，董仲舒居然有此胆量提此建议，却没有因此得罪，反而升了官，简直不可思议[24]。
所以，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只能说是元光元年。不妨举一旁证。汉元帝时统治集团内哄，刘向害怕同党肖望之等中谗被杀，上书劝皇帝学列祖列宗的样，对待有罪的大臣要宽容，举了四例，其中一例即董仲舒，说是汉武帝没有因董仲舒私著灾异书而杀他，结果“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25]。所谓定议，无疑指“天人三策”、“以《春秋》决狱”之类。刘向将这些“有益天下”的建议，都说是皇帝捕杀有过之臣而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是因它们的提出时间都在建元六年董仲舒下狱被赦以后[26]。
西汉儒术的先驱
司马迁说过“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27]”
他描写的情形，当然不止出现在历史上，更其存在于西汉中叶的现实中。但他引用了孔子的话，以为两派互相贬损，乃是由于“道不同”的缘故，却未必尽然。
拿司马迁熟悉的时事作证。被封为河间王的刘德，可谓儒学的纯正信徒[28]，不就因为“经术通明”而被“乡儒术”的仁弟汉武帝逼死了么[29]？可见道相同也会“不相为谋”。
不过，司马迁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谓罢黜百家，从根本上说只是罢黜一家，即罢黜“学老子者”；而所谓独尊儒术，也是对抗“世之学老子者”。
这里不拟讨论西汉统治思想的变迁过程。但为了解决本文开头提到的疑问，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概况也有必要。
事实要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说起。如所周知，那一年与秦争帝的齐国在秦兵面前不战而降，“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30]。然而统一伊始，要不要重新分封子弟同姓做侯王的辩论，便在秦朝统治者中间展开。荀况的学生李斯坚持一种主张，即当务之急在于使人们从思想上接受“一统皆为郡县”的新鲜事，“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31]为了政治统一的稳定，为了经济统一的进展，必须得到思想统一的保证，这个任务就被李斯用粗率的语言说出来了，而得到秦始皇用略为文雅的语言给予以肯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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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峄山碑》
同样如所周知，面对怎样实现“天下无异意”的问题，秦朝统治者遭到了那么严重的失败。他们本来以为，只要把古代典籍付之一炬，只要严禁各种派别的“私学”继续流传，便可消灭人们关于“封建”时代的历史回忆，便可保证秦朝的帝业由一世传到万世。然而，正如黑格尔评论秦始皇烧书时所说的，“这次焚书得到了到处相同的结果，就是那些重要的典籍仍然被保全了。”[33]而被秦朝统治者渗进五德终始说的法家学说，即所谓“法教”，作为历史上首先取得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秦朝的消失而被挤到后台去了。
接着登场的是黄老学说。它经过曹参提倡，在西汉文景二帝在位的那三十多年里盛行。黄老学说的经典是《老子》。但西汉统治者重视的不是老子的“学”，而是老子的“术”，所谓“君人南面之术”[34]。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因而西汉前期尽管没有留下什么研究《老子》学说的名作，却留下了不少有关皇帝对老子以阴柔为主的统治术揣摩得相当精熟的记录。拿文化政策为例。表面看来，从曹参废除挟书律以后，统治者崇尚黄老，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如汉文帝时朝廷曾派太常掌故晁错专程去济南向做过秦博士的伏胜学习《尚书》[35]。其实呢？崇尚黄老，就意味这把它当作一种尺度，要求各派学者都不得逾越它的规定。汉景帝时儒学一派的博士辕固生，因讥讽《老子》，而被盛怒的窦太后强迫去同野猪搏斗[36]，便是好黄老术的统治者对待异说的宽容限度的注脚。
然而单靠权术终究不能满足王朝统治思想的需要。如同秦始皇一样，刘邦以来的西汉君主顶关心的是自己宝座的安稳与威势。在他们眼里，学说的价值，要看它对于君主专制统治的有用程度而转移。旧扫帚使用年代久了，他们决不惮于再换一把。老子教统治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以在西汉前期成为时髦治术，一大原因在于刘邦出于短视而给子孙留下的隐患未除，那就是他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诸侯王，结果那班刘家无赖儿郎，非但没有如刘邦预想的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反而凭借优越的天时地利，接连成为割据者乃至帝位的觊觎者。
汉文帝因偶然的机缘登上帝位，外惧内藩，内惧权臣，“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37]。很自然地倾向用老子那一套来稳定并发展个人专制，即阳示无为，阴尚刑名，以计谋削弱藩国的势力。但在这里，实用的需要与学说的逻辑又发生矛盾。老子把小国寡民当作治至之极，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38]，在逻辑上必然引出维持现状最好的结论。文景二帝和他们的谋士，却把消灭诸侯割据当做最终的目的，而吴楚诸国藩王，岂但百般抵制君主的权力伸入自己的世袭领地，而且从四面八方投向天子宝座的贪婪目光，更使君主心惊肉跳，这就必然导致现状无法维持的趋向。因此，当西汉统治者愈来愈需要粉饰绝对君权的理论的时候，所谓黄老学说却愈来愈显得不中用。
