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国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场形塑了现代世界面貌的伟大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以大革命历史为中心线索和关键切入点，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观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与清算，逐渐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次系统思考，发生在《菜菌报》工作期间。此时的马克思将自己自少年时代便开始自发接受的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精神转化为一种理性的德国哲学形式。
在大革命理性自由主义精神的鼓舞下，马克思已经有多篇文章直接介入与普鲁士当局的政治斗争。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引用了大量的法国大革命史料。
例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可以归入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永恒”原则的传统。随后，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中，马克思列举了大量法国大革命史实以及《人权宣言》中关于自由精神的闸述，为言论自由原则和传统辩护。
马克思还引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伟大演说家米拉波的例子，批判诸侯等级颠倒的逻辑。马克思颂扬了米拉波维辩的演说才能，借以讽刺德国新闻出版业在书报检查制度下的日渐枯萎凋谢。
在谴责普鲁士政府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干预，抨击普鲁士国家反理性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发现，普鲁士的国家制度、法律、官方报刊无不披着自由的伪装而进行反自由的活动。
这与其所信仰的国家乃是自由的最高实现者——黑格尔国家观发生严重冲突，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产生动摇。
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之花在马克思身上生动地展现出来，就像他的思想导师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希望完整地洞悉现实。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只是希望在人类历史上，而非在上帝的统治中观察现实世界。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对德国现实问题的历史性诠释中逐渐萌发出唯物主义的幼芽，而法国大革命正是马克思发生思想转变的重要主题。正是在对1789年和1830年法国革命的历史总结中，马克思吹响了对德国旧哲学“末日审判的号角”，迈出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亲近、接受继而批判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独立的思想发展过程的起点。因此，无论是探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还是其唯物史观的构建，都应该从分析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而法国大革命始终是贯穿这一批判的中心线索。
对于马克思来说，如何看待黑格尔的法哲学，一直是他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法哲学的忠实信奉者，相信理性和自由的力量。
但是当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试图按照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去反对“现实的国家”，却发现诉诸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根本无法批判和改变德国的现实处境，于是他找到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问题所在，并试图对其加以批判。
对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展开批判，也由此成为马克思研究的新课题。由于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马克思因此需要从历史上研究国家与法的沿革与变迁，以便为他的哲学批判提供历史依据，马克思迅速将目光聚焦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精神现象学》中，马克思“寻求到了一种历史感”。自《法哲学原理》以来，黑格尔围绕法国大革命就自己的国家学说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可以说，黑格尔的国家观正是建立在其对法国大革命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上。
黑格尔一方面对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作出肯定回答，认为它的爆发意味着现代国家的到来。通过反思大革命的政治实践，黑格尔提出法国大革命中凸显的自由理念足以彰显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指导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
同时，黑格尔认为，在法国革命的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导致了一种与其目标直接背道而驰的结果，导致了雅各宾派式的暴政和恐怖。雅各宾派执政的失败表明国家必须在法国革命尝试过并且失败之处取得成功，即在现代历史中实现理性。
马克思则通过对《莱茵报》工作期间的总结与反思，得出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指导现代社会基本建制的基础并非是理性，而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诉求也并不彻底，因此还需要进行新的革命，马克思希望自己能够超越黑格尔理性主义的这些症候。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之所以会对现代国家产生误解，究其根本是因为他误解了法国大革命。因此，马克思希望通过回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身，重新思考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他在1843年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工作。
从《莱茵报》辞职后，马克思重新退回到书房，在1843年5月至10月间短暂留居在普鲁士的小镇克罗茨纳赫。在这里，他开始了对世界历史和政治的系统研究工作，摘录了大量古代和现代历史学家的二十四本著作，形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
在马克思摘录的书籍中，多数是阐述法国历史的，其中又以法国大革命为核心内容。在这部笔记中，马克思将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西方文明从封建主义到现代性的漫长社会演变过程中，并把它理解为“现代国家的诞生史”。
通过对大革命期间法国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等问题的考察，马克思初步掌握了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线索，构筑了他对哲学问题作历史考察和对历史问题作哲学思考的双向研究路径。
在这一时期，他把研究大革命所得到的思想成果直接用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把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后面的多部著作中，由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都可以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身影。
通过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系统研究，以及在同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大革命史实的具体运用，马克思逐渐走向黑格尔的反面，实现了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由此开启了新的哲思征程。
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思考与系统研究，主要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尤其是其国家观的批判迂回进行的，马克思从法国大革命的史实出发，得出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国家理念，理清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在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开了一个头，打开了“唯物主义历中观的方向与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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