还在汉朝初年，善于帮闲的叔孙通便制定朝仪，使刘邦尝到唯我独尊的甜头，而替儒生在皇帝身边争得了用雅言赞礼的地位。到了文景之际，精通《左传》的贾谊，首用《尚书》的语言称说政治问题的晁错，又相继显示儒者已学会替君主专制帮忙。他们为皇帝出过重要的主意，尤其是分散和剥夺各个强藩的实力[39]，成为文、景、武三代君主遵而勿失的国策。但他们更重要的贡献，也许在于从理论上重新阐述了君主绝对专制的必要性。著名的贾谊《过秦论》，最先提出秦朝所以短命，错误不在于废除诸侯，统一政教，而在于不明“攻守之势异”，“取于守不同术”[40]，实际上是批评汉高祖改变秦朝不封子弟同姓为诸侯的政策犯了历史错误。不那么有名的晁错《举贤良对策》，最先提出君主愈专制便愈神圣的观点，说是皇帝亲自过问并亲自裁决一切政教事务，才是真能继承神圣为臣莫及的五帝治术，而且说西汉统治老不安宁，咎在君权太轻，臣权太重[41]。这种要求尊君抑臣、强干弱枝的声音，在皇帝听来当然很悦耳，“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42]但在权臣强藩听来却不太舒服了[43]，于是他们非夭亡或杀头不可。后来公孙弘、董仲舒等以经术缘饰吏治，真正的理论先驱就是贾谊、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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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南宋庆元建安刘元起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尽管黄老学派拒不承认儒学于统治术有用，黜之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44]，可是贾谊、晁错他们的计谋终于取得效果，却显然改变了儒者有学无术的形式。汉景帝的顾问官名单里，增添了好几个儒家名流[45]，便是例证。
既然在占据政治思想舞台中心的黄老学派旁边，已经站着蒙受皇帝眷顾的竞争对手，紧盯住他们身披的统治学说华衮，那末二者之间发生火并，又怎么可能避免呢？
学老子者面临挑战
如果不想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本身分割开来，如果不想重复单靠理论演绎来说明观念演变的陈旧方法，则我们在考察西汉统治学说更迭过程的时候，就首先需要透过那些乏味的经学词句，去揭露它们背后存在的实际关系。
正像中世纪社会史上触目皆是的情形一样，西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充斥着错综的纠葛和激烈的争夺。君主专制的特性，使统治阶级各个派系间纷扰，必定集中表现为层出不穷的宫廷密谋。而在西汉，从吕后起便形成的母后干政的传统，又使宫廷政治往往环绕母子、祖孙、帝后或后妃之间的明争暗斗，出现一个又一个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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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走出中世纪》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前面已道及的窦太后，便是西汉中叶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一名主要脚色。汉文帝的这位遗孀，尽管早已双目失明[46]，却相继凭借母亲、祖母的独特身份，密切监督着她的儿皇帝和孙皇帝的一举一动。司马迁多次写到景武之际儒学受冷遇乃至被贬损，却不忘特别指明原因在于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好老子言，不说儒术”[47]。可知那时利用权力干预儒术独尊进程的主要障碍，正是窦太后的存在。
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和班固的补充，可以了解窦太后的大概形象：她年轻时做过吕后的宫人，以后靠退让和逢迎博得汉文帝及其母薄太后的欢心，因而虽失明却保全了皇后地位；等到“二十年媳妇熬成婆”，便立即追蹑大婆母吕后的脚印，运用多年宫廷生活养成的弄权经验，至死抓住政治控制权不放，以致当时的宫廷侍臣把这个专横的老太婆看作“女主”[48]。由此便不难理解，她那样爱好《老子》一书，貌似恪守曹参以来的传统治术，其实是因为它的某些说教符合自己由卑弱地位爬到权力顶峰的经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9]
事实表明，《老子》一书中间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例如说统治者应有自知之明，要能体察民心，不要胡作非为等，恰是窦太后所不理解不接受的。她陋于大体，溺爱幼子长女，放纵他们干政乱纪，又竭力替自己的家族成员谋取权势，经常迫使汉景帝陷于自坏法纪的困境。还在她刚立为汉文帝皇后不久，拥立文帝的元老周勃、灌婴等便担心她“复放吕氏大事”[50]，看来那并非多余的忧虑。因此，她愈强迫人们宗奉《老子》，愈显示自己不过在亵渎老子，利用老子。如同秦始皇用粗暴手段压制各家学说引起人们普遍憎恶法家理论的情绪一样，窦太后用更粗劣的手段排斥黄老学派的竞争对手，只能激使包括她的子侄在内的统治集团要角憎嫌老子，转向儒术。例如窦太后对干预当面否定《老子》的儒者辕固生实行恶作剧的惩罚，就引起汉景帝对辕固生的同情和援救[51]；而她曾出力扶持过的侄儿窦婴，也因她纵容长女为报复姑嫂私怨而玩弄阴谋废掉无罪的太子[52]，愤而支持儒学绌老子[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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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直解
倘说窦太后以母后干政比吕后有高明之处，那就是她替宫廷阴谋包上了特定学说的外衣。但所谓有利必有弊吧，别的野心家在玩弄宫廷阴谋以剥夺她的权力的时候，也会如法炮制。这个人已经出现了，他就是田蚡。
田蚡是汉景帝皇后王氏的同母异父弟。王氏在宫廷阴谋中就是个出色人物，她利用迷信博得汉景帝爱辛，巴结窦太后长女使其为自己儿子成为储君出力，又运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阴谋手段促使汉景帝下决心废掉已立的太子，因而挤掉候补皇后栗姬，而使自己变成皇后，儿子刘彻立为太子[54]。田蚡学乃姊的样子，刚进入宫廷便极力巴结窦太后那位炙手可热的侄儿窦婴。他读过几篇杂家著作，如《盘盂》等，能言善辩，会讨乃姊欢心，因而获得汉景帝宠幸，很快爬到禁军高级将领太子中大夫的显要地位。
前141年，汉景帝死了，“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55]这个新进的顾命大臣，登台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借重太后之弟的身份，把自己封做贵族，即武安侯。
虽说田蚡在思想上没有固定信仰[56]，但作为政治野心家，他却有一以贯之的贪欲，那就是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势。不消说，在宫廷内外搞掉窦太后及其家族的势力，以田氏专政取而代之，便是他的鹄的。时机也对他有利。正逢君位更迭之际，窦太后老年眼瞎，新皇帝年少易制，背后有今上母后作为奥援，他怎么不急于大显身手呢？
于是，窦田两家外戚集团争夺王朝最高统治权的火并，便在尊黄老还是尊儒术的形式下爆发。
推尊儒术的重大挫折
罢黜百家其实是罢黜黄老。前面已提出的这一点，我以为是考察汉武帝初期那场统治思想形势变革的基本线索。假如按照时间顺序，直接揭开实际政治矛盾的展开过程，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
田蚡选择了汉武帝登极后第一个元旦发难，让新皇帝下了求贤良的诏书。时机和题目都选得不错。因为在君主高度专制的古代，历来做举国臣民的大家长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新君正式建元，不仅是难逢盛典，而且会引起普遍的幻想，指望这位天子给自己带来甘露。帝国统治者是深明此理的，所以希望新君至少在表面上做一新耳目的文章，所谓“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57]。而对围绕新君的贵族大臣来说，这也是个扩张本集团势力并改组政权的良机，常借的题目便是要求达官贵人推荐有才有学敢说话的人给皇帝选用。
从司马迁透露的情况看，建元元年这次招贤良，就田蚡的用意，主要是为了援引两个人登台，就是做过汉武帝老师的王臧和他的同门赵绾[58]。他们都是《鲁诗》学者申公的弟子。申公是汉高祖在孔子故里接见过的儒生中间的仅存者，这个资格在当时黄老学者中间无人可比，拿他来做打击窦太后的石头，在那时当然颇为有力[59]。
不过，既然普遍招贤良，按以往惯例必定推荐出许多信仰别种学说的人物。显然依照田蚡的意向，丞相卫绾出面指责说：“所举贤，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60]引人注目的是罢斥名单中只有法家和纵横家，没有提及黄老。其实纵横家不过当作陪绑，被指明攻击的只有早已倒运的法家。为什么这样做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田蚡在试探窦太后的反应。因为汉文帝好黄老术只是为了掩饰好刑名之言，而窦太后正是依赖她的丈夫的幽灵才能控制政权，所以攻击申商韩非便意味着攻击黄老。当时小皇帝每天要向老祖母报告政事，任何措施都必须得到她的批准。但不知窦太后是没觉察呢，还是装糊涂，总之卫绾的奏议被核准了。这无疑使田蚡觉得计谋得到初步成功。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61]于是，卫绾只好生病，让出了丞相职位。但正当田蚡策划扳倒窦婴的密谋时，有个叫籍福的策士，却提醒他估量一下实力，并再次拿出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计策，建议田蚡推荐窦婴做丞相，自己就势任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62]。田蚡依计而行，结果不但轻易地获得窦太后核准，还意外地从窦氏集团中拉出了一个中坚人物，因为窦婴早对黄老术厌倦了，喜欢时髦的儒术。
前140年，在窦婴的协作下，田蚡的计谋推行得似乎不错。王臧当上了禁军统帅，赵绾也做了副丞相。申公被隆重地迎到长安，请他主持设计明堂——儒家以为显示天子代表天意的最高礼制。当然也出过毛病，如申公这个老头子到达后，大概世故太深了，竟对皇帝说出“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样只足以让窦太后悦耳的话，使得被母舅师傅哄得向往儒术的少年皇帝大为扫兴[63]。不过至此还没有遇到很大阻力。
然而田蚡等四人显然过低估了窦太后一党的力量，利令智昏了，结果被窦太后一个反击，便大败亏输。不妨引用司马迁的一段记载：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適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致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请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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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所谓隆推儒术，旨在贬斥黄老之术，而这场理论纷争，又无非是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密谋的掩护。这场密谋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窦氏集团。具体地说，目标有三：第一，分散这个集团的力量，强迫这班贵族子弟回到乡间采邑上去；第二，惩办这个集团中间最横暴的纨绔子弟，剥夺他们的贵族身份；第三，规定各个等级必需遵守的婚丧礼制，废除各级贵族在封国边境征收关税的特权，以建立某种稳定的统治秩序。这些目标，无论主持者的心术如何，倘能实现，在客观上有利于君主集权的加强和社会持续的安宁。但也正因为田蚡等人心术不正当，只是为了谋取田氏集团的私利，因而想用密谋去对付在几十年间用婚姻血统等联系起来的庞大势力，更其愚蠢地想利用十六岁的小皇帝去剥夺干预专制朝政达数十年的老祖母的权柄，难道可能不以失败告终吗？
就这样，所谓儒学绌老子，在西汉王朝的第一次尝试，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付出了颇为不上算的代价，两名主角被罢官，两名要角被杀头，连只是充当傀儡的汉武帝也挨了祖母痛骂，大失面子。至于董仲舒在这次大事变中起了什么作用，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作证。
罢黜黄老取得成功
然而，建元初的制礼改制，终究在皇帝的名义下进行。因此，窦太后那样粗暴地将它统统取消，决不会有助于汉武帝恪守祖母时代遗留下来的统治方式。前136年，即在窦太后去世前一年，汉武帝就在自己的顾问官行列里，除了已有的《诗》《春秋》博士而外，新增添了《书》、《礼》、《易》三经博士，合称“五经博士”，以此来表示他对窦太后崇拜的黄老言的憎嫌。
同时，窦太后可以强迫孙儿将母舅赶出朝堂，却无力禁止这个王太后之弟走宫廷的后门。因此，田蚡虽然在野，却继续干预朝政，并且广搜党羽以备再起[65]。
前135年，窦太后在君临天下二十二年之后，终于驾崩了。已经二十一岁并有了六年临朝经验的汉武帝，立即对目无天子权威的祖母实行报复：“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66]
倒楣的还是窦婴。他当年为支持皇帝以侄儿反对姑母，如今又以姑母的侄儿继续受到田蚡排挤，越发被冷落，连宾客也全部跑到田蚡门下，只剩一个“不喜文学”的老将军灌夫还认他作朋友。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那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
田蚡再度登台执政，主要政敌或死或垮，不是可以放手改制了吗？确实的，他任相伊始，便着手恢复昔日中断的事业：“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67]
从这次指名排斥的对象，突出黄老、刑名二家，可以证实所谓罢黜百家就是罢黜黄老，刑名即西汉法家属于同黄老有亲缘关系而遭受株连的一派。如前所说，董仲舒的对策，只可能是元光元年（前134）这次招贤良中间的产物。由于田蚡早已选择用儒术取代黄老术作为统治学说的形式，因而倘说董仲舒对策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对既定政策作出理论说明，就是说替一种由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冲突中间产生出的实际事实编造幻想，如此而已。
即使就田蚡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也不能过分估计。它在当时的影响，只限于官学范围。当然，把文化教育的权力，交给经学家垄断，对中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长远影响，绝不可低估。但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间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68]。受到汉武帝敬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的”[69]。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赵人徐乐、齐人庄安，同为典型的杂家，同样上书言事，同时受到汉武帝召见并叹为相见恨晚，而主父偃还赢得同时任何儒者都梦想不及的恩宠，一年内四次升官[70]。还有张汤、赵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以深刻为九卿”[71]，就是说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这些例证都出现于元光元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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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
民国影印本
至于公孙弘、董仲舒，当然是儒者。但拿他们的言行同孔子相比，那差别恐怕比黄老学者与老子见解的距离还大，正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推崇亚里士多德为神圣的情形一样。此点属别一问题，兹不具述。
回头再说田蚡。倘说建元初年他在推尊儒术名义下策划的种种措施还有点积极意义的话，那末他在元光元年以后的行为，表明他的目的只在取窦太后的地位而代之。不妨再引用司马迁的一段记载：
田蚡为丞相，“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诎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如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以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常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取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72]
可见，原先“令列侯就国，除关”等话头，这时早已被他置诸脑后。他喜欢的只余下儒者之“礼”，因为这种严格讲尊卑身份的等级规定，便于他强迫天下士人拜倒在自己的权势之下，所谓“以礼诎之”；又因为这种严格讲家族长幼次序的伦理观念，便于他依仗太后兄弟的地位控制皇帝，所谓“权移主上”。这样，他广收诸侯王重贿，反过来成为维护诸侯割据现状的代表人物，又有什么奇怪呢？
由上面的记录，已经可以看到田蚡与汉武帝的矛盾。只是依赖王太后的保护，田蚡才得以专擅朝政五年。但在他元光四年病死前，同汉武帝的矛盾已相当尖锐，致使汉武帝以后公开说，田蚡不死，就要灭族。[73]
然而汉武帝却没有停止在统治思想领域里独尊儒术的措施。相反，在田蚡死后，他将平民出身的公孙弘提拔为丞相，而公孙弘的起家便靠着“《春秋》杂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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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注疏》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唐]陆德明音义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
赘语
以上就是西汉中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过程。尽管这里描述的不过是它的轮廓，但就从这个大致轮廓已可说明，如果我们不把观念更迭，看成仅仅是观念自我变化的历史，看成似乎是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相脱离的历史，那末便可发现它的实际过程是别一种模样。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共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初期便指出的：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他们批评布鲁诺·鲍威尔那样的历史编纂家，指出这些学者只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任务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过去的历史，因而根本不提真正的历史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75]。看来，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通病，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便提供了这个例证。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前近代观念形态的变化过程，在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中间还是个薄弱方面，尤其是关于中世纪统治思想史即经学史的研究，似乎更少受到注意。因而我们不得不特别重视观念的还原工作。这里尝试就中国中世纪统治思想史上一个转折点进行事实的清理，谨就教于高明。
（一九八二年四月）
注释：
[1] “健全的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常识总是为它所不自觉的思想范畴所支配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页。）
[2]健全的常识“常常是很不健全的”。“例如，如果有人在哥白尼以前说，地球环绕太阳旋转，或者在发现美洲以前说，那边还有大陆，那就是违反全部健全的常识的。在印度、中国，共和国也是违反全部健全常识的。（同上注引）无需特别指出，黑格尔的话说于1816年，时当中国的清朝嘉庆二十一年。
[3]“汉武当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蚡、董仲舒、胡毋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全”。（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据《史记儒林列传》，汉武帝初征召过伏生之孙，此谓伏生，盖误。请注意名单排列次序，既非按行辈，也非按官爵，显然表明只按在提倡独尊儒术的实践中的作用排列。
[4]“建元六年（公元135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知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这是1949年以来出版的中国通史论著里，与众不同的一段叙述，但同书又说：“如儒家的独尊，不但由董仲舒首倡其议，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同前引，第198页）编者似乎没有注意，这个论断与前面叙述并不调和。
[5]为了使读者了解这种说法流传多么广泛，不妨引用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编《半个世界——中日历史与文化》一书里的一段叙述。这部由十三位知名撰稿人分别执笔的著作，自1973年出版以来，在西方颇为流行。其中讨论中国的哲学和宗教的第四章（陈荣捷执笔）这样写道：公元前一四零年（建元元年），武帝问贤良文学之士对于天命及有关政府的意见。……董特别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的话很中听，武帝即命他为（江都）相，所以在被举应策问的一百多人中，只有儒家被留下。”（见该书梅寅生中译本，台湾枫城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
[6]刘彻生于汉景帝元年（前156），七年（前150）被立为皇太子。汉朝储君提前于十六岁行冠礼。刘彻于景帝后元年三年（前141）正月甲寅行冠礼，十天后景帝死，他即皇帝位，时方满十五周岁。见《汉书·景帝纪》。一般通史著作系武帝采纳罢黜百家议于建元元年，当据《汉书·武帝纪》。一般通史著作系武帝采纳罢黜百家译于建元元年，当根据《汉书·武帝纪》谓此年冬十月诏举贤良，丞相卫绾请罢其中“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的记录。按汉武帝初仍沿用秦颛顼历，以建亥为岁首，以冬十月为岁始，建元元年冬十月即在景帝后元三年同一年，时刘彻即帝位八个多月。
[7] 《史记·儒林列传》。
[8]“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成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叙。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赞》）司马迁曾经不无讽刺地描写过的“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史记·封禅书》），到班氏父子笔下，却变成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一项丰功伟绩。这篇颂词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9]“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这是汉人说董仲舒是独尊儒术首倡者的今存最早记录。它的可靠性如何，将在下面讨论。
[10]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
[11]“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甾川国复推上弘。……上策诸儒……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下擢弘为第一。“（《汉书·公孙弘传》）按，《武帝纪》、《公孙弘传》、《董仲舒传》均引录汉武帝策问原文，内容完全一致，可知是同年同次策问。
[12]“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中废为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史记·儒林列传》）按辽东刘邦庙发生火灾，时在汉武帝建元六年（见《史记·儒林列传》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可知董仲舒任江都相必在此以前。
[13]《汉书·董仲舒传》。
[14]《史记》提及汉武帝建元元年求贤良活动的记载，有六处：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封禅书》）
“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袁盎晁错列传》）
“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张释之冯唐列传》）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整以贤良为博士。”（《平津侯主父列传》）按弘即公孙弘，为相后封平津侯。
“及今上即位。……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儒林列传》）
“今上初即位，富以贤良征固。”（《儒林列传》）固，辕固生，《齐诗》学者，汉景帝时任博士。
以上六则记录，除邓公一则的时间概念不太确定外，其他都可确知为建元元年事。但建元年间在《史记》中别无招贤良的记录，故邓公一则也可判断为建元元年事。
[15]《史记》提及元光年求贤良的记载，凡两处：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封禅书》）
“及窦太后崩，……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儒林列传》）
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前135），明年即元光元年。
[16]《史记》提及元光五年征文学的有一处：
“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葘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秦，天子擢弘为第一。”（《平津侯主父列传》）
[17]公孙弘在汉武帝时被举应诏对策只有两次，这一点在《史记》《汉书》中均无异辞。而据《史记》的《封禅书》《儒林列传》，公孙弘在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便再度被举对策，并获得汉武帝的青睐，由太常所定下等而跃居对策者首位，也无异辞。此后公孙弘便没有再度遭贬罢官的记录，当然也不可能到元光五年三度被举对策。因此，《史记·平津侯列传》所说的五年，只能判作“五”字与“元”字形近而讹，获悉是传抄致误。
[18]“据清代学者考证，董仲舒、公孙弘等，在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后，就都已被举对策；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当在这时提出。所以班固在本篇中把仲舒、弘等应诏对策系于元光元年，盖误。”（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0页注），这里所引清代学者考证，可参见《汉书·武帝纪》王先谦补注引诸说。
[19]“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史记`儒林列传》）似乎无需提请读者注意，辕固生再次被征贤良，是在免官家居以后。
[20]“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加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史记·儒林列传》）此事可确定在建元二年。
[21]据（《史记·儒林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其时伏胜已死；胡毋生为公孙弘师，武帝初征弟子不征老师，说明胡毋生也已死。
[22]《史记·儒林列传》。
[23]《汉书·百官公卿表下》于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左右内史目内谓：“江都都郑当时为右内史，”在此以前，郑当时曾任鲁中尉、济南太守（见《史记·汲郑列传》），则其任江都相当在建元三、四年间。注已指出，董仲舒任江都相必在建元六年辽东刘邦庙发生火灾以前，据此则可能被郑当时所代，也可能是接替郑当时，因无史料可证，姑且置疑。
[24]当然也可作出相反解释，即正因董仲舒提出这一建议，受到汉武帝赏识，所以才由秩比六百石的博士超次升为秩二千石的诸侯国相，而由于汉武帝推总如数的活动受到窦太后压制，因此董仲舒才又从江都相降为秩比千石的中大夫，即司马迁所谓“中废”。我于数年前修订《中国历史文选》时，仍然相信清代学者关于董仲舒、公孙弘对策提出于建元元年的考证，便处于上述理由（见前注18）。但那以后多次披阅《史记》《汉书》有关记载，不得不日益倾向否定原有理由。如下文所说，独尊儒术有个曲折过程。当窦太后尚在世时，没有任何材料可说明，当时利用儒术的集团敢于提出除儒术而外都是应该灭息的邪辟之说的绝对主张。因此，班氏父子将董仲舒对策系于他任江都相前，又不肯明言对策的确切年纪，显然有意制造错觉。
[25]“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26] 参看上注引刘向使其外亲上变事疏所举其它三例，即汉高祖对季布、汉武帝对儿宽和汉宣帝对夏侯胜的叙述，请注意行文四例相同。
[27]《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8]“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史记·五宗世家》）他是汉武帝的异母兄。
[29]“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文以五策，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名臣奏》载社业奏语）。
[30]《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31]《史记·秦始皇本纪》。
[32]“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33]《历史哲学》，王造始终译本，第164页。
[34]《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又，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曾强调道家比任何学派都高明，因为它提供了最好的统治“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35]“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又《儒林列传》所记同。）
[36]事见《史记·儒林列传》。
[37]章太炎《论诸子学》论道家语。见朱维铮、姜义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38]《老子》六十章
[39]“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按贾谊之议见其上文帝疏（《汉书》本传），晁错之计即”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记》本传）。又，贾谊在文帝时所上《治安策》，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并设计了具体办法（详见《汉书》本传）。后来主父偃的“推恩”计，不过是贾谊计谋的再版，于策略上算不得什么发明。
[40]《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引《过秦论》。
[41]“臣闻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倶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犹五帝佐也。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传万事，愚臣不自度量，窃为陛下惜之。”（《汉书·晁错传》）希罕学老子者强调皇帝应该“无为”，学黄帝至尧舜的“垂裳而治”，晁错却强调五帝事必工勤，其意向自不难理解。但孔子也称道舜“恭已正南面而已”，可知晁错实际是用儒家语言粉饰申韩法术。于此也可以看到汉朝的儒术与先秦的儒学，其差别恐怕不亚于先秦时代的孔老分歧。
[42]《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汉文帝与贾谊长谈鬼神事以后的赞语，但也可表明他对贾谊的学问多么欣赏。
[43]汉文帝初，“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下议以为贾生任公卿知微。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他们的压力多么可怕，由汉文帝不得不遣发贾谊远去长沙做官，晁错的老父为了怕牵累自己而先行自杀，接着汉景帝被迫将晁错骗到法场杀头，便可想见一斑。
[44]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语。司马谈属于黄老学派，此语可以代表景武之际“学老子者皆绌儒学”的要点，似无需详论。
[45]例如《齐诗》学者辕固生，《春秋公羊传》学者胡毋子都，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均任博士。又，《鲁诗》学者申培公的弟子王臧，被汉景帝任命为太子少傅。均见《史记·儒林列传》。
[46]窦后在汉文帝未去世前已因疾失明，见汉书·外戚传》孝文窦皇后传。
[47]《史记》明言窦太后好黄老术而反对儒术的主要篇目有：《封禅书》，《魏其武安侯列传》，《儒林列传》，《万石张叔列传》，等等。又，《汉书·外戚传》：“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可见汉景帝“不好儒”，实因迫于母威而不得已。
[48]“诸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史记·梁孝王世家》后附诸少孙曰）
[4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20页。
[50]“窦后兄长君，第广国字少君，……家于长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此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又复放吕氏大事也。’”（《汉书·外戚传》）三十年后，窦太后向景帝说及窦长君生前不得封侯，尚切齿痛恨，于是以周勃之子周亚夫再次阻挠王皇后兄封侯为由，挑起景帝对周亚夫的恶感，终于置周亚夫于死地。（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51]“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史记·儒林列传》）
[52]“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不许。长公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短。”“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帝亦有贤之。”（《汉书·外戚传·孝景王皇后传》）”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同前孝武陈皇后传）长公主刘嫖，即窦太后长女。太子即栗姬之子刘荣，离为太子四年，被废为临江王，颇得当地人心，后因小事被景帝下狱，自杀。（《史记·五宗世家》）。窦太后在此次子废立事件中作用不详。但司马迁说。“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史记·梁孝王世家》），可知她是别有目的而支持废刘荣。
[53]“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有如两宫螫将军，则妻子毋类矣！’”（《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裴骃集解引张晏曰：“两宫，太后、景帝也。”）窦婴喜侠，后好儒术。
[54] 详见《汉书·外戚传》孝景王皇后传。
[55]《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传谓：“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辨有口，学《盘盂》诸书，王太后贤之。”
[56]同上传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杂家书，兼儒墨名法。”按此系托名黄帝史孔甲所撰之晚出伪书，已佚。
[57]“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不如窦婴，使王太后出面要武帝以婴为丞相，已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献名。”（同上传）
[58]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赵为御史大夫。”（《史记·儒林列传》申公传）按王、赵，君由于田蚡联合窦婴推举，方得擢居显职，详下引文。
[59]“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之见高祖于鲁南宫。”（《史记·儒林列传》）按申公为荀况门人浮丘伯的弟子（见《汉书·楚元王传》），西汉令文《鲁诗》学派的开创者，也是《春秋谷梁传》的传人。
[60]《汉书·武帝纪》。按卫绾出身武士，以谨守职分受文、景常识，“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汉书·卫绾传》）。武帝被立为太子后，他曾任太子太傅，与王臧同事，而武帝即位后不久，他就因不称职罢相。可以推知此疏不可能出自他本人的主意。
[61]《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62]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同上传）
[63]“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吏，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第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史记·儒林列传》）
[64]《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65]“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同上传） 。
[66]同上传。
[67]《史记·儒林列传》。
[68]《史记·韩长孺列传》。
[69]“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净，则丞史而任之。……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史记·汲郑列传》）
[70]详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71]《史记·酷吏列传》。张汤得到汉武帝重用，也是得到已任丞相的田蚡的印荐。可知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是从政治上打击窦氏集团的借口，只要学刑名术者归附于己，照样可得重用。
[72]《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73]“淮南王安谋反觉，治。王前朝，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大王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放矣。’”（同上传）
[74]《史记·儒林列传》。公孙弘做过狱吏，牧过猪，中年以后方学《春秋》杂说，自述胡毋子都的弟子。他受汉武帝赏识，原因不在学，而在术。司马迁对此人有过深刻揭露（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然而公孙弘任学官时，为了排斥异己，树立党羽，提出让博士带弟子，博士弟子员分等补官，却使儒学得以成为一般读书人做官食禄的唯一途径，因而巩固了新获得的统治学说地位。因此，所谓“独尊儒术”，发难于田蚡而成功于公孙弘，则是没有疑问的。
[7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36诸